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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随着日本近世（1603—1868）初期朱子学的兴起，《孟子》注释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这一极具特色的转变是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关键课题。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由“论述篇”“译注篇”组成。“论述篇”考察了自藤原惺窝至林罗山的朱子学思想转变，探讨了《孟子》在近世古学思潮中的历史位相，并进一步分析了荻生徂徕的《孟子识》、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与荻生北溪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译注篇”借助关西大学泊园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对《孟子识》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孟子卷）》进行了文献整理与注解比对。
整体而言，从荻生徂徕到山井鼎及荻生北溪，日本近世蘐园学派的《孟子》注解体现了“先王之道”思想的连续性，成为儒学日本化历程中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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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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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一级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副秘书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京都）外国人研究员，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研究员。入选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人文社科基金等多项。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日本江户儒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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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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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篇
第一章 《孟子》注释在日本近世初期的转变——从藤原惺窝到林罗山
第二章 《孟子》在日本古学思潮中的历史位相
第三章 荻生徂徕与《孟子识》
第四章 山井鼎与《七经孟子考文》
第五章 荻生北溪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
译注篇
《孟子识》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孟子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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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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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孟子》在日本古学思潮中的历史位相
日本近世古学思潮发轫于近世之初，主要以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主张通过复古的方式批判朱子学。其中，山鹿素行主张回归“周孔之教”，即周公、孔子的思想，他将这种复古思想称为圣学；伊藤仁斋以《论语》和《孟子》为其思想核心，提倡“孔孟之意味血脉”，被称为古义学；荻生徂徕将先王之道求诸“六经、《论语》”，创立古文辞学。一般意义而言，山鹿素行的圣学、伊藤仁斋的古义学、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都属于古学思想的范畴。
