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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住山不记年 原来古诗词才是中国人的治愈系!畅销书《曾有天真少年时》续作,远离尘嚣,住山见云

書城自編碼: 417448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中国古诗词
作者: 张小瓷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80800961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5-11-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售價:HK$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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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古典文学重度爱好者张小瓷,耗时两年再续新作!继《曾有天真少年时》之后,再度回归!
·一部将心灵浸泡在诗词中的疗愈之书。邀请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四位诗人解答在悬浮的当下,如何安顿身心,何为良好生活。
·陶渊明归田园,王维归辋川,白居易归池上,苏轼无所归。以“归”字为题,回归真实与烟火气的日常生活。
·百余篇经典佳作,原文欣赏+诗意解读。从诗人的人生经历到代表性佳作,涉猎广泛,超多知识点。
·灵动、优雅的笔触。将诗词融入自然的独特创作方式,透露出作者多年扎实的写作功底。翻开这本书,让人一秒钟爱上古诗词。
·在古诗词里疗愈身心。像种子回到土地,诗人们复归生命,在具体的生活中构建自己的“桃花源”,在一饮一啄、一草一木中,亲身实践“我将如何安顿身心”。
·住山不记年,看云即是仙。优雅双封,唯美封面。在山中,没有城市的喧器和繁忙,只有清风拂面、鸟语花香。让人忘却了岁月的流转。
·多重古风主题赠品,诗意拉满。超大封面同款海报,山中来信,青玉案四联书签,金句小卡。人人都可以是诗意的人。
內容簡介:
本书从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四位诗人的人生经历,展开四段关于身心安顿的探索之旅。以“归”字作为串联的主题,陶渊明归田园,王维归辋川,白居易归池上,苏轼无所归。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作者以现代人的视角,回望过去,叩问何为良好生活,在下沉的时代如何安顿身心。借助诗人们敏锐的感官,在百余首经典诗词的赏析中,腾空内心,投身到山水、诗词中,领受万物赠予的浓情厚谊;与诗人们携手漫游于桃花源,酿造着性灵的桃花,重建心灵的完整和自由,歌咏而归。
關於作者:
张小瓷
青年作家,古典诗词重度发烧友。主张“以古典观照当代”,借诗人那双发现诗意、观照自我的慧眼,在朴素、真实的生活中,建造每个人自己的“桃花源”已出版作品《曾有天真少年时》等。
目錄
陶渊明——种豆南山
一、金刚怒目 猛志固常在
二、歌咏而归 结庐在人境
三、顿悟之菊 寒华徒自荣
四、悠然见山 万物皆敞亮
五、千灯相照 共看流泉日日新
六、精神游牧 悬隔于四时之外
七、古典春盏 心与天游得自由
八、无遁而存 临清流赋诗
九、羲皇上人 纵浪大化中

王维——辋川蝉蜕
一、辋川时间 桃源一向绝风尘
二、湛然似水 表里俱澄澈
三、芳菲满襟 以众花为佛事
四、摩诘居士 安禅制毒龙
五、阴翳之美 由青山白云去说
六、坐看云起 云气欲生衣
七、诗之容器 空则纳万境
八、减损之道 水落而石出
九、空香沾手 寒梅著花未

白居易——嬉游池上
一、琵琶行 从白居易到白乐天
二、定风珠 心安即是家
三、造园家 知之池上
四、池中物 同在逍遥间
五、忘适之适 树入床头,花来镜里
六、身与竹化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七、好花好天 雪月花时最忆君
八、营闲事 落花水面,皆成文章
九、回溯的鱼 转入此中来

苏轼——随机波动
一、黄州新生 从苏轼到苏东坡
二、秉烛夜游 千江有水千江月
三、独鹤与飞 我欲乘风归去
四、与造化游 万象自往还
五、吾心安处 人间有味是清欢
六、随物赋形 且陶陶、乐尽天真
七、透网金鳞 舟人水鸟两同梦
