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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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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什么？——记忆既有其生理基础，亦可作心理层面的阐释，同时，经由哈布瓦赫的理论开拓，也被认为具有丰富的社会属性。本书指出，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记忆由世代之间传承的动态过程所奠基。关于过去的形象以及知识往往通过仪式操演实现传递与延续，这种记忆在根本上是具身的。以文本和图像为代表的刻写实践，在历史诠释中居于认知之先，而在无形中延续记忆的身体实践长久以来却遭到忽视。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提出“体化实践”概念，使之成为记忆领域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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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1940—2019）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他的研究主要关注记忆、身体、惯习与社群的关系，著有“社会记忆三部曲”——《社会如何记忆》（1989）、《现代性如何遗忘》（2009）和《哀悼的精神》（2011）。他长期以独立学者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也曾担任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研究员、伦敦大学日耳曼语和罗曼语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纳日碧力戈
内蒙古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曾任美国卡尔顿学院讲席教授（2005—2009）。全国首位人类学/民族学长江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二批“草原英才”领军人才。出版各类著作30部，代表专著有《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姓名论》《语言人类学》等，译著有《文化的解释》《社会如何记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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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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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章 社会记忆
第二章 纪念仪式
第三章 身体实践
主题索引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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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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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把记忆看作个体官能。不过，有些思想家一致同意，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是存在的。我同意这个假设。但是，这种社会记忆现象在哪里发挥最举足轻重的作用？恐怕我对此另有所见。
于是就有本书涉及的问题：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持续？此处，群体一词用于广义，有某种灵活性，既包括面对面的小社会（如村寨和俱乐部），也包括广有领土的社会（如民族国家和世界宗教），其多数成员并不能彼此亲知。
自然，读者可能会预期，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持续，会导致对政治权力维度的社会记忆或者无意识因素维度的社会记忆加以关注，或者兼而有之。以下行文对这些问题时有涉及，但有意不加以明确化和系统化。依我所见，研究这类问题，具有难以置疑的价值。因为事实的确如此：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权力等级。所以，举例来说，当今信息技术的储备，从而借助信息处理器来组织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合法性，是控制和拥有信息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此外，我们不再相信那些历史“主题”——无产阶级、政党、西方，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支配性叙事（master-narratives）的消失，而是意味着它们作为我们当今形势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无意识中仍然起作用；换言之，它们作为无意识的集体记忆，存而不去。
如果本书没有明确涉及政治和记忆的无意识性，这并非由于作者对它们的重要性持有任何怀疑，而是由于此处提到的是一个不同的论点：这个论点并非与刚才所坚持的立场不兼容，而是可以作独立的研究。如果从开始就注意两点自明之理，该研究的目的也许就得到最佳说明了。一个关注记忆本身，另一个关注具体社会记忆。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从记忆本身来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过去的知识。我们在同过往事件和事物存在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不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对应我们能够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现在的体验有所不同。