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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此书呈现了生动而引人注目的细节，突出了近世与现代的差异。它描写了一些人大胆地冒险进入未知领域的准海盗行为，他们一方面被来历可疑的“口译员”和未经核实的“官员”欺骗，但还是带着满载而归的船只，从战斗中脱身，并逐渐掌握了奠定后来欧洲经济霸权的知识。
——罗友枝(Evelyn S.Rawski)，美国知名汉学家，国际清史研究领军人物，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历史与语言组博士，曾任美国亚洲历史学会会长，匹茨堡大学中国史杰出荣誉教授。
这本生动描述中英交流的书，是作者尼古拉斯为我们提供的首部关于这段鲜为人知的1637年威德尔船长中国之旅的长篇叙述。研究大英帝国和东西方互动的学者，将从这两个竞逐的世界大国巧妙的对话之中有新的获益
——范岱克(Pau A. Van Dyke)，“广州贸易史研究”系列图书的作者，美国知名汉学家，国际知名历史学者，在全球洋史和广州贸易史范畴贡献超群，荣休前为中山大学“百人计划”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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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关于1637年英国第一次对华贸易远征的书。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作者探讨了英国查理一世（Charles I）国王和科腾协会（Courteen Association）于明末发起的突破性对华贸易远征。本书利用了指挥官约翰·韦德尔船长（John Weddell）生动独特的视角，聚焦船队在澳门和广州之间的历程，考察了17世纪中英互动、交流和碰撞的第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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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英]尼古拉斯·D.杰克逊（Nicholas D， Jackson）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国际高层次人才特聘副教授。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语言。研究专长为政治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
代表作--
Hobbes ， Bramhall and the Politics ofLiberty and Necessity: A Quarrel oftheCivil Wars and Interregnum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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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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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葡属与荷属亚洲的英国人 001
进入“闯入者”的世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手科腾商团的起源 031
从唐斯到果阿再到马六甲（1636年4月—1637年6月）：通往中国之路上的意外灾祸和突破进展 053
欢迎来到具有葡萄牙特色的澳门（1637年7月—8月）：科腾商团船队在澳门的磨难 087
“龙”入“虎”穴（1637年8月）：科腾商团船队在虎门和珠江口 107
广州的阶下囚（1637年9月—10月）：科腾商团船队在广州遭遇的危机 121
谈判与获释（1637年10月—12月）：在广州修整和在澳门互市 141
经验教训：明朝的“英夷观” 171
经验教训：科腾商团的中国观？ 207
后记 英国第一次对华贸易远征：鸦片战争的前奏？ 235
参考文献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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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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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年深秋，澳门。英国船长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被迫签署承诺书，向中国人和葡萄牙人保证，永远不再返回中国，他遵守这一承诺近两年。1639年春，他搭乘“龙”号从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出发，踏上返航英国的旅程。人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龙”号进入大洋，正驶向好望角。弗朗西斯·威德尔（Frances Weddell）和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像往常那样，耐心等待丈夫和父亲的归来，但这次她们却没能等到。儿子杰里米（Jeremy）的安然返回可能给了她些许安慰，他跟随父亲指挥的船队前往中国，而返回英国时却乘坐了“太阳”号。“龙”号和威德尔船长在“海那边的地方”的遭遇一直成谜。又经过几年的等待，弗朗西斯不得不认为，她丈夫要么在海上被海盗截杀，要么遭遇了掠夺成性的荷兰人的伏击，或者只是被他曾多次穿越的风暴肆虐的海域吞噬。
