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变形金刚全新漫画战火重燃+故土难归+绝境逢生(全3册)(能量块宇宙系列合订本,刚丝不容错过,美国漫画
》
售價:HK$
224.4

《
看见国家宝藏:60件国宝讲述中华文明
》
售價:HK$
140.8

《
劫掠、贸易与海洋帝国:海上劳工与英格兰的崛起,1570―1630
》
售價:HK$
107.8

《
新HSK教程1
》
售價:HK$
97.9

《
辨证录:彩图版全本:全两册
》
售價:HK$
217.8

《
灰度空间 : 城市贫民的地下经济
》
售價:HK$
74.8

《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绘本馆(第三辑)领略建筑艺术之美——故宫是怎样建造的?
》
售價:HK$
41.8

《
日本刑事诉讼法
》
售價:HK$
184.8
|
| 編輯推薦: |
|
本书以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发展史为经,国内外经典作品案例为纬,构建“史论评+访谈录+专题研究”三维研究体系,展现儿童影视研究的学术纵深。
|
| 內容簡介: |
|
本书对儿童影视领域展开了深入且全面的探讨,涵盖了儿童影视理论与实践的诸多方面。书中细致分析了儿童影视的特点,它有着独特的叙事节奏、鲜明的色彩运用以及符合儿童认知的情节架构。同时,也深入剖析了儿童影视的主题,家庭与亲情主题展现了温暖的家庭氛围和深厚的情感纽带,让孩子们感受到亲情的珍贵;友情与社交主题则引导孩子们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培养良好的社交能力;冒险与奇幻主题激发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带领他们进入一个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
|
| 關於作者: |
|
杨爱君,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戏剧与影视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影视理论与创作研究。现任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秘书长、天津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评委、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负责人,且受聘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等评审专家。主编《中国儿童电影蓝皮书(2023—2024)》;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10项;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导演、编剧电影7部、微电影11部,均获奖;编剧电视剧作品2部、话剧2部,均公演;多个作品获得国内、国际奖项。
|
| 目錄:
|
目录 第一章 特别策划 初心不忘 砥砺前行——写在纪念中国儿童电影诞生百年之际 《哪吒之魔童闹海》“文化现象”的标志性意义评析 以童真跨越文化隔阂——从电影《小鞋子》与伊朗学者的交流分享谈起 童话狼的秘密——儿童卡通片中的狼以及它所代表的成人世界 中国儿童电影地图的精心绘制——评《一个世纪的纯真——中国儿童电影百年文集》 第二章 访谈录 打通中小学生影视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黄军会长答中小学影视教育的现状与展望之问 儿童电影的创意生产与发展困境——专访德国儿童电影导演弗兰克·史托叶 导演专访 | 白志强:做一个讲故事的人 藏族地区儿童与黑颈鹤的隐喻同构关系——《千里送鹤》导演拉华加访谈 第三章 国产儿童电影专题 叛逆青春——国产儿童电影伤痕叙事法则研究 国风服饰在当下国产动画电影中的艺术呈现与美育价值 童心与市场——儿童电影实现口碑与票房双赢的协同路径研究 国产儿童奇幻电影的教育反思——以影片《外太空的莫扎特》为例 国产儿童电影中原生家庭因素研究 儿童解放与成人介入——“儿童年”时期电影教育运动再论 主体性迷失——百年中国儿童电影中“被建构的儿童” 第四章 外国儿童电影专题 北野武儿童电影《菊次郎的夏天》的含蓄叙事 德国儿童电影《完美魔镜》的类型特征与叙事策略 《超级英雄》——用生命演绎一场盛大的英雄梦想 反抗、弱者与伦理——达内兄弟电影中的青少年形象研究 身体关照与道德实践——印度尼西亚残障儿童题材电影的社会参与路径 儿童电影的历史回溯与美育浸润 理想“乌托邦”的建构与自反——数字时代好莱坞动画电影的异质空间呈现 中巴合拍动画电影《奇幻森林之兽语小子》美育价值分析
|
| 內容試閱:
|
初心不忘 砥砺前行——写在纪念中国儿童电影诞生百年之际 窦春起 摘要:为纪念中国儿童电影诞生百年,本文回顾了新时期儿童电影的发展与繁荣。本文梳理了国家政策对儿童电影的支持,以及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在产量和奖项方面的成就;探讨了儿童电影的定义、创作规律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指出了儿童电影发行的挑战,并提出了多渠道发行的解决方案。展望未来,本文强调了青年人在推动儿童电影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为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儿童电影;政策支持;多渠道发行 为纪念中国儿童电影诞生百年,本文从新时期以来儿童电影创作生产的发展繁荣,从全社会关注、扶持儿童电影的角度,谈谈我所经历的儿童电影。 