八、寓意于物 玲珑宛转,无所滞碍
九、逆旅行人 兹游奇绝冠平生
附——参考书目
內容試閱
把“桃花源”作为动词

哲学家陈嘉映在谈论诗人时曾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们能读懂一个诗人,以前流行的理论说,因为他表达了普遍的人性,那实在是浅陋的理论。好诗始终在表达别具一格的感知和经验,他表达得生动有力。我们读诗,不是要去了解诗人都有哪些特殊经验,仿佛出于好奇。我们受到指引,引导自己也更加生动地感知世界。”(引自《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诚然如此,诗人是人类的感官。他们对世界的感知比一般人更敏锐,最擅长捕捉幽微的情感。我们读诗,就是借助诗人的感官,去领受万物赠予的浓情厚谊,与物有情,对人有爱。
说到这里,你或许要问了,好诗究竟好在哪里?我想,真正的好诗词,就好在它能和每个人建立一对一的单线关系。从这个角度看,读诗的人会被哪首诗、哪位诗人所打动,刚开始其实不知道。 一般来说,理解总是滞后的,除非它匹配了你的经验。
这一种理解的滞后性,有点像威廉·布莱克偶遇弥尔顿时的感受:“但是弥尔顿钻进了我的脚,我看见……但我不知道他是弥尔顿,因为人不知道穿过他身体的是什么,直到空间和时间揭示出永
恒的秘密。”
重读的这一刻,旧诗词像齿轮般,当的一声,契合了我们当下的所思所想。于是,就有了切身的领悟和交会。这些领悟非常珍贵,既带来庸常被砸碎的意外,又带来感知被打开的惊奇,得未曾有。所以说,好诗人存在于“明日的世界”,在前方等着我们去会见。
因此,一旦我们的生命忽然向某一位诗人开放,就要抓住这个瞬间,向他叩问,此谓:“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我向四位大诗人:陶渊明、白居易、王维、苏轼的“小叩”,我想着他们的眼睛去看,想着他们的耳朵去听,想着他们的心去感受,如同“招魂”。
今天,我们面临普遍的心灵危机,焦虑、迷茫、孤独、空虚……同时,陷于他者的消失、与自然的失联、被大数据控制等诸多精神性困境。那么,在下沉的时代,普通人要如何安顿身心?在悬浮的当下,何为良好生活?我想站在当下,回望过去,将陶渊明、白居易、王维、苏轼作为一个开放的、包含有无数种可能路径的参考答案,来展开四段关于身心安顿的探索之旅。
在“理解之同情”的前提下,我将跟随这四位大诗人,“桃源”问津,去探访他们各自的桃花源。当诗人们“不向长安路上行”,而选择“咏而归”,回到小地方,又将如何恢复生命的完整性,并重构心灵的自由?
之所以将这四位诗人集于一书,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归。”陶渊明归田园,王维归辋川,白居易归池上,苏轼无所归。四位诗人的“归”,其意旨都指向真性的显现、向内的安顿、性灵的敞亮。就像种子回到土地,诗人们复归生命的本真,在具体的生活中构建自己的“桃花源”,在此酿造一种可不断延宕、更新的“桃源时间”,供自己与同道躲藏生息。
一自陶公寻源后,千古高风说到今。隔着岁月长河,遥望陶渊明的桃花源,“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一点心焰的光虽微弱,却没有被遮蔽,而是被灼灼的桃花辉耀着。循着这一道光,我一次次轻叩诗人,用一种主动“刻舟求剑”的方式,将那些具有历时性的问题来作为书写的锚点。我期待,四位诗人的“归”,以及他们这一生经历的、沉思的、创造的、书写的,能借给你一双发现诗意、观照自我的慧眼。
为此,我将把自己的内心腾出来,全然地向诗人敞开,不拘一格,领受一切。正如冯至在《十四行集》中所写:“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种豆南山的陶渊明是东篱下的一朵菊,“寒华徒自荣”:静默酒落,独求本真。
东晋的一个黄昏,山气氤氲,此刻有无数只归鸟,从天空纷纷降下来,落入南山。高大的松树下,一人微胖,长髯、葛巾、宽袍,衣带飘然,竹杖徐行。这个人就是陶渊明,他左手握一束菊花,右手持一盏春醪,悠然见山,跌宕自喜。
像成熟的稻穗低下头,秋天的栗子落入农民的草帽,陶渊明辞去了彭泽令,归去来兮,躬耕陇亩。他的“归”是回归,不必遁入山林,不必隐于僧道,而是重归生养之地、亲朋之间。之后,在一饮一啄、一草一木中,渊明亲身实践“我将如何安顿身心”这一课匜。
其诗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庐。”斯晨,薄雾轻敷;斯夕,月光皎洁。从清晨到黄昏,在菊花盈满园的蓬庐,渊明安顿,渊明劳作,与庄稼、蔬果、溪流、草木、素心人为友朋,对一小块土地负责,与万物同浮沉、共怡悦。
