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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记联大，忆昆明，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九位文学名家，带你重回烽火岁月，体会“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
☆通过大师笔下的所见、所闻、所感，感受深刻而浓烈的师生情、家国情。
☆文章基本保留了作者当时的用语习惯，彰显了不同的写作风格与时代特色。
☆关于校园生活等细节，向你娓娓道来，堪称现代人的解压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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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汪曾棋、冯友兰、许渊冲、闻一多、朱自清、吴晗、梅跆琦、蒋梦麟、浦江清共九位文学名家联袂追忆西南联大的文章合集，几位大家娓娓讲述自己在西南联大教书或求学的所见、所闻、所感，真诚怀念西南联大八年岁月，既有对云南生活的热爱，也有对师友的缅怀，更有对家国的挚爱，文字坦诚，叙述自然，情感炽烈。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诠释西南联大师生的勇敢无畏、坚贞不屈，彰显西南联大永恒的精神价值，探寻西南联大成为世纪名校的原因，带领读者回到当年的西南联大，感受名师名校的风采和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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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汪曾祺（1920—1997）：中国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出身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沈从文。代表作《受戒》。
冯友兰（1895—1990）：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曾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
许渊冲（1921—2021）：中国现当代著名翻译家，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代表作《文学翻译谈》《逝水年华》《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等。
闻一多（1899—1946）：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曾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代表作《死水》《红烛》等。
朱自清（1898—1948）：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曾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代表作《背影》《欧游杂记》等。
吴晗（1909—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曾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朱元璋传》《明史简述》《历史的镜子》等。
梅贻琦（1889—1962）：中国现代知名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长，被誉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代表作《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中国人的教育》。
蒋梦麟（1886—1964）：中国现代知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代表作《西潮·新潮》。
浦江清（1904—1957）：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代表作《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清华园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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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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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闻一多先生上课
金岳霖先生
西南联大中文系
七载云烟
辑二 冯友兰：斯人斯事，可怀可念
西南联大时期的回忆
怀念金岳霖先生
怀念梅贻琦先生——致梅贻琦铜像揭幕典礼
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
辑三 许渊冲：流年似水，浮生若梦
追忆逝水年华
再忆逝水年华
我眼中的联大三校长
叶公超、钱锺书、杨振宁
冯友兰讲哲学
辑四 闻一多：行走人间，无惧无畏
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
是原始，还是野蛮？
“一二 一”运动始末记
五四历史座谈
给西南联大的从军回校同学讲话
辑五 朱自清：君子如斯，卓尔不凡
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校庆祝辞
有意义的民俗记录
蒙自杂记
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
辑六 吴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联大精神
校庆献辞
记张荫麟
闻一多的“手工业”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
辑七 梅贻琦：至暗时刻，屹立不倒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
关于联大校舍被炸的启事
日军轰炸下的西南联大
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
记录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暗杀的日记
辑八 蒋梦麟：弦歌不辍，刚毅坚卓
边城昆明
战时之昆明
大学逃难
北大之精神
纪念日话联大回忆当年
辑九 浦江清：但行前路，无问西东
西行日记（节选）
论大学文学院的文学系
朱自清先生传略
纪念闻一多先生
在昆明过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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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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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它汇聚了北大、清华、南开的精英力量，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赓续中华文脉，培育了无数栋梁之材，在文学、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仍为世人所景仰和怀念。
我们出版这本《何以西南联大》，原因有二：首先，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期间，九位出身西南联大的大师(汪曾祺、冯友兰、许渊冲、闻一多、朱自清、吴晗、梅贻琦、蒋梦麟、浦江清)通过他们的亲历亲闻和各自的视角，用文字记录立体地还原了那段峥嵘岁月，反映了联大无数师生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及忍辱负重、好学兴邦的坚强意志，对于今天的我们认识西南联大有重要意义；其次，西南联大所聚集的人才以及在当时情况下他们的思想结晶，具有一定的史料作用和重要的学习意义。从他们的行文记录中，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感受大师们的人格风范与学术操守，为当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知识分子价值的思考提供历史的镜鉴。
本书汇编时以九位大师为主线，以其所见所闻所感为独立单元来构建内容。这种编排方式旨在最大限度地保留每位作者独特的叙事口吻、情感温度和个人烙印，让读者仿佛直接聆听每一位先生的深情追忆，从而形成一个多声部、立体化的“集体记事本”，共同勾勒出西南联大的完整风貌。
全书结构暗含逻辑层次：开篇从汪曾祺笔下充满生活气息的微观叙事(如先生上课、校园趣事)入手，生动可感，继而扩展到冯友兰、许渊冲等人对师友与校风的深情回忆，最后收录梅贻琦、蒋梦麟等校长的宏观论述，以及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体现风骨精神的重要文献，汇编逻辑从个人性情自然地过渡到大学精神，层层递进，回答了本书的核心设问——西南联大何以成为西南联大?
