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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十七世纪中国小说》是美国汉学界重要著作，重新发掘了十七世纪中国白话小说的内在价值，并收录诸多精美插图。作者何谷理教授是美国知名汉学家，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系主任，师从夏志清。
本书基于严谨的学术探讨，但不摆架子，少用行话，评论深入浅出。不单是学者，对明清小说有兴趣的广大读者同样会受益。
如乐黛云教授所言，“《十七世纪中国小说》精致地研究了中国小说发展两个高峰之间的一个少为人研究的中间时段和中间地带……颇有创意地发掘了这些作品深层蕴藏的价值，加以细致的分析，很有独到之处，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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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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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中国小说》是美国汉学界的一部经典之作。原作于198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美国的权威亚洲研究杂志上均获赞誉，并被此后西方研究明清小说的学术专著大量援引。作者何谷理教授是美国知名汉学家，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系主任，师从夏志清。他在书中细致地研究了中国小说发展两个高峰（从《水浒传》到《红楼梦》）之间一个少为人研究的中间时段，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西游补》《隋史遗文》《隋唐演义》《隋炀帝艳史》等几种小说，颇有创意地分析了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创新及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而论证儒家文人如何视小说为一种严肃的文学形式，用以陈述他们的个人表达和观念申明，并探索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本书在西方汉学界明清小说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填补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空白，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作者于严谨的学术之中夹杂幽默的评论，深入浅出，不只是学者，对中国古典小说有兴趣的广大读者同样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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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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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谷理（Robert E. Hegel），1943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197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汉学家夏志清。1975年开始任教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后长期担任该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任。从事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小说与戏曲。著有《十七世纪中国小说》《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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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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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中国小说
序 言
第一章 小说背后的世界：十七世纪的中国
第二章 小说家的世界：传统与创新
第三章 虚构外衣下的政治现实：借古喻今
第四章 人存在的责任：个体、社会角色及天意
第五章 精神或肉体的自我：小说对人性的检视
第六章 有序宇宙中的灾难与复兴
第七章 文学创新与十七世纪小说遗产
附录一 十七世纪小说的素材来源
附录二 十七世纪小说的文本历史
注 释
文献目录
梦忆往昔：明亡后的历史记忆与延续
图说猴王：崇祯本《西游补》插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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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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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 言
1589年阴历正月初一，明朝首都北京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或许是受了惊吓，或许只是在找借口，中国的万历皇帝，一个名叫朱翊钧的年轻人，拒绝按照惯例上朝接见大臣。在他统治下的之后三十年，他再也没有定期接见过任何朝臣，并坚决不理朝政。稳定领导核心的缺席造成各个派系为了争权夺势，恶斗不断，内讧频仍。与此同时，普通百姓的生计日益艰难。最终，中国陷于大规模农民起义，大明皇室随之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代代满人统治者。他们仿效汉族模式，建起一个新的皇朝清朝，但最高官位只能由满人出任。新皇朝牢牢控制着汉族读书人和官僚阶层；战争、饥荒和自然灾害造成大规模死亡，人口对经济基础的压力锐减。尽管政治上脆弱不堪，明末却是文化活动密集时期；入仕机会有限，许多读书人转而将才华倾注于文学艺术领域，由此，文化的繁荣得以持续到清朝初年。
