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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由前言后记写就的别样学术史 序跋虽为短章，却是窥见学者整本著作的绝佳窗口。本书汇集史学大家杨天石先生数十年来为己作、为友朋著述所写的序跋，在短章中读者亦可以窥见其长著的核心，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力争在有限的篇幅内，给读者更多的硬货、实货，食有余甘、吃了还想再吃的美货、好货。
★一场跨越文、史、哲的思维盛宴 杨天石先生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在本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自如地穿梭于文、史、哲之间。哲学思想史领域中的朱熹研究，历史领域中的民国、近代史研究，文学领域中的南社文学的品评鉴赏……阅读本书，亦如同享受一场跨越学科边界的思维盛宴。
★一代学人的思想共鸣与深情厚谊 书中收录的序跋，同时也是学者们之间的深度对话。无论是与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探讨梁启超，还是评点陶涵、陈红民等作者不同角度的蒋介石研究，杨先生皆以平实的语言展开精辟分析。在思想碰撞中，展现了学者之间开放又严谨的学术风度。 ★封面采用烫金工艺，制作精良，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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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序跋文集，全书分为“自序篇”与“他序篇”两大部分，“自序篇”中收录了其在文史哲研究领域重要著作的序言与后记，读者可领略其对相关研究领域深入的探索和思考；“他序篇”中收录了杨先生为臧运祜、王奇生、陈红民、吴十洲、狭间直树等海内外学者的著作以及诸多重要史学书系或研究项目所作的序言、后记。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全书所收文章写作时间涵盖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时间跨度大、涉猎范围广，贯穿文、史、哲诸领域。它们既是杨天石先生个人学术成果的总结，也是近几十年来相关研究领域发展的一个侧影。书中既有对宏观历史的深邃思考，也有对文献考辨的严谨态度；既有与中外学者的思想共鸣，也有其奖掖后学、推动学术共同体建设的真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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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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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男，1936年生，江苏泰州兴化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著作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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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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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序篇
《民国掌故》序 3
《南社史长编》序 6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六卷前言 10
《海外访史录》自序 18
《横生斜长集》序 22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自序 24
《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自序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杨天石文集》自序 29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一辑自序 33
《中国国民党史》总序 37
《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序 42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辑自序 45
香港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辑自序 50
《当代中华诗词名家精品集 ·杨天石卷》自序 56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前言 61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三辑序言 70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序 75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四辑自序 78
《朱熹：孔子之后第一儒》说明 83
《南社史三种》出版感言 88
《寻求历史的谜底》后记 93
《海外访史录》后记 97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后记 102
《从帝制走向共和》后记 104
中国思想家宝库《朱熹》后记 105
《〈百年潮〉精品系列》编后语 106
二 他序篇
臧运祜《七七事变以前日本的对华政策》序 113
《民国野史》序 116
狭间直树《梁启超 · 明治日本 ·西方》序 119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序 123
吴十洲《百年斋号室名摭谈》序言 126
李金华主编《中国审计史》第二卷序 128
张北根《1919 年至 1922 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序言 132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序言 13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序言 137
在《〈百年潮〉精品系列》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140
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序 143
陈红民等《蒋介石的后半生》序 145
张夷主编《陈去病全集》序 148
吴兴镛《黄金秘档：1949 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序言 165
张玉萍《戴季陶与日本》序 167
唐润明《康心如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序言 170
闻海鹰《南社忏慧词人徐自毕》序 174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序 178
《美国国家档案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序 181
彭秀良《段祺瑞传》序 187
应宪等《国家记忆》（中国远征军作战图片集）序 190
王成志等《北美藏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档案文献提要》序 194
《蒋中正自反录》再版序 197
《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序 200
张北根《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序 207
《牛大勇外交史文集》序 210
民言无忌 214
——“《同舟共进》精华系列”序