因而,渊明的归田园,书写的实则是一部安顿生命的存在之书。对他而言,桃花源存在于乡野田居,在临流赋诗处,在柴桑间、稼穑里、躬耕中,在与素心人话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的每一个日常中。
陶渊明以自己的实践,为后世文人的“咏而归”确定了纲目,其诗文则成为他们写作的一个秘密源头。之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归”,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为陶渊明归田园的续篇。或者说,古寻阳的桃花永不落,诗人们携手漫游于桃花源,酿造着性灵的桃花,歌咏而归。

归辋川的王维是岩中花树,与花月共优游,以云霞为伴侣,坐看云起,色空无碍。
在经历大半生的宦海沉浮后,王维将身心安顿于川的山水间,宛如蝉蜕,获得新生。辋川别业正是王维为自己营造的桃花源,“别为一天”,是一处可游、可居、可耕、可渔的理想天地。这里有云、树、花、竹、鸡犬、房舍、良田,以及牧童、野老、荷锄的农夫,田埂上碰头,相见语依依。此番情景,正如《桃源行》所写:“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
辋川别业落成后的第二年,即天宝元年(742),大唐达至鼎盛,烈火烹油极尽繁华。这时,“背海之人”王维念兹在兹的只有辋川,以及辋川的游云、闲花、山鸟、青苔、春涧……他要回辋川做无目的的云游,看山光如在掌,看空翠湿衣襟,与万物交互悠长的叹息。
渊明有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居辋川的王维,同样是一个纵浪者。他下潜至辋川山水之深处,屏住呼吸,潜泳、采珠,捕捉万物发光的瞬间,比如,看风竹写晴影,看水花临晓妆。之后闲坐,王维沏茶,和装秀才聊天,细嗅烘制茶叶的松针残留的烟熏气,像回味每一次山中的潜泳。
被他人看旧了的辋川山水,在“真主人”王维的静观下,突然被陌生化,终于在《辋川集》和《川图》中焕发为一个精神的“桃花源”,静默而圆满,这里盛开着永不凋零的桃花。千年以后当我们翻开《辋川集》,心中便轻拂过辋川的风,被风吹散的月,被月惊起的鸟。

中隐洛阳的白居易,是一条嬉游池上的鱼,优哉游哉,与池上诸物一道做逍遥游。
这位天才的造园家,晚年以诗心别造一“壶中天”——池上。他按照自己的审美理念移竹邀风、栽树搭山,将自然物纳入园池内部。又经能工巧匠的翻新、构景、营建,一一“驯化”园中之物,“恍然若别造一世界”。白居易要营建的不仅是一处客观的物境,更是一种主观的心境,由物到心,向内安顿。
一千年来,中国文人难以调和的仕与隐的矛盾,到白居易这儿才交出一个完美的答案:中隐池上,出门就是朝堂,回家即入山林。在俗世与自然这两股力量的博弈间,白居易找到了一条缝隙,脱身而出,与池上诸物共同别造一桃源。他在此观草木之荣衰,览世事之更替,穷四时之盈虚,思存在之真谛,圆满俱足,无少欠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白居易用草木、诗酒、音乐、亲朋、无所事事,以及一切微小的幸福,填满这一方乐园。久之,他看见自我与池上的界限在颤抖、在消融。恍兮惚兮,他化作池上的一条鱼,俶尔远逝,往来翕忽,若空游无所依,欣然去接纳接踵而至的纷繁万物,以酿造真性的桃花。

苏轼是一只“欲乘风归去”的飞鸿,无所归止,随机波动,心安处就是他的桃花源。
苏轼有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这四个字,宿命般成为苏轼的隐喻。他这一生漂泊无定,流转迁徙真如飞鸿,其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眉州、汴京、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黄州、惠州、儋州,天涯海角,再不可远。
而每一个所到之处,都像是飞鸿偶然在雪泥上留下爪痕,很快又飞走了。在这场无定的旅途中,“逆旅行人”苏轼总带着他的思绪、颠簸、挣扎、困惑等,积极投身于当下的生活:去感受、去写诗、去劳作、去交友,一边见识万物,一边大快朵颐,做一个满怀爱的生活家。
如果说,苏轼的人生上半场是从22岁那年科考及第开始,有过一个完美开局的话,那么,他人生的下半场应是从46岁这年易名为“东坡居士”开始的。他效仿白居易的忠州东坡之名,将亲自躬耕的坡地命名为“东坡”,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别号。从此,官员“苏轼”退出了大宋的朝堂,农夫“东坡”新生于黄州的旷野。