从“周孔之教”到“孔孟之意味血脉”再到“六经”、《论语》，《孟子》在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三人道统学说中的地位变化最为剧烈。可以说《孟子》在古学中的地位是准确理解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思想的关键。目前，关于日本近世古学思想与《孟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对孟子思想的阐释上，鲜有成果涉及古学思想中《孟子》的地位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关系到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对孟子思想的阐释。因此，在这里，本书在探讨朱子学的道统学说与《孟子》地位的基础上，分析山鹿素行的“周孔之教”，伊藤仁斋的“孔孟之意味血脉”，荻生徂徕的先王之道在于“六经”、《论语》三者对《孟子》的评价，进而围绕他们评价的分歧把握《孟子》在古学思想中的地位变化，明确儒学日本化进程中古学与《孟子》关系的特殊性。
一、 《孟子》与朱子学的“孔孟之道”
中国儒学道统学说滥觞于《孟子》，孟子认为圣人之学是由尧舜传于文王，再由文王传于孔子。及至韩愈进一步发展了孟子的道统之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从孟子到韩愈，他们建构了中国道统学说的结构框架，为后来儒学道统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孟、韩二氏确立了儒学的道统学说之后，南宋理学家朱熹又进一步明确完善了这一学说，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说：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
于是，朱熹完成了中国儒学道统学说的体系。从孟、韩、朱的观点来看，中国儒学的道统学说基本都遵循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一基本思路，建构了圣人之学相继而传的体系。不过，朱熹以为“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他通过肯定宋代理学对“孔孟之道”的传承，进一步完善了孟、韩二氏的论述，确立了朱子学的道统学说。随着朱子学道统学说的确立，朱熹还建构了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四书”理论体系。
关于“四书”体系的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唐代以前《论语》《礼记》作为“七经”时期；第二是唐代中期韩愈、李翱等开创“四书”之先河；第三是北宋理学周程杨首创“四书”学说时期；第四是朱熹最终确立“四书”体系时期。朱熹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重新经解的方式著成《四书章句集注》，进而建构了朱子学的“四书”理论体系。
“四书”体系的建构又进一步明确了儒家的道统。朱熹祖述二程（程颢、程颐）的学说，以为《大学》中的“经”部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部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而“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加之《论语》《孟子》构成了从孔子经由曾参、子思传至孟子的道统学说。当然，二程与朱熹便是“孔孟之道”在道统和理论上的继承者。
在朱子学的道统地位上，孟子承上启下，延续了圣人之学的传递；在思想构成上，《孟子》也是朱子学“四书”体系的核心之一。《孟子》在朱子学“孔孟之道”的道统与理论之间起连接作用。可见《孟子》在朱子学道统学说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 山鹿素行与“周孔之教”
在山鹿素行的古学思想中，他将汉唐宋明以来完成的“孔孟之道”排斥在“周孔之教”的道统学说之外，从而确立了以周公和孔子为中心的复古思想。而山鹿素行对《孟子》的评价则主要体现在他对朱熹与韩愈道统学说的认识上。
关于朱熹“孔孟之道”的道统学说，山鹿素行在《山鹿语类》“君道”中指出：“圣学自尧舜起，至周公、孔子备。是道学之传来各万世不出之大圣也。后世有志于道学之人，不师此圣必不可至其极也。”又说：“自孟子没后，虽残圣书于世，圣书之本意悉绝，以我考之已及二千有余年。”最后他强调“自孟子后，皆圣学之要教相绝，其中宋元之间，玩五经四书之儒者，各立意见训诂，故恣是注释，唯炫奇说奇注，尤好胜而多俗儒，又多取圣书而成异端之说，名为儒实则同于杨、墨、老、佛。是圣人之罪人也”。从这段论述来看，一方面，山鹿素行肯定了从尧舜到周公，再到孔子，最后传于孟子的道统学说；另一方面，与朱熹不同，他认为“圣学之要”绝于孟子之后，宋元儒学者对四书五经的解释实质上是与杨、墨、老、佛一样的异端。实际上，山鹿素行是把宋以后的儒学从道统意义的相继关系中逐渐剥离，指摘朱子学是杂糅了杨、墨、老、佛思想的异端。