多年来,儿童电影一直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1998年,我曾经在《快乐天使(优秀儿童电影剧本选集)》的“序”中写道:“中国的儿童电影的确处于得天独厚的位置。在一个有着三亿多儿童少年的国度,成长着一家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儿童电影专业厂。国家规定每年要生产一定数量的儿童故事片,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影片摄制予以资助,全社会都在关心儿童电影的状况,发行放映部门给予特殊的安排,若干电影评奖中都有专项奖励,亿万儿童少年观众要求看到更多好影片……仅这些就已经够优越的了,连外国的同行们都十分羡慕。因此,有责任感的儿童电影工作者没有理由不认真地操作,面对孩子们献出自己的爱心。”这些是我在从事儿童电影工作的经历中获得的认识和感悟。 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与繁荣,始于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文艺的各个领域都开始复苏。检阅中国电影复苏的标志,我以为可以是于1980年4月29日举行的文化部优秀影片授奖大会和于同年5月23日举行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我有幸担任了这两次大会的司仪,见证了一大批优秀电影作品脱颖而出的盛况。第二年,中国电影家协会便举办了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于是出现了新时期最初获奖的儿童影片:《啊!摇篮》(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导演谢晋)获得1979年中国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苗苗》(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导演王君正)获得1981年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此后,儿童电影的产量稳步增长,在国内各类有关评奖中频频获奖。 1981年3月,党中央书记处两次讨论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提出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文化部党组积极落实党中央指示精神,同年4月,决定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1987年8月改称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本文简称童影厂),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负责筹办,推荐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担任首任厂长。于蓝同志重任在肩,带领职工克服种种困难,几年之内,童影厂便初具规模,成为年产5部儿童电影的专业厂。1984年11月,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创立;1985年设立了儿童电影的专项奖“童牛奖”;1989年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于蓝同志于1986年12月卸任厂长(由宋崇同志接任)后,继续身体力行,关心着儿童电影事业。 从1986年起,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电影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全国年产12部儿童影片,规定童影厂承担5部,其他各制片厂承担7部,同时出台了资金补贴的措施。1986—1998年,童影厂做到了年产5部影片从未间断。从1981年成立到2021年,童影厂共生产儿童电影134部,斩获国内外奖项150多项,为新时期以来的儿童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发展和繁荣儿童电影创作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证作用”。 在1993年初全国电影发行机制改革之后,儿童电影面临“资金不足,发行不畅”的更大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广电部副部长田聪明依然表示:“儿童片每年要保证12部,砸锅卖铁也要拍。”表达了主管部门领导支持儿童电影的决心。当电 影改革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制片行业时,有关部门又加大支持力度,促使儿童电影出现了高产的局面,甚至有些年份产量达到五六十部。 在历年全国电影工作的总结中,儿童电影的创作生产情况都会受到关注。比如,电影局在回顾1996年电影工作的报告中有:“儿童题材电影创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其中,《我也有爸爸》、《红发卡》、《鹤童》以及《男生贾里》,不是在全年儿童题材影片中名列前茅,就是在全部故事片中也是比较出色的。”又如,在回顾1998年电影工作的报告中有:“以《花季雨季》《快乐天使》等影片为代表的儿童片,表现了创作者更加理解儿童的心理,熟悉他们的生活,紧紧抓住‘童趣’ 和‘快乐’做文章,进而达到寓教于乐。”40多年来,中国儿童电影产量丰硕,优秀影片不断出现,这主要得益于各级有关主管部门的关注、支持和政策导向的保障作用。 