在黄州期间,东坡顿悟:“此心安处是吾乡。”他的桃花源就流转于当下此在的体验中。之后,在每一个流离的异乡,苏轼自可“在处江山便是家”,将一草一木都视作自己的来处,将一家一户都视作自己的归途,尽情去领受造物主的无尽藏。用他自己的话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当我结束这本书的写作时,时节已是仲春,好花好天,春光融融。窗外的泡桐树进入了盛花期,一树接一树地绵延,远望如一团花雾,白白与紫紫。在写作和读书的间隙,我抬起头,不时和花交流一会儿,即刻就领受了蓬勃的生之力,心中盈满了花朵的甜、春山的绿。下雨的夜里,开了窗睡,花气就一波波漫进来,将我浸透,在梦里都仿佛能听到泡桐花的叹息。
从冬到春,我端坐在书桌前,日日和窗外的泡桐树相对,看它们慢慢落尽了叶子,留一树的花苞静默着。冬去春来,在几番花信风的吹拂下,泡桐树呼啦一下开满花。四面望去,盛大的春天之于我,便只是窗外这一片泡桐林。
此刻,泡桐花的芳香如水波纹,荡漾进来,我感觉自己从花香中浮起来,与整个春天共沉浮。而春光如银白色的鱼,优游于书桌上的古籍、琉璃杯、百合花等什物间,颤颤地抖动,仿佛春天在永恒地延宕着。
这一张面对着泡桐林的书桌,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定风珠”。经由它,我进入古典的桃花源,慢慢渗透,缓慢、平和、静水流深。在探访过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各自的桃花源之后,我才知晓,桃花源既不在虚幻的时空,又不在想象的乌托邦,它就在朴素真实的生活中,是人人可及的世界。
这个真实的桃花源,可以是陶渊明的村庄,自南山远远地望过来,一簇红霞,桃树人家;可以是王维的川,开门即见桃红、柳绿漂浮在蒙蒙的水气中,桃花灼灼,在水之;或者是白居易访大林寺时,惊鸿一见的山桃花,出尘又浓丽;抑或苏轼观看惠崇的《春江晚景》图时,自竹林旁逸斜出的两三枝桃花,柔枝袅袅,摇荡春光。这一片、一树或两三枝桃花都不是诗人刻意去寻得,而是“春在枝头已十分”,自然而然绽放在诗人的心中。这一刻,花应人,春鸣禽,有情人就已在桃花源。
既如此,我们不妨把桃花源作为一个动词,即回到踏实的、连续的生活中,重回到此刻的一呼一吸、眼前的一草一木,把每天都变成一个寻找并构建桃花源的过程。用歌德的话说,“一连串越来越纯净的努力,等你说,请停留一下,生活就结束了”(引自《聊聊爱情与死亡》)。

【一】
金刚怒目
猛志固常在
公元405年的一个寒夜,彭泽县令正在奋笔疾书。他从未像今夜这样开心,因为这些年反反复复的官场煎熬,终于要彻底结束了。这位县令叫陶渊明,他写的不是文告,不是上疏,而是一份“辞职”宣言。这份宣言,就是广为人知的《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调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是陶渊明拨开层层迷雾后做出的决断。是的,他要回归,归于故土--寻阳郡柴桑县(江西九江境内 ),一个叫“上京里”的村庄。算起来,这是他第五次辞官了。在进入正文前,我们先结合考据给陶渊明做一个简单的画像。
陶渊明生活在公元3世纪末,彼时,三国鼎立刚刚结束,西晋王朝就陷入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当司马家八位王爷的人头成为第一批祭品后,北方铁骑继之而起,西晋又遭遇五胡乱华的悲惨下场。五胡纵横北方,先后建立起16个割据政权,被后世称为“十六国”。
西晋士族退守南方,建立东晋政权,由王、谢、桓、庾等几个世家大族轮流把持朝政。东晋共有11位皇帝,其中,除了晋明帝司马绍掌握实权外,其余十位全是傀儡。公元383年,水之战爆发。在谢安的指挥下,东晋奇迹般取得了胜利,得以继续偏安东南。
就在淝水战场风声鹤唳的这一年,陶渊明刚满19岁,时代的洪流还没有席卷这位读书的少年。年轻的他,既怀着像曾祖陶侃那样大济苍生、建功立业的理想,又渴望像外祖父孟嘉那样酒不羁,活出本真的自我。陶侃的壮怀激烈与孟嘉的逍遥自在,这两种人生理念同时在少年的心中激荡、碰撞。
和动乱时代的乡下读书人一样,陶家的境况很迫,田薄岁歉人口又多,收成不足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以致“冬无葛,夏渴瓢箪”。没办法,渊明只好外出求官,想靠做官获取俸禄,以求一饱。