尽管大多数人没听说过这个四百年前的英国人及其家人，但我们大都认可一个事实：当今世界他们的语言和文明仍旧占据重要地位。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曾经处于大英帝国的支配下，而后者的基础正是由约翰·威德尔这样效命卖力的船长们奠定的。1637 年，威德尔船长抵达了明朝的海岸，而早在此之前，他就已航行到偏远的海域和异国的海湾，穿越了地图上未标注的土地河流。威德尔在波斯湾的海战中曾担任过舰长且指挥有方，在印度莫卧儿帝国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打赢了几次小规模战斗，而对船队发动进攻、在中国东南的珠江三角洲突袭要塞和村庄则是许久之后的事了。如果没有这些开拓者的胆识和魄力，或是未曾有与威德尔及其家人类似的人所承受的苦难和牺牲，大英帝国的崛起就无从谈起。同样，如果不是因为“帝国先驱”威德尔和那些同时代的英国人于 17 世纪初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全球范围开展的探险活动，英语也就不可能在 21 世纪广为传播和兴盛，并流行于世界各地。
当威德尔作为东印度公司船长接到首个委任状时，前往印度和远东的冒险之旅既非昂贵的“奢侈品”，也非“空中楼阁”。彼时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控制的政府，都在用从亚洲贸易中获取的财富资助陆军和海军。正如艾莉森·盖姆斯（Alison Games）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都紧密相连，欧洲的国家和王国为争夺主导权而将目光投向海外的财富，以期资助并壮大其实力。因此，在欧洲内部，一个国家的权力必然与该国能否将自身力量投射到地区以外息息相关。”
在 17 世纪 30 年代和此前数十年的时间里，葡萄牙人是欧洲人中唯一得到明朝政府允许，在中国定居并直接通商的。倘若后郑和时代，反对海洋开放的明朝人拒绝同所有外国人通商，那也就另当别论了。这些伊比利亚人从与明朝的贸易中获利丰厚，从而为其在欧洲战场的陆海军提供资金，而这却是因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变富变强而使饱受其苦的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 17 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 1640 年所做的严谨论证那样：“就商业和交通而言，应当一视同仁地让人们互通往来，这也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若是他准许了一个人而拒绝了另一人，那就无异于对被拒绝者表示憎恨；而表示憎恨就意味着战争。”明朝人在广东只与葡萄牙人通商，而被排除在外的英国人会视其为一种敌意，所以这一政策就间接带有挑衅的色彩。
海外拓展的宗教影响同样引人注目，其最广泛的表现形式就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统辖伊比利亚半岛的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对西北欧的新教事业所构成的威胁。这种反改革的威胁反而刺激了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海外冒险，借此得以将哈布斯堡王朝的海外财富（从墨西哥、秘鲁或者亚洲得来）攫为己有，从而使其失去了针对他们（即新教异教徒）的讨伐运动的资金来源。将此理论套用到东方——无论是中国、菲律宾还是日本，抑或是从果阿到马六甲，到澳门，到马尼拉，再到长崎——显然也同样适用。
作为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帝国政治舞台上的导演者，哈克路特和塞缪尔·珀切斯在其促进贸易和开拓殖民地的计划中，慎重稳妥，循序渐进，目的是巩固新教统治者的地位，颠覆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君主。而从对华贸易中获利就是解决相应的宗教问题（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矛盾）的一条必由之径：借派驻在美洲、澳门、马尼拉和长崎的精力充沛且会多国语言的耶稣会传教士队伍之力，保护并进一步推动针对反宗教改革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宗教改革运动，以确保正统形式的基督教最先传入远离罗马、里斯本、马德里、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陆地和海洋，成为居住分散的原住民的精神寄托。
如果我们同意盖姆斯阐述的观点，即“到了 17 世纪中叶，英格兰已从一个地处欧洲边缘、努力跻身寻求海外机遇的国家行列的弱小王国，转变成一个能在争夺新领地和令人垂涎的商品的过程中，与对手荷兰人、法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匹敌——甚至有时予以挫败——的强国”，那么对约翰·威德尔、纳撒尼尔·蒙特尼和托马斯·罗宾逊就应不吝赞美。蒙特尼和罗宾逊同为东印度公司的老将，拥有丰富的经验阅历、精明的商业头脑、优越的语言才能（尤其擅长葡萄牙语和马来语）以及对亚洲的深刻了解，因此在英国第一次对华贸易远征 7 行动中被委以重任。威德尔船长意志坚忍，而那些“管事”（商务代办）不仅富有才干、熟练驾驭语言，还足智多谋、随机应变。他们于 1636 年春天从唐斯 8 出发，开始了远征行动，这一开拓性尝试让斯图亚特时代的英国人得以拥有与在远东的其他欧洲人同台竞争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他们强行推开了——尽管有野心过大之嫌——与中国和日本开展丝银贸易的大门，而一直以来这扇通向丰厚财源的大门都只为伊比利亚人和荷兰人（后者更像是闯入者和海盗）敞开。