当然,在全社会都十分关注儿童电影的背景下,影片生产的管理者深感责任重大。我曾在“长沙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中央提出‘三大件’(注:指繁荣长篇文学、儿童文艺和电影),童影厂就占了两件,不出好作品是不能交代的。我们小厂也要以精品思路来认真操作。我们的目标是拍出可以进入精品工程的电影。这需要我们扎扎实实、认真研究落实,以满足亿万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压力就有做好工作的动力。 儿童电影要坚持为儿童少年服务的宗旨。儿童少年,尤其是在校的中小学生是儿童电影观众的主体。儿童电影要达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我们对儿童电影的基本把握就是“健康有益,喜闻乐见”。我认为:“儿童电影应该特别注意有助于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意志品格的锻炼、科学知识的增长以及团结友爱精神的培养,总之,一定要有利于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同时,作为文艺作品,还要符合儿童电影特定的审美主体——少年儿童观众的欣赏心理和欣赏习惯,否则,就会失去儿童电影作为电影的一个品类而独立存在的价值。” 对于儿童片的定义,多年来也时有讨论。当然,这离不开中国的国情和儿童片创作的实践。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表达自己的理解。比如:“我觉得儿童影片还是要具备儿童片的特点,即以儿童为主要对象,对儿童进行教育。”“我认为,儿童片就是指为儿童拍摄的影片,即为儿童本身的欣赏娱乐、扩大眼界、接受教育等精神需要出发而拍摄的,适合于他们的欣赏特点和理解能力的影片。”“每年中影公司都要选一些外国儿童片进口,标准是为儿童拍的、由儿童主演、给儿童看的。”“儿童故事片也不能只指反映儿童生活的故事片,而应当是主要为儿童拍摄的故事片。”“有‘孩子气’的电影,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电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剧作家张之路对儿童电影的对象、题材以及创作的实践性做了较全面的分析,归纳为:“今天我们界定一部电影可不可以算儿童电影的时候,第一就是看它是不是以儿童为主角,第二就是看这部电影适合不适合少年儿童观看。”我在评论儿童电视电影时有过这样的表述:“表现儿童少年的生活(影片的主角理所当然是儿童少年),同时以儿童少年为观影对象,这是当前中国儿童电影(包括儿童电视电影)的基本定位。”一般来说,人们主要从四个方面考察儿童电影的界定:为儿童少年拍摄、以儿童少年为主角、表现儿童少年的生活、适合儿童少年观看。也许这样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儿童电影的创作和制作与其他品类的电影一样,是一个创造性的、艰苦的、复杂的过程。有人以为拍摄儿童电影相对简单,而且容易获奖,这实在是误解。把握儿童电影的创作规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创作者要具有驾驭儿童电影叙事表达的能力,切不可急功近利、浅尝辄止。凡成功的作品,都是创作者全身心投入的结果。面对广大儿童少年的期望、面对各级主管部门和领导对儿童电影创作质量的要求、面对电影市场的变化、面对发展和繁荣儿童电影等方面的困难,管理者在艺术创作管理中,应做到:不断地学习,把握正确的创作导向和原则;注意发挥“文学部”(“策划部”)的作用,尊重“艺委会”的意见;加强与主创人员的沟通,关注影片创作的全过程。从确定题材、遴选剧本到审看样片和对白、混录双片,都要提出明确的意见。当然,出于对艺术创作的尊重,要充分听取创作者的意见,鼓励和肯定艺术家创造性的劳动。注意不将主观意见特别是情绪的偏见强加于人,为儿童影片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 儿童电影在题材上应力求丰富,在艺术表现上应力求多彩。同时,要考虑从幼儿园到高中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的欣赏需求,这是我们一贯追求的。在我任职期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效果还是显著的,有众多影片获奖。 《孙文少年行》(编剧卢刚、导演萧锋)获得1995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奖、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和第七届中国电影童牛奖评委奖。 《吾家有女》(编剧梁晓声、导演马崇杰)获得1994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奖、第六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故事片奖等6项奖励。 《快乐天使》(编剧张丽萍、张俊萍、张良,导演广春兰)获得1997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奖、第8届上海影评人十佳影片最佳儿童片奖。被中宣部列为1997年8部优秀影片之一。 《滑板梦之队》(编剧李乐、陆亮,导演萧锋)获得1996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奖、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七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故事片奖等6项奖励。 