太元十八年(393),29岁的渊明第一次踏上仕途,应召赴任江州祭酒。《宋书·隐逸传》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可知,渊明出任江州祭酒的原因是“亲老家贫”。然而,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凝之(王羲之次子)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徒,丝毫不具备理政的才能。就在王凝之痴迷于五斗米道时,东晋王朝陷入危局。面对朝廷的巨变和不靠谱的上司,渊明无奈自解而归。
公元399年,会稽郡失守,王凝之与下属一同被叛军所杀。卸任归乡的渊明幸运地逃过一劫,但这几年,他的家庭也不安定。在长子陶俨出生后的第二年,渊明的妻子去世了。次年,他续娶第二任妻子翟氏。据《南史·陶潜传》记载,渊明与翟氏志趣相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大约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一篇情思摇荡的《闲情赋》:“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
从太元十八年(393)辞掉江州酒,又拒绝担任主之时起到隆安三年(399)再度出山,去桓玄手下任职以前,这六年的光阴,渊明都在家乡闲居。30多岁的他,已经是五个儿子的父亲。要如何喂养这些嗷嗷待哺的嘴巴,是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好在不久前,桓玄曾派人带着亲笔信礼聘他到自己帐下任职,渊明于是前往赴任。《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都表明隆安四五年期间,他正任职桓玄手下,乘船在长江中、下游之间奔波。
隆安五年(401)冬天,渊明因母丧回寻阳,退出官场。丁忧期间,政局又一番巨变。元兴二年(403)冬,桓玄“接受”禅让,正式称帝。桓玄攻入建康之初,“京师欣然”,开局良好。可惜桓玄同样昏庸,举措失当,很快“朝野失望,人不安业”(《晋书·桓玄传》)。不到一年,桓玄就被刘裕打败。义熙元年(405),晋安帝复辟,实际掌权者则是刘裕。
丁忧三年期满,渊明又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志向,再一次主动出仕了。这年六月,渊明远赴京口,入刘裕的幕府任参军。不久,他又转身投入刘敬宣的幕府,充当他的特使到首都执行公务。
从这份任职履历不难看出,渊明其实在好几方政治势力之间周旋--朝廷、桓玄、刘裕。彼时,正当晋室衰微之时,各方势力你争我伐,蒙强厮杀。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中,想要有一番作为是很难的。正是在刘敬宣幕下时,渊明就下定归隐的决心了,他要弃官归去,回到田园,独善其身。
其诗云:“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渊明自问,在篡与乱交替的世道,人人自危,能够活着尚且不易,流连仕途又能改变什么?即便是像刘敬宣这样的世家子弟,最后都被刘裕逼得无路可走。而随着刘敬宣的解职,渊明再次辞去职务,回到故乡。
义熙元年(405)秋天,渊明最后一次出仕,在叔叔的引荐下去做彭泽县令。彭泽离家只有一百余里,县里有100亩公田,种什么都可以,收成全归县令。啫酒的陶县令用50亩种上酿酒的秣米,另外50亩种上食用的粳稻。遗憾的是,才任职80多天,种的粮食还没收获,渊明又辞官了,理由是“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拂衣归去。
算起来,渊明最后三次为官(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的时间,包括其间的空隙,加起来还不足两年。义熙元年十一月:他彻底归隐了,为自由而退场。归田园后,曾有人劝渊明出仕,他没同意,理由是“吾驾不可回”,言行一致,态度坚决。
渊明这一生共经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生活在一个空前绝后的大乱世。在这种境况下,他却五次出入官场,几次三番更换阵营。可知,他的底色绝不是一个超然的隐逸者。在早年的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渊明曾写:“时来苟冥会,宛通。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其壮怀激烈之心简直要从诗中跳出来。