正是因为有威德尔和其他所有加入科腾商团船队并于 1637 年夏天抵达珠江口的船长、水手和商人，英格兰才能从偏居欧洲一隅的岛上王国变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尚未成形的不列颠帝国海洋边界的延伸，威德尔远征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从长远视角观察这场始于 1636 年的冒险，其脉络便较为清晰：它可被视为一次针对中国的预先侦察任务，旨在为打造世界帝国铺平道路，其结果就是 19世纪确立对香港的统治。不仅如此，这场由威德尔领导的远征行动在某些方面与两百年后的鸦片战争（战火在珠江和虎门的同一地方爆发并一路烧至广州）的情形和特点非常相似。
……
英国远东探索的源起
有记载的英葡直接通商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英格兰国王约翰一世时期（1199—1216 年）。从他执政第四年的公函卷轴（patent roll）中，便可查阅到这两个被大西洋隔开的邻居的商贸往来。约翰国王 14 世纪的继任者爱德华三世在 1358 年与里斯本和波尔图两座城市签署了商业协议，为双方的商人创造了更多机会。这位新晋英国国王趁热打铁，于 1373 年同葡萄牙国王费尔南多一世（1367—1383 年）缔结了政治联盟。事实证明，这对葡萄牙人抵御其在伊比利亚半岛东部的不断扩张的邻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384 年，在卡斯蒂利亚人 1 围攻里斯本期间，增援卢西塔尼亚人的英国军舰及时赶来参战。在里斯本解围后，数百名英国弓箭手在阿勒祖巴洛特战役（1385 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巩固了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1384—1433 年）的王位，也保住了这个小王国的独立地位。这位葡萄牙君主借 1386 年签订的《温莎条约》，使作为岛国的英国和沿海国家的葡萄牙形成了长期的结盟关系。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前往里斯本这个繁华一时的转口贸易枢纽的英国商人更是络绎不绝，他们从国王阿方索五世（1438—1481 年）那里获得了大量特权。到 15 世纪末，这支商人队伍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携妻儿定居在了葡萄牙。也在同一世纪，这两个国家的皇族，即兰开斯特家族和阿维斯家族实现了联姻。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和杰出的航海家、葡萄牙亲王唐·恩里克（亨利王子）是舅甥关系。这位王子在 16 世纪以其传奇般的成就为葡萄牙铺就了一条辉煌的帝国之路——但如今对他的评价可能因过去几十年中学者的某些批判而有所贬低。
都铎时代的英国无论在航海技术还是开展商业和殖民活动的积极性方面都努力向卢西塔尼亚人看齐，且大有赶超后者之势，但冲突也随之而来。英国人对在非洲西海岸的沿岸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的伊比利亚人实施的海盗式抢掠行为，导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策动了对英国的报复，他发布了一道敕令，不准任何英国船只在葡萄牙港口逗留，并禁止从英国进口纺织品和其他商品。
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中期（1558—1603 年），英国作为荷兰的“帮凶国”已然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公开的敌人——即使还没有到势不两立的程度。这位权倾一时的伊比利亚君主，一位世界帝国的统治者，竭力阻挠邻国葡萄牙与英国之间实现任何形式的和解。到 1576 年，伊丽莎白一世与葡萄牙国王签署了一项条约，旨在让这两个航海大国重修旧好。然而，仅仅过了四年，该条约就沦为废纸一张。
1578 年，国王塞巴斯蒂昂在阿尔卡塞尔·吉比尔（El Caser-el Kebir）一役中战殁。当塞巴斯蒂昂的继承人——他的舅舅在 1580 年驾崩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接过王位，以腓力一世的名号兼任葡萄牙国王。虽然位于欧洲沿海地带的葡萄牙王国绝算不上广袤巨大，但截至当时，它却是一个称霸世界的帝国。腓力二世 / 一世继承了大量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富庶海外领土：从巴西到非洲，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到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和中国的澳门。位于中国东南大陆边缘的澳门距离省会广州有 70 英里，葡萄牙人于 1557 年，也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继承英国王位的前一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繁荣的贸易飞地。
与其说是卢西塔尼亚人激发了都铎时代英国人的全球想象，倒不如说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与伊比利亚人一样，在英国人心中点燃了去那些遍地黄金、白银、矿产、香料和充满商机的遥远且未知之地一探究竟的渴望。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马可·波罗所讲述的中国故事的众多欧洲信仰者之一。源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叙述中的有关中国的种种臆想让哥伦布的头脑发热，于是他制订了一个航海计划，准备前往这片现实与虚幻交织而成的神奇土地。热那亚人哥伦布将一本马可·波罗记录远东见闻的书带到了“圣塔玛利亚”号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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