《落河镇的兄弟》(编剧黄亚洲、导演苏舟)获得法兰克福、开罗、芝加哥等国际儿童电影节及中国电影童牛奖等6项奖励。因同一年斩获4项国际奖,被《大众电影》评为1994年中国电影十大新闻之一(《大众电影》1995年第1期)。 《成长》(编剧梁晓声、导演宁敬武)获得1998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奖、第9届上海影评人十佳影片特别奖等4项奖励。 《金秋鹿鸣》(编剧乌兰高娃、导演詹相持)获得第7届开罗国际儿童电影节故事片金奖、儿童评委奖等。 《疯狂的兔子》(编剧张之路,导演崔小芹、孟卫兵)获得第八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故事片奖、优秀电脑动画特技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影片中有48个镜头时长320秒的电脑特技效果。在中国儿童故事片中使用数字电影制作技术尚属首次,在故事片中利用境内技术制作完成电脑特技镜头也属首次,实现了完全利用内地技术人员制作自己的数字特技影片的突破。 儿童电影与时代同行,对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进程予以关注。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童影厂)与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合作拍摄了《豆丁奇遇记》(编剧何冀平、导演高志森),片中男主角为小演员谢昀杉(叮当)。影片于1997年上映,引起儿童电影观众的热烈反响。《阿秀的消息》(编剧颜纯钧、导演黄军)反映了海峡两岸的历史文化和同胞情谊,影片拍摄地就在与金门岛隔海相望的金井镇。儿童电影也一直关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如《男生贾里》(编剧秦文君、导演张郁强)就是由同名小说改编的。该小说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1992—1994)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一名。小说作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亦为影片编剧。影片《男生贾里》被电影局(隶属于广播电影电视部)列为1996年重点影片。 这一时期,值得提及的还有两部长篇电视剧《猴娃》《盐丁儿》。《猴娃》(编剧郭玲玲,导演王君正、李小婉)获得第1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儿童电视剧奖、第1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二等奖。《盐丁儿》(编剧颜一烟、导演赵元)获得第16届中国电视飞天奖长篇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二等奖、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电视连续剧二等奖。 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开启了频繁的国际交往。童影厂主创人员携影片赴若干国际儿童电影节参展、参赛,连连获奖。特别是1985年7月,在厂长于蓝同志的主持下,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少儿部联合以“中国儿童少年影视中心”名义加入“国际儿童少年影视中心”。1989年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后,中外儿童电影的交流更为广泛。 于蓝同志和我先后担任了国际儿童影视中心理事。在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组建后,与国际儿童少年影视中心的联系便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负责。会长侯克明担任了国际儿童影视中心理事,后担任主席。从第七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开始,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负责承办该电影节,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支持,不断丰富电影节的内容,使这项国际活动已经培育成为成熟的电影节展。 中国儿童电影利用各种机会“走出去”,积极与国际同行交流。仅在我任职期间,童影厂就有48人次参加了在奥地利、马来西亚、伊朗、德国、意大利、法国、新加坡、日本、埃及等国家举办的儿童电影节展。多年来,中国的儿童电影工作者与国际同行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了解世界儿童电影的创作和发行情况。我认为,与其他品类的电影相比,儿童电影是最具有世界语言的。我曾担任第7届开罗国际儿童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在与各国评委的交往中,感到大家对儿童教育的认识高度一致,对影片的评论也没有根本的分歧,讨论的气氛十分融洽。我们期待中国儿童电影的国际交流更广泛持久。 在注重儿童影片创作质量的同时,影片发行问题凸显了出来,成为儿童电影发展中短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儿童片的发行由中影公司负责,除个别影片外,拷贝量有限,而且总体呈下降趋势。20世纪80年代,童影厂影片平均地方(省、市)拷贝量每部达40多个。到20世纪90年代平均拷贝量只有20多个,一个省、市甚至还不到一个拷贝。