明中后期，文坛有大事发生《金瓶梅》和《西游记》两部小说名作问世。《金瓶梅》的匿名作者描写了一户淫乱富商家中妻妾之间的内部争斗，初衷在于严厉谴责放纵的生活方式这被视为明朝最后几十年中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后者则描写了一场喧闹的奇幻冒险之旅。小说取材于已经流行了数百年的传说和故事，记述了一个僧人踏上朝圣之旅，前往印度求取佛经的故事；轻松愉快的行文背后，小说针砭时弊，尤其抨击了僧人道士身上的弱点。《西游记》也标志着中国小说史上首度出现了严肃的寓言小说。
1699年，孔尚任（1648—1718）以典雅的戏曲形式对十七世纪做了一次漫长的回顾。他的《桃花扇》计四十出，记录了明朝的灭亡，以及一个时代的消逝。由此可见，它主要是一部悲剧。孔尚任生活的时代，满清政权根基已稳；康熙皇帝孔武有力、才能杰出、行事果断。中国人口数量重回十六世纪中期灾难开始之前的高峰。总体上，这个国家欣欣向荣。1701年，吴敬梓出生；五十年后，他将完成中国小说史上另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儒林外史》，对当时的价值观进行无情的讽刺。与《格列佛游记》相似，《儒林外史》在滑稽的戏仿和尖刻的谴责间游走，主要描写了拥有至高权威的特权阶层，即中国官场。《儒林外史》之后面世的则是《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它无疑是中国最杰出的小说：该书不仅是对超越致命的利己主义的美好而神秘的境界的探求，也是对中国最富有的官僚家族的一次深刻揭露，同时是青春期恋人的一系列浪漫故事。这两部伟大的小说标志着清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一如《西游记》和《金瓶梅》被普遍视作明代小说的至高点。但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并非这些众所周知的叙事作品，而是在这几组杰作之间于十七世纪面世的数部优秀小说。
十七世纪，或更确切地说，从1589年地震开始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康熙皇帝对清朝政权的最终巩固，这段动荡时期见证了中国通俗小说在《金瓶梅》和《西游记》基础上的发展与成熟。正是在这一时期，冯梦龙（1574—1646）完善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他的“三言”（称为“话本”）面世这几部小说集改编自之前问世的几部最优秀的通俗及古典小说，并收录了冯梦龙及其同僚所写的全新佳作。除“三言”涵盖的一百二十篇故事外，凌濛初（1580—1644）另写了八十篇，戏曲家李渔（号笠翁，1611—1680）则以更多的故事与之相呼应，虽然其中有些故事是对同代人作品的改编。此外，最为人知、流传最广的早期小说都是在十七世纪通过改写、修订及截取才最终得以成型。
然而，除具体的文学名著最终版本面世以外，小说在十七世纪发生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变革。小说形式上的结构特点在十六世纪晚期的作品中就已程式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运用方言和俚语的表达方式，以及更接近日常口语的语法和措辞，而非标准化正式的文言文，形成了以白话为主并杂糅其他语体的叙事风格。虽然稍欠简洁，但这种白话文体让快速阅读成为可能，开启了一系列全新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是诗人或辞藻华丽的散文作者所望尘莫及的。作者在这些故事的叙述中有规律地穿插韵文，从而以局外人的姿态，对故事中的人物、地点和事件发表评论。至十七世纪初，小说外部架构也已定型。章回体小说出现，每一回小说记述了两个或多个事件，回目采用对仗形式，并引经据典。每回开头及结尾均有套语，有意让人联想到专业说书人的表达技巧。十七世纪小说家在使用这些常规形式时会加以创新，为自己的作品添加新的意义维度。
《金瓶梅》毫无保留地展现了道德沦丧之景，这种展现近乎残忍。十七世纪作家将这部作品视为洞悉并揭露他们那个时代道德问题的范本。的确，十七世纪的小说家比前人更为大胆地在虚构作品中寻求在现实社会中殊难获得的正义与真理。其中最为出色的几部都难免有说教色彩；他们以某种程度上的严肃态度无论政治方面还是思想方面直接与时代对话。以往的批评家认为只有《红楼梦》才能做到这一点。十七世纪的某些小说在主题上同样具有独创性。在创造力上，这些小说明显区别于当时在相对保守的读者间流行的感伤（才子佳人）小说和虚构历史（讲史）小说。本书将讨论的小说的作者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是中国的文化精英、社会精英若时代不那么动荡，他们可能会在这个儒家文化主导的国家出任高官。但是，经济、社会，尤其是政治变化让他们无法实现政治抱负，只能以一种文学体裁表达他们的忧虑、挫败感和对自身生存意义的深刻理解，而他们的贡献又促使这种文学体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些作家没有一个是革命者；相反，他们所属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让他们自然而然地为自己的事业选择了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有人都将故事设定在过去，表达了保守的道德感；几乎没有作家敢于直接将他们亲眼所见的撕肝裂胆的改朝换代之变写入小说。
成熟的小说批评同样在十七世纪才得以发展。这里讨论的每一部小说最初都有一个昂贵的版本，其中包含了分析性的序言和注释。除了一系列“才子书”以外，金圣叹（1608—1661）还对一部旧小说《水浒传》进行了大量改写，并做了新颖而详尽的评注。金圣叹的笔墨多集中于文体特征，其中有一些特征更是由他自己提出，他还恰当地强调了鉴赏通俗小说作品时文体的核心重要性。在金圣叹之后，毛纶和毛宗岗发展了他的事业。这对父子组合原本默默无闻（尽管传统上认为儿子毛宗岗是唯一作者）；父子二人大致改写了《三国演义》（原著约成书于1400年），并为其详细评注版伪造了金圣叹序。此后不久，张竹坡（1670—1698）以一百零八节阐释了鉴赏《金瓶梅》的方法，再次强调文本细读是理解作品意义的前提。无论是张竹坡还是毛氏父子都深受金圣叹的影响；他们均一丝不苟地回应了明末才开始出现的，将小说视为严肃哲学与艺术表达方式的趋势。上述人物及其他身份不详的批评家的作品反过来又推动了清代小说的进一步发展。
《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至今依然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并被悉数译为多种语言，在全球广为传播。但在历经明清交替的动荡世纪里，同样出现了值得批评家广泛关注的其他经典作品。本书将探讨几部这样的作品及其社会背景。尽管我尝试呈现总体上与此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方面的资料，但我并未纵览这一时期成书的所有小说。我从最优秀的作品中选取了我最熟稔于心，又最乐于阅读的六部小说，其中有几部先前就已广受褒扬，另外几部则没有。尽管它们可能无法代表整个十七世纪的小说，但确乎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按照中国通俗小说最常用的分类方法，本书探讨的作品包括两部历史小说、两部侠义小说、一部神魔小说，以及一部世情讽喻小说。其中三部在文本上具有关联性，虽然采用的素材一致，但使用的途径各有不同。我也将简要检视这一时期几位重要的批评家的作品，揭示其与小说家共有的审美及道德上的关注点。我特意选用了不同的批评方法来审视这些作品，以求展示数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分析类型，以此论证人们可能会从十七世纪中国小说中获得的一些洞见。