换句话说，山鹿素行道统学说的本质是通过排斥宋以后的儒学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朱子学。于是，山鹿素行在“圣学篇序”中强调“夫子没圣人之道隐，孟子去则无有知圣人之道者”。所以，在山鹿素行的古学思想中，孟子仍然具备了道统意义中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对于韩愈的道统学说，山鹿素行指出：“予师周公、孔子而不师汉、唐、宋、明诸儒，志在学圣教而不志于异端，专行日用而不事洒落。”后又感慨说：“数年有此疑惑不明之处，宽文之初，我等见汉、唐、宋、明学者之书而不得解哉，直见周公、孔子之书，以之为手本方知可正学问之道，与之不通则后世之书而不用，昼夜勘圣人之书，初分明心得于圣学之道，以定圣学之法。”在古学思想中，山鹿素行不仅排斥宋明理学，还进一步否定了汉唐儒学。于是，山鹿素行将汉唐宋明的儒学从以周公、孔子为代表的圣人之教的道统学说中排斥出去。
虽然山鹿素行对朱熹、韩愈道统观的认识是为了达到排斥宋明理学、汉唐儒学的目的，但是回归“周孔之教”的主张却让他对《孟子》的评价陷入极为矛盾的困境。一方面，山鹿素行认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十位圣人以及孔子的思想到曾子、子思、孟子之时已经式微，而周（周敦颐）、程（程颢、程颐）、张（张载）、邵（邵庸）之学是另走他途的“异端”之学，因此，只有“周孔之教”才是真正的圣学，孟子在“周孔之教”的道统中被降格。另一方面，山鹿素行又承认孟子在道统意义中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且他还肯定了朱子学在传播圣学文献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在“四书”体系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别为曾子、子思、孔子、孟子所作，与“四书”一致的是道统上的师承关系，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所以宋明理学的道统学说与思想体系严密的“四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过，山鹿素行将汉唐宋明儒学从“周孔之教”的道统学说中排斥出去，这就意味着他的古学思想只能吸收“四书”体系中的《论语》作为思想资源。但是，实际并非完全如此，山鹿素行仍然继续承认孟子在道统上承袭孔子思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他指出：“孟子，受学于子思之门，尊信孔子，距杨墨，其功甚重”，“大圣夫子之言行明，孟子尊信之，正注释”。只有在排斥宋明理学以及汉唐儒学的时候，山鹿素行才会降格《孟子》而强调“周孔之教”的权威性。而且，为了切断孟子对孔子的继承关系，山鹿素行严格地对二者做了区分。山鹿素行认为孟子“口必以仁义、以性心养气教”，而孔子并没有这么说过；孟子“自高以韩魏之家，以其自视欿然之故，王欢之徒甚行迹”，孔子则“乡党之一篇只礼容之实可云”；孟子“不动心而立地，此可云伎俩”，孔子“无可无不可”；孟子言辞刻薄，“臣视君如寇仇，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踪，犹草芥”，孔子言论终不至此；孟子门人都喜欢辩论，孔子门人不至如此；读《孟子》“欢娱而志悦，久时则人倦”，《论语》“读时弥高，味则弥深”。因此，在山鹿素行看来，孔子所代表的“圣人之学”显然不同于孟子思想。
总而言之，在山鹿素行古学思想的道统学说中，关于《孟子》的评价始终处于一种极为矛盾的困境，而这恰恰体现了山鹿素行的思想特质。换句话说，山鹿素行对《孟子》的评价体现了其古学思想的双重性格：“承袭儒家注疏的传统，对《孟子》政治论进行合理主义的重构”，以及“基于现实幕府政治的判断，通过诠释《孟子》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究其原因，山鹿素行作为近世的儒学者，继承了朱子学的道统学说；同时，近世的政治体制是幕藩体制以及世袭四民身份制，这是与科举制、身份流动的中国最大的不同，而山鹿素行是属于统治者的武士阶级，要维护幕藩体制的合法性，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拥护主张革命思想的《孟子》。所以，山鹿素行儒学者的身份与维护幕藩体制合法性的需求是造成山鹿素行对《孟子》评价的矛盾性及其双重性格的根本原因。
三、 伊藤仁斋与“孔孟之意味血脉”
伊藤仁斋与山鹿素行的“周孔之教”不同，他在宽文三年（1663）提出了以“孔孟之意味血脉”为中心的古学思想。虽然伊藤仁斋仍然强调“孔孟”的权威，但区别于朱子学“孔孟之道”的传承关系，特别是他切断了“四书”体系中从孔子到曾参、子思再到孟子的连续关系，而是以“意味”“血脉”建构了从孔子到孟子、从《论语》到《孟子》的道统与思想体系。
当然，与山鹿素行一样，伊藤仁斋所创立的古学思想也是旨在区分汉代以来的儒学，特别是针对朱子学进行批判。因此，他指出：“惟能识孔孟之意味血脉，又能理会其字义，而不至于大谬焉。”对于理解儒学的“大谬”，他在《大学非孔氏之遗书辨》中说：