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993—1995年,地方(省、市)拷贝量下降,而部队(包括总政、武警)订购的拷贝量反而上升。比如,《孙文少年行》的地方拷贝27个、部队拷贝49个,《吾家有女》的地方拷贝19个、部队拷贝37个,这是部队电影发行部门对儿童电影的支持。为了改变儿童影片发行不理想的状况,童影厂也在思考如何扩大发行。我们主张为了让儿童少年更多地看到儿童片,这类影片应该采取多渠道、多媒体、多层次的发行方式。除了电影院放映,还应在有条件的文化门,如学校、少年宫、少年活动中心等开辟放映点,将影片放映与教学内容结合起来,与学生的美育、德育教育结合起来,将儿童影片(包括适合儿童少年观看的影片)延伸到课堂……儿童片的发行不能采取一个模式,也不要一刀切,要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落实,以求实效。童影厂常常举办新闻发布会、新片首映、影片研讨、媒体反映等活动,以扩大宣传。举办儿童电影展、电影周,特别是与电视台合作举行儿童电影专栏播映,虽然这些措施会大大增加观众数量,但除在电影频道播映有经济收益以外,其他都收益无几。当年,童影厂曾经有过自主发行的思考和准备。1992年,厂长陈锦俶提出自主发行,她奔走各方,努力争取有关政策。1993年,童影厂为保证5部影片的发行权费不变和争取自主发行,提出与中影公司联合经营,得到中影公司总经理胡健的支持,达成了协议。联合经营的核心内容是:“保留中影公司对影片发行权费的支付,同时影片发行由中影公司包揽改为由童影厂自主发行,所得发行收入冲减下一年的发行权费。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背靠计划经济、面对市场经济’的儿童片有更多接近市场的机会。这样,对影片创作、探索多渠道发行以及调整经营机制可能都有好处。”为实施自主发行,1994年,童影厂申请成立“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影视发行中心”,旨在享有独立经营权,“深耕”儿童电影的发行。但是不久,随着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体制改革新方案的出台,与中影公司的协议只得到了部分实施。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儿童电影得以发展、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等专业厂得以创建和发展,这都是与国家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扶持分不开的。童影厂生产影片的经费是中影公司拨付的固定数额的发行权费,这样才能够做到从1986年至1998年,年产5部影片不变。但客观地讲,儿童片即使严格控制摄制经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劳务等因素的上涨,固定的发行权费收入已经远远不够了,这就需要有其他经济来源作为补助,经营创收必不可少。这样就形成了“固定发行权费+经营创收,实现微利”的经营模式。多年的工作实践证明,取得“微利”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严格管理、控制摄制成本和行政开支、开展多种经营,为增收节支寻找平衡点。我曾在一次记者采访时提出“背靠计划、面向市场”的概念,这是对童影厂经营特征的描述。我们在“两难抉择”中一路前行,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完成了生产任务,取得了“微利”,提高了职工收入水平,实现了企业固定资产的保值增值,使童影厂得以持续健康发展。 1998年2月,一项国家财政政策惠及了童影厂。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央级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批复》,广播电影电视部通知童影厂:“同意将你厂中央级‘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共计18446087.95元(其中本金13759000.00元,利息4687087.95元)转为国家资本金。”长期以来,这笔贷款一直是童影厂沉重的经济负担。1996年2月15日,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这项“拨改贷”的遗留问题对童影厂发展的重大影响,请求相应政策予以解决。两年后,“拨改贷”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成了童影厂自1981年以来建厂的全过程。当面临电影企业集团化改革的时候,童影厂已拥有3000多万元固定资产,600多万元货币资金。这是多年来童影人栉风沐雨、努力工作的成果。1999年2月,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组建,作为集团公司八个组建单位之一,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儿童电影已走过了百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少熠熠闪光的儿童电影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儿童少年,成为他们(也是我们)不可磨灭的成长记忆。几代儿童电影工作者付出了爱心和才智,他们的贡献已载入中国电影的史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中国儿童电影新的百年征程中,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