本书第一章将总体介绍小说的作者及读者生活的环境，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些方面。第二章则审视了小说作者的世界观及思想传统等影响因素，以求理解他们在文学中的表达方式及题材选择。这两个介绍性的章节的功能不言自明，即引导读者了解这些小说真实的及被感知的原始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小说家选择书写的内容及刻意回避的部分：在政治大事件及时代磨难中的处境；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小说是如何渐趋成熟，如何在当时跻身严肃文学之列的。随后的章节则分析了作品本身，尤其是文本语境、作品主题、人物塑造及故事结构之间的相关性。最后一章再次检视这些作品及其传统，以及对后世同类作品的影响。附录则提供了这些植根于中国早期文学的小说的书面素材来源以及其中数部作品的文本历史，聊以证明其历久弥新。本书亦翻印了十七世纪小说刻本中的插画及相关书页，以展示这些最具有艺术性的小说中充盈的精湛工艺。我希望爱好小说的读者，以及专攻中国文化史的学生，会在这里发现一些具有启迪性的内容。因此，我在注释部分及书末附录中加入了更为详细的信息。第一、二章中的历史背景或许早已为读者所熟知；但如果略去背景，这些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便无法充分体现。
读者看到注释及参考文献时会即刻注意到，本书讨论的数部小说中有一些较为欠缺辅助材料。许多对中国小说的研究迄今为止都几乎或完全忽略了这些小说。同时，研究中国白话小说的学者大多聚焦于中国叙事作品中最伟大的孤例《红楼梦》。《红楼梦》出现前一个世纪的作品则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忽视。一是因为动荡时期销路受限；二是因为之后的文字狱，数部小说出于政治或道德原因被禁。而有些作品，对于不愿如毛宗岗、张竹坡和其他十七世纪的批评家及读者那样投入深思的当代读者而言似乎过于晦涩。有些作品则随着政治关切和文学风尚的转变，变得无足轻重。还有其他更为外在的因素，即文学史家和中国小说批评家大体上对个人化的作品或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的关注有限：对前者的研究还不够宽泛，通常只会讨论公认的经典作品；后者则因为中国的小说史通常只是一部部带注释的文献目录，研究者在一堆混乱的标题中无法看到作品本身的独特性和写作手法。令人好奇的是，几乎没有学者曾费心明确其中任何一部作品所具备的原创意义。我希望通过研究出自相似的地域及时期的一小部分书写，能纠正这个领域忽视早期作品的现象。
过去几年间，我在各个场合与诸多友人、同仁及学生探讨过这一研究的各个部分或相关想法。有些人已读过本书各个章节的不同版本的手稿。在此我为他们提供的意见与建议表示感谢，但我本人自然将为本书内容负全部责任。给予我意见建议的人包括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邱成章（Chalmers C. Chiu）、裘开明、杜志豪（Kenneth J. DeWoskin）、范德（Edward L. Farm-er）、冯承基、韩南（Patrick D. Hanan）、Richard C. Hessney、Harry Hughes、Hugh Lawrence、William H. Matheson、芮效卫（David T. Roy）、吴讷孙、余国藩、袁清、Allen Zimmerman，尤其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夏志清，他热情洋溢，充满感染力，引领我走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道路。我必须向诸多图书管理员表达感谢，他们帮助我找到珍本及合适的辅助材料，尤其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George Yu博士和Sidney Dai先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Philip Yampolsky教授和Jack Jacoby先生，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Ernest Tsai先生，以及台北“中央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波士顿G. K. Hall出版公司旗下的特怀恩出版社慷慨地允许我引用两部作品白保罗（Frederick P. Brandauer）的《董说》（Tung Yüeh，波士顿，1978年）和王靖宇（John C.Y. Wang）的《金圣叹》（Chin Sheng-t’an，纽约，1972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则容许我引用自己的文章《〈隋唐演义〉及明末清初苏州文人美学》（“Sui Tang yen-i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 Suchou Elite”），该文收录于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主编的《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文集》（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普林斯顿，1977年）。
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都在必要时为我提供了精神和物质支持。我必须特别感谢J. Thomas Rimer主席及Susan Mes-senger秘书。我曾收到数笔重要资助，因而得以将全部精力投注于这一项目。感谢华盛顿大学的教员研究委员会及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后者的赞助资金来自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本书的研究发现及结论并不代表基金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或华盛顿大学教员研究委员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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