保存传统，留住记忆，增强城市魅力 217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望旌旗以千里—昆明抗战遗址全录》序
《20 世纪中国诗选书系》前言 220
抓住大本、独树一帜的小说史研究 228
——周思源《现代白话小说语言艺术：从朦胧到自觉》序
刑建榕《话说中国》第二卷导言 232
研究历史，尤应注重总结负面经验 236
——阮大仁、傅应川、周珞等《一号作战》序
《世纪三伟人》导言 241
阮大仁《蒋中正日记揭密》序 245
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序 249
《中华南社文化书系》总序 254
南社诗人胡石予《秋风诗卷》诗序 257
“传记文学”书系总序 260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序 263
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266
——邢建榕《非常银行家》序
《张治中传》序 269
《小文丛书》序 273
追求真相，老而弥笃 275
——读蒋永敬《多难兴邦》感言
李龙镳《穿越历史长河之惊涛骇浪》序 279
陈颖编《贞毅先生陈陶遗诗文集》序 282
宋煜编《宋大章集》序 286
《南社砚谱》序 293
俞前等《天下南社》序 295
张夷《陈去病诗选注》序 299
姚昆田《南社大辞典》序 307
钱文辉《往事踪影》序 312
《季我努学社讲座集》序言 315
《无锡县中历史资料选编（1911—1949）》序 318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鉴定意见 321
我和我的朋友阿渝 323
——《陈漱渝画传》序
孙潇潇《秘档解读：戴笠与军统》序 329
胡全章《晚清革命诗潮研究》序 331
《近代旧体诗文集萃编》前言 339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再版后记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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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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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史长编》〔1〕 序
有人说过，在某种意义上，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比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难。我有同感。
研究古典作家，资料比较好找，其数量也有限；研究近代作家呢？找起资料来可就不容易了。不少作家没有编过集子，也没有 一篇较为完整的传记。他们的作品与生平资料分散在各种报纸、杂志上，有的还以手稿形式珍藏在某个图书馆或私人的书箱里。这些报纸、杂志不仅数量大，而且又大都残缺不全。这里有一部分，那里有一部分，你要想找全看齐，就得奔走于许多城市、许多图书馆之间；而且，它们又大都是“新善本”，或封存，或借阅有种种严格限制。你要想看到某一种资料，有时真得花点力气。就拿南社的机关刊物《南社丛刻》第 1—22 集来说吧。现在全国保存完整的大概只有一二套。再拿南社的三个发起人来说吧。《柳亚子文集》的出版是 1983 年以来的事，至今还未出全。陈去病的《浩歌堂诗钞》、高旭的《天梅遗集》虽然不完整，编得也不理想，但也不大好找了。至于他们的散文、诗论、文论、书札，辑录起来，没有几年工夫，是难以见到效果的。南社成员多达 1180 余人，活动延续 30 余年，其成员不少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艺、新闻、出版、教育各界的精英，他们的诗集、文集、小说集、笔记小品，以及编辑、参预编辑的报纸、杂志，总数当不在千种以下，因此，研究南社，首先是资料难找。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南社成立于辛亥革命前。这时，中国人民正处于“两重奴隶苦复苦”的年代，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拯救祖国，振兴中华，正在和清王朝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南社成员以他们的作品讴歌革命，呼唤民主，鞭挞专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南社成员又以他们的作品声讨民贼，批判独夫，表现了对民主、共和理想的坚贞不渝。在上述斗争中，周实、宁调元等一批社员慷慨捐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诗言志，歌永言”，如果人们要了解辛亥革命前后一代革命党人和爱国者的风貌和情怀，我以为，阅读南社的作品将是很好的途径。
南社文学正处于中国文学的转变时期。一方面，有过辉煌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已经进入垂暮之年，另一方面，西方文学正越过重重波涛进入古老的中国。南社作家们面临着一系列他们的先辈从未接触过的问题：如何继承并发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如何对待来自异域的新的文学样式？如何处理文学和时代、政治、人民的关系，思想和艺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如何创造新风格、新形式，从而为中国文学开辟新的灿烂的前途？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南社作家都有过探索。总结他们的经验将会获得有益的启示。
我研究南社，始于阿英同志的指导。那还是 1958 年，我正在北大求学，参加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本来，负责撰写白居易等中晚唐作家部分，初稿完成后，领导告诉我，阿英同志提议，近代文学部分不可没有南社，于是，临时拉去帮忙，赶写了一节。后来为编注《近代诗选》，我去访问阿英同志。敲门之后， 一位矮矮胖胖，身穿旧蓝色中山装，头上覆一顶毡帽的老人把我迎进了南屋—这就是 30 年代的老作家、老战士、著名学者阿英。坐定之后，谈了一会儿，阿英同志便走进西屋，慷慨地搬出了他珍藏的全套《南社丛刻》，交我带回学校去看。我拎着沉甸甸的一包书赶回西郊，心中充满着暖意。记得那是一个冬天，风很大，很厉害，但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其后， 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研究条件的单位，但我仍然对研究南社有兴趣。这下子可苦了，多次想洗手不干，但又积习难改。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南社》 一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刘彦成同志一起完成的。1974 年，近代史研究所的王晶垚、王学庄同志正在研究南社，邀我协作。我欣然同意。不想因此成了近代史研究所的正式成员，并从此决定了我后半生的治学道路。近代史研究所收藏丰富，有机会读到了许多过去读不到的资料，特别是当时的报纸。于是，一页页地翻读、选录。有些资料，例如周实的《淮南社启》，国内遍寻不见，还是在美国，从旧金山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发现的。
这部书原是我和王学庄同志计划编写的《南社志》中的一部分。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决定分成两部分：一部以时间为经，用长编体的形式反映南社的历史，由我主要负责；一部以人物为经，反映南社作家的生平，由王学庄主要负责。两部书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前者。考虑到近代文学研究者收集资料的不易，本书包容了较多的资料。