事实上,渊明既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又有“猛志逸四海”的豪情,更有“慷慨绸缪”的雄心,这是他“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正如鲁迅在《“题未定”草》中的论断:“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以及“陶渊明并不是’浑身静移’,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而说到他金刚怒目的一面,最清晰的显现应该是《咏荆轲》诗(节选):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朱熹曾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这段评论颇具功力。诗中,渊明以强烈的爱憎歌咏了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在有限的篇幅中,他依次写荆轲的出京、饮饯、登程、搏击、行刺,笔墨淋漓,慷慨悲壮。最后,渊明笔锋一转,“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一面惋惜荆轲“奇功”不成,一面肯定荆轲“馀情”犹在。就在这惋惜与倾慕之间,渊明又振起,使这位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英雄,获得了不灭的光辉。
以平淡著称的渊明却对荆轲的英雄气尤为敏锐,说明他自己也向往这种精神。可知,他天性本就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如龚自珍的评价:“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寻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龚认为陶潜有强大的人格力量,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向外表现为社会担当,向内表现为心灵自由。要知道,真正稀有的自由有时不在于正面的选择,而在于世人眼中“负面”的拒绝。
在乱世的滔滔狂潮中,渊明就像“舞干戚”的“刑天”,拒绝任何标准答案,恰如苏轼所言:“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节选自《东坡题跋·书李简夫诗集后》)
对于渊明的随性与率真,元好问阐述得最深刻,他在《论诗三十首·之四》中评曰: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義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第一句,指出陶诗是“一语天然万古新”,每一首皆自然天成,褪尽铅华,独见真率之情志。第二句“豪华落尽见真淳”,说的是渊明的人格。意思是,在抵达真淳的境界之前,他还得经历“豪华落尽”的过程:一次次把旧我揉碎了再重塑,拆肌裂骨,不破不立最后才能由绚烂归于平淡。
诚然,从而立年到不惑年,渊明在出仕与退隐的两端摆来摆去,深陷于一个螺旋形的怪圈里。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况下,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委怀于琴书、寄情于园田,难免有“白首无成”的惶恐;“暂疏园田”走上仕途,他又深觉“意志多所耻”,每次出仕都像“违心之举”。出仕又厌仕,始出就思归,“仕”与“隐”像驻扎在他心中的两支敌军,反复交战,逼他追问:“你是谁?到底该去追求什么?”
当他来到不惑之年,辞去了彭泽令,才走到人生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渊明在追逐外物与回归自我之间反复更替,时官时隐。归田园后,他恢复“质性自然”的天性,种田、饮酒、写诗、见山,把自己活成了一只自由的鸟,正如他的诗所写:“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历尽劫波,归去来兮,那个曾经要仗剑行天下的少年依然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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