于是，由今我推演故我就有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有人会说是歪曲——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也因为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者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应该强调，这个过程触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普鲁斯特（Proust）向我们表明，马塞尔（Marcel）见到斯万（Swann）面孔的记忆如何又被新的记忆所填充。因为马塞尔年轻时在所有上流俱乐部里人人皆知的当年那个斯万，极不同于由马塞尔的姑祖母创造的——从而马塞尔“所见的”——出现在贡布雷（Combray）晚会上的那个斯万。当时，斯万在其他地方如此受欢迎，马塞尔的姑祖母却像一个喜欢漫不经心地把收藏家珍品当一般贱品摆弄的孩子，以粗朴的童稚待他。出于无知，马塞尔一家在为自己建构那个斯万的时候，忽略了他在当时上流社会中的许多生活细节；这些细节使其他人在见到他的时候，看到他脸上蕴含的所有风雅。在这张全然失去魅力的脸上，积淀了与马塞尔一家无拘无束、友好相处的那段时光，挥之不去。斯万的脸庞，他那“肉体的皮囊”，如此饱含这段往日的记忆，“他们自己那特别的斯万”，对于马塞尔一家来说，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活物”。因此，普鲁斯特提醒我们，即便像我们描述成“看见我们认识的某个熟人”这般看似如此简单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心智过程；因为我们在这类谋面者的形貌上，倾注了事先形成的所有关于他们的概念；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这些谋面者的总体图像中，这些概念占有首要位置。结果，“它们如此完美地衬托出他的脸庞，如此精巧地勾勒出他的鼻子轮廓，如此和谐地融入他的嗓音，好像它不过是一具透明的皮囊，我们每次见到这张脸或者听到这个声音，都会辨出这些概念，听出这些概念”。
至于社会记忆本身，我们会注意到，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假设。当代际交流受到不同系列的记忆阻隔之时，这种情况也许最为显著。跨越不同的世代，不同系列的记忆经常以暗示性背景叙事的形式，互相遭遇。这样一来，不同辈分的人虽然以身共处于某一个特定场合，但他们可能会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绝缘，可以说，一代人的记忆无可挽回地锁闭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中。普鲁斯特向我们指明令人窘迫的异化效应，那种精神受挫的感觉，这是由不可同日而语的记忆交叉引起的。他用马塞尔的经历说明：当他离开很久又回到上流社会后，初次试图和一位美国年轻女子谈话时——她已经从被视为当时最时髦女人的德盖尔芒特（de Guermantes）伯爵夫人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但马塞尔却对德盖尔芒特伯爵夫人的名字全然不知。和她的谈话是惬意的，只是马塞尔对她谈论的多数人的名字感到陌生，这使他感到为难，虽然他们正是那些组成当时雅士社会的核心人物。对方也是如此：在她的要求下，马塞尔讲述了许多过去的轶事，他说出来的许多名字都对她毫无意义，多半没有听说过。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年轻，而且是因为她没有长期住在法国；她第一次到来时，谁也不认识，只是在马塞尔隐退数年后，才开始涉足上流社会。他们的谈话莫名其妙，因为他们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圈子，但相隔25年。因而，他们俩虽然用同样的语言作一般交谈，但在说到名字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说，当他们寻求交流被社会认可的通行记忆时——他们没有任何共同语汇。
因而，我们可以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这些论点虽然不假，但照这个样子提出来，还不够充分。因为我想论证，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持续的。
为了说明何以如此，我首先要考虑一个自相矛盾的例子：法国大革命的例子。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例子，因为要是有什么地方你不期望找到正在起作用的社会记忆的话，那肯定是在大革命的年代。不过，关于法国大革命有一件事容易被忘记，即它和所有开端的情况一样，涉及回忆。另一件事涉及砍头和换装。我认为这两件事之间有联系，且这联系是可超越这具体例子而被一般化的。我还认为，对上述问题——群体的记忆如何传送和持续——的答案，涉及把回忆和身体这两样东西，以我们不曾想过的方式放在一起。
我们之所以不曾想到这样做，是因为在回忆被当成文化活动而非个人活动的时候，它容易被看成是对一个文化传统的回忆；反过来，这种传统也容易被想成是某种被刻写（inscribed）的东西。确实，两千多年以来，明确解释活动的整个历史，都以有利于这种预设的方式运行。确实，在迄今为止的长时间内，解释学的一致性，被认为在于一种程序的一致性，这种程序原则上可适用于任何可以具有意义的事物和实践。法律和神学的文本、艺术作品、仪式活动、身体语言——都可能是解释活动的对象。然而，尽管身体实践在原则上被包括进来，作为可能的解释对象，实际上，解释学却已将刻写作为自己的优先对象。它由它的历史过程兴起，并在其历史过程中，不断回归那种和传统的关系中；这种传统的焦点在于刻写事物的传送：文本，或者至少被认为相当于文本并且可以说按照文本的类似形象构造的书面证据。
正是由此对立的背景出发，我寻求描述一种既在传统中又作为传统的非刻写式的实践如何得到传送。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也许应当让读者有所警示。以下行文与其说采用了一种论文形式，不如说采用了一种分析探索的形式和积累的方法。尽管要讨论的是各种不同的话题，但它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关系可以表达为：它涉及焦点的不断缩小。如果社会记忆存在的话，我会辩称，我们可能会在纪念仪式上找到它。但是，只有在纪念仪式是操演的时候，它们才能被证明是纪念性的。缺少一个有关习惯的概念，操演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一个有关身体自动化（bodily automatisms）的观念，习惯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我将试图表明，社会结构中有一种惯性，没有任何一个关于何谓社会结构的现行正统学说对它有过确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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