本书在选篇时参考了各种文集及作者部分手稿、手校本等。为尽可能保持作者的写作原貌与时代特色，在收录文章时对作者当时的用语习惯大部分予以保留，对异体字、旧形字予以保留，如“祝辞”“回念”；对具有时代特色的特定历史词语予以保留，如“手工业”“救济粮”，并保留了原作标点用法；等等。
鉴于部分原文末尾落款有具体写作时间，部分原文末尾未落款具体写作时间或具体写作时间已佚失，本书在编辑时对于有落款的文章保留原落款写作时间。
因编者水平有限，或有错讹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海涵。
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
说到联大的历史和演变，我们应追溯到长沙临时大学的一段生活。最初，师生们陆续由北平跑出，到长沙聚齐，住在圣经学校里，大家的情绪只是兴奋而已。记得教授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大家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故事和各种问题，有时一个同事新从北方来到，大家更是兴奋的听他的逃难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抗日战事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人们只对于保卫某据点的时间的久暂，意见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最后战事如何结局的问题。那时我们甚至今天还不大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因为学校虽然天天在筹备开学，我们自己多数人心里却怀着另外一个幻想。我们脑子里装满了欧美现代国家的观念，以为这样的战争，一发生，全国都应该动员起来，自然我们自己也不是例外，于是我们有的人，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工作，或在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众教育上尽点力。事实证明这个幻想终于只是幻想，于是我们的心里便渐渐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我们依然得准备教书，教我们过去所教的书了。
因为长沙圣经学校校舍的限制，我们文学院是指定在南岳上课的。在这里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属于圣经学校的。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面在我们脚下是南岳镇，后面往山里走，便是那探索不完的名胜了。
在南岳的生活，现在想起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时物价还没有开始跳涨，只是在微微的波动着罢了。记得大前门纸烟涨到两毛钱一包的时候，大家曾考虑到戒烟的办法。南岳是个偏僻地方，报纸要两三天以后才能看到，世界注意不到我们，我们也渐渐不大注意世界了，于是在有规则性的上课与逛山的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来。半辈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暂时的扰动，只能使它表面上起点变化，机会一来，它还是要恢复常态的。
讲到同学们，我的印象是常有变动，仿佛随时走掉的并不比新来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线参加实际战争去的。但留下的对于功课多数还是很专心的。
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在没有读到斯诺的《西行漫记》一类的书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抗战是怎样起来的，只觉得对于这样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先生谈到国共问题，大家都以为西安事变虽然业已过去，抗战却并不能把国共双方根本的矛盾彻底解决，只是把它暂时压下去罢了，这矛盾将来是可能又现出来的。然则应该如何永久彻底解决这矛盾呢?这位先生认为英明神圣的领袖，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最高智慧，时机来了，他一定会向左靠拢一点，整个国家民族也就会跟着他这样做，那时左右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现在想想，中国的“真命天子”的观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当时没有反问这位先生一句：“如果领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渊里冲，整个国家民族是否也就跟着他那样做呢?”
但这在当时究竟是辽远的事情，当时大家争执得颇为热烈的倒是应否实施战时教育的问题。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得不坏。结果是两派人各行其是，愿意参加战争的上了前线，不愿意的依然留在学校里读书。这一来，学校里的教育便变得更单纯的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与抗战脱节的教育。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并不是全体学生都主张战时教育，而全体教授都主张平时教育，前面说过，教授们也曾经等待过征调，只因征调没有消息，他们才回头来安心教书的。有些人还到南京或武汉去向政府投效过的，结果自然都败兴而返。至于在学校里，他们最多的人并不积极反对参加点配合抗战的课程，但一则没有明确的指示，二则学校教育一向与现实生活脱节，要他们炮声一响马上就把教育和现实配合起来，又叫他们如何下手呢?
武汉情势日渐危急，长沙的轰炸日益加剧，学校决定西迁了。一部分男同学组织了步行团，打算从湖南经贵州走到云南。那一次参加步行团的教授除我之外，还有黄子坚，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等先生。我们沿途并没有遇到土匪，如外面所传说的。只有一次，走到一个离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紧张戒备，然而也是一场虚惊而已。
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作什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所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等。
在旅途中同学们的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希望到昆明后，有一个能给大家安心读书的环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谈，甚至也不大想政治问题。有时跟辅导团团长为了食宿闹点别扭，也都是很小的事，一般说来，都是很融洽的。
到昆明后，文法学院到蒙自呆了半年，蒙自又是一个世外桃源。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
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云南的生活当然不如北平舒服。有些人的家还在北平，上海或是香港，他们离家太久，每到暑假当然想回去看看，有的人便在这时一去不返了。
等到新校舍筑成，我们搬回昆明。这中间联大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就是在皖南事变时期，同学们在思想上分成了两个壁垒。那年我正休假，在晋宁县住了一年，所以校内的情形，不大清楚，只听说有一部分同学离开了学校，但是后来又陆续回来了。
教授的生活在那时因为物价还没有很显著的变化，并没有大变动。交通也比较方便，有的教授还常常回北平去看看家里的人，如刘祟鉱先生就回去过几次。
一般说来，先生和同学那时都注重学术的研究和学习，并不像现在整天谈政治，谈时事。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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