汉儒责之不精，识之不彻，贪多务得，不知其害道之甚至于此。大学本在礼记，则为一篇书，而不详于谁人之手，至于朱考亭氏，始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经以为夫子之言，传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盖出于其意之所好尚，而非有所考证而言，后学不知自辨，直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传之，可谓害道之尤者也。
从伊藤仁斋的论述可知，汉儒以及朱熹对于儒学的认识及阐释是存在“大谬”的，特别是关于《大学》的认识妨碍了对“孔孟之道”的理解。伊藤仁斋对朱子学的批判肇始于他对儒学道统学说和“四书”体系的破坏，他在《语孟字义》中说：
学问之法，予岐而为二，曰血脉，曰意味。血脉者，谓圣贤道统之旨，若孟子所谓仁义之说是也。意味者，即圣贤书中意味是也，盖意味本自血脉中来，故学者当先理会血脉，若不理会血脉，则犹舡之无舵，宵之无烛，茫乎不知其所底止，然论先后，则血脉为先，论难易，则意味为难，何者血脉犹一条路，既得其路程，则千万里之远，亦可从此而至矣。若意味，则广大周遍，平易从容，自非具眼者，不得识焉，予尝谓读语孟二书，其法自不同，读孟子者，当先知血脉，而意味自在其中矣。读论语者，当先知其意味，而血脉自在其中矣。
在道统方面，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格外强调“孔孟之血脉”，他认为：“欲读孔孟之书者，不可不识孔孟之血脉。”于是，伊藤仁斋首先强化了孔子、孟子在古学思想中的道统地位，形成了不同于朱熹的另一种“孔孟之道”。换句话说，在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中，他强调的“孔孟”不再是朱子学中从尧舜禹三圣经由孔孟传承至周（周敦颐）、程（程颢、程颐）、朱（朱熹）连续性学术系统的一环，而是建构以孔子与孟子为绝对权威的道统体系。而为了说明孔子与孟子之间的关系，伊藤仁斋首先指出：“孟子之学，孔门之大宗嫡派也。”在道统关系上伊藤仁斋将孟子升格到孔子的宗嫡地位。无疑这确立了《孟子》在伊藤仁斋思想中的权威，而能够体现“孔孟之道”宗嫡继承关系的核心是“仁义”，因此，伊藤仁斋解释《孟子》说：“其学仁义为宗，以王道为主，而所谓王道者，亦由仁义而行，非外仁义而有所谓王道者矣。而至所以求仁义，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以功利邪说为之害。所谓性善者，明仁义之有于己也。浩然之气者，明仁义之功用也。存心者，存此也。养性者，养此也。尽心者，尽此也。求放心者，求此也。皆莫非所以求仁义也，故孟子之学，莫要于求仁义，而求仁义莫先于扩充四端之心，可谓一本矣。”在伊藤仁斋看来，王道以仁义为依据，性善是仁义的内在体现，浩然之气是仁义的外在表现，存心、养性、尽心、求放心的目的都是仁义，所以仁义是孟子思想展开的原点。于是，关于《论语》与《孟子》的关系，伊藤仁斋继续解释：“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孟子之书为万世启孔门之关钥者也”。他认为：“又曰欲学孔孟之道者，当知二者之所同，又知其所异也，则于孔孟之本指自了然矣。盖天下所尊者二，曰道，曰教，道者何，仁义是也。教者何，学问是也。论语专言教而道在其中矣，孟子专言道而教在其中矣。”根据伊藤仁斋的解释可知，《孟子》主要论述的是《论语》中的“仁义”之说，这也正是二者“血脉”之所在，“血脉者，谓圣贤道统之旨，若孟子所谓仁义之说是也”。在确立了《论语》与《孟子》的绝对权威后，《大学》与《中庸》则在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中被降格。这也是伊藤仁斋对朱子学“四书”理论体系最根本性的破坏。对于《大学》，伊藤仁斋从八条目、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心视听、正心、明德、人君、诚意、楚书、生财有大道九个方面指出“大学非孔氏之遗书”。同时，对于《中庸》，伊藤仁斋认为：“中庸又演绎孔子之言，其书虽未的知子思所作与否，然以其言合于论语故取之。”
从伊藤仁斋的道统学说来看，孟子的权威地位通过“以《论语》《孟子》为中心强调二者血脉与意味的内在理路”得到确立。在这里，伊藤仁斋对《孟子》的绝对肯定评价完全不同于山鹿素行在“周孔之教”中所显现出的矛盾性。因为伊藤仁斋出身于近世幕藩体制与士农工商身份制度下的被统治阶层——町人，他与需要维护幕府统治的武士身份的山鹿素行有着天壤之别。实质上，伊藤仁斋是试图从“仁义”的道德立场出发确立《孟子》的权威性，进而建构町人阶层的主体性。所以，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在肯定《孟子》权威地位的同时，也意味着承认了其中的性善思想的平等性、王道思想的革命性。尽管伊藤仁斋只是在“仁义”的道德层面讨论町人的主体性，但这已经是对近世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一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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