近年来，南社研究已为愈来愈多的学人注意。海外有国际南社学会，成员遍及美国、德国、法国、捷克、荷兰、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我国有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1990 年 6 月， 《国际南社学会丛刊》第 1 期在香港出版。次年 7 月，《南社研究》第 1期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些同志在热情地呼吁建立“南学”。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推进南社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在 1983 年即已完稿，积压多年，始得面世。谨以此书，纪念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阿英同志。柳无忌教授支持并资助此书的出版，金祖芳女士为本书编制了人名索引，并此致谢。
1992 年 4 月
〔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 序
中国古无政党，国家大事取决于以帝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体系，可以称之为“帝治”。中国政党的萌芽，始于 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1905 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它有政纲，有组织，有入会条件和手续，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此后，同盟会在民国初年演变为国民党，后来又演变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现代政党的特征日益发育。1924 年，孙中山“以俄为师”，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臻于完备。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同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自此统治中国大陆 22 年。这 22 年中，国民党长期标榜“以党治国”。这样，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统治形式—“党治”。
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国民党史，就必须研究“党治”，即中国国民党的治国主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作。近年来出现的有关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著作大都走的是这一条路子。这是必要的。但是，还必须同时研究国民党如何“治党”，即它如何发展党员、管理党员、从事党的组织建设等。这也是研究国民党史的学者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只有将“党治”和“治党”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致对中国国民党的全面的认识。
奇生的著作，研究 1924 至 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包括俄共体制的引入、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党治关系、党政结构、政治录用、派系矛盾、吸纳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作者通过全面、严密的考察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的独裁政党”，这就从“治党”这一特定角度揭示出，在近代中国两大政党的角力中，国民党之所以惨败的原因。学术贵创新，学术的生命也在于创新。本书所阐述的诸多问题前人大多没有做过探索，没有多少现有成果可资参考，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国民党历史研究中的一部拓荒之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独具特色、别开生面的原创之作。近年来，我们看惯了一些主题、章节、内容、叙述都大体相同的著作，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读本书，相信读者当有焕然一新之感。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历史资料之上，同时，它的作者又必须具有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对所研究的对象作出清晰、严谨、科学的判断。奇生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多年，近年来又跑遍全国十多个省、市档案馆，广泛收集民国档案和相关的图书文献。本书所用资料很多都是作者第一次发现或第一次引用，从而为国民党史研究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同时，作者又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善于思考，并且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全书新意迭出，对国民党的历史提出了许多在其他相关著作中很少见到的精辟观点。我研究民国史和国民党史三十余年，但读本书仍然经常有新颖而出乎意表的感受。
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一定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质，也表现出一定的量。因此，历史要忠实地记录过程，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历史也要对处于特定过程中的事物作出质和量的分析。既往的某些历史著作，或忽视对过程的叙述，或重视“定性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因此都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全貌。本书比较全面地注意到了上述三个方面，而在“定量分析”方面用力尤勤。书内附有 35 幅图表，举凡党员成分、信仰、职业、年龄、教育程度、兼职、薪俸、地域分布等方面，都有数量统计，这在其他相关著作中是很少见到的。旧中国普遍忽视对国情的调查统计，国民党对自己的“党情”也所知甚少。即使单从本书所附件图表，也可见本书作者投入了怎样的辛勤劳动。
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史学研究者很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某个特定地区，都会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自然，历史学家们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固属十分必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其表现之一就是生硬地照搬境外的话语系统，以致不知所云。奇生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从书中的考察角度、话语系统可以看出这种吸收的痕迹，但是，却决不牵强、决不生硬、融合无间，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清人黄遵宪诗云：“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奇生年方四十，正值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已经如此成熟，有了如此卓异的成绩，循此前进，成就大有望焉。
2003 年 8 月 13 日，草于长春南湖宾馆， 8 月 22 日定稿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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