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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临床心理学家汪瞻、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人杰里米·维恩、作家奥利弗·伯克曼盛赞推荐。
*无论你身处社会的哪个阶层，无论你在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现代社会的人们几乎无法摆脱慢性压力的束缚。这种在背后长期且深度影响所有人健康的隐形负担像无声的幽灵一样，环绕在每个人身边，挥之不去，又无法摆脱。
*本书将从内分泌学的角度告诉我们慢性压力是如何过度引起身体的反应，致使引发或加重多种慢性疾病和症状，从而给身体带来危害。比如糖尿病、痴呆、心脏病、不孕不育，都与一定程度的慢性压力有关。
如何破解慢性压力的来源？如何最大程度减轻我们长期感受到的压力？如何通过适度运动来缓解压力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如何降低童年焦虑带来的后续负面影响？本书都将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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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现代生活中压力无处不在，它们就像潜伏在我们周边随时准备扰乱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压力的危害还不止于此，科学研究证明，长期处于压力环境将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严重的影响，如引发肥胖、2型糖尿病、某些癌症、心脏病、痴呆、不孕不育等。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在这本书中，你将从两位作者的调查和研究中了解压力是如何对我们身体各方面产生影响的，包括：
#激素
#体重
#2型糖尿病
#工作和社会经济地位
#生育能力
#早年生活和成长经历
他们研究了应激激素的科学原理、真实案例、压力的历史以及社会因素如何与压力相互作用，解释了压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我们如何减轻其对健康的长期影响。
压力是复杂且因人而异的，有许多因素在同时起作用。两位作者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大部分人的压力是由你无法控制的因素引起的。如果你感到压力，那不是你的错。但了解压力发生时身体里发生了什么，是减少压力的一个有效步骤。身处压力中，我们需要随时准备应对和击退这些烦恼。你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实用且有效的方法，但你也要时刻牢记，每个人都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并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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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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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麦肯齐（Richard Mackenzie）博士，英国考文垂大学健康与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员，在哈雷街一家知名诊所负责代谢健康工作，并发表了40多篇期刊文章，主要涉及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等。 彼得·沃克（Peter Walker），《卫报》资深政治记者，著名评论员，关注生活、健康以及政治相关事件。著有《神奇药丸》，该书解释了日常身体活动是如何从现代世界中消失的，以及这一现象带来的健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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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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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什么是“压力”？ / 001
第2章? 压力简史 / 017
第3章? 被激素塑造的生活 / 037
第4章? 如何维持身体的内稳态 / 059
第5章? 压力与地位、工作的关系：被忽略的群体 / 081
第6章? 压力与体重的关系：碳水化合物、食欲和污名化 / 107
第7章? 压力与糖尿病的关联：疾病新浪潮 / 129
第8章? 压力与生育内稳态：意外之喜 / 151
第9章? 压力与生命早期：爱、触摸和传承 / 167
第10章? 如何缓解压力 / 193
后记? 雾霭微光 / 219
致谢 / 225
注释 /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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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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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身处哪个时代，人们都会经历压力。不过，压力成为大众热议、广泛关注的现象，是近一个世纪开始的。在这段时间里，压力成为实验室中的研究课题，也潜移默化地融入生活与文化当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压力，我们想要占用一些篇幅来简单梳理这段历史。
关于压力研究的起源，我们在第一章中也有提到。1936年，在蒙特利尔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里，汉斯·塞利（Hans Selye）开始给一些大鼠注射有毒物质。这项不起眼的实验，却给压力研究、及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塞利是一位出色的奥匈帝国医生和科学家，其职业生涯几乎在加拿大度过。他勤奋又高产，发表的学术论文多达1700余篇，还出版了39本专著。他既是推动压力研究的关键人物，却似乎对此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塞利提出的“一般适应综合症”（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观点，一定程度上算是现代压力生理学的开端。他主张，一系列毫无关联的疾病并不仅仅是由长期压力造成的，而是更具体地，源于外界事物对人体激素警报系统反复、长期的刺激。
然而，塞利的研究成果对这一观点的支持却是有限的，一些批评家由此认为他的理论难以令人信服。在塞利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其说他在探索新理论，不如说他是在孜孜不倦地宣扬自己早前便已提出的概念，做“压力理论”的代言人。和他的学术贡献相比，他扮演的后一种角色更加深入人心。
根据塞利和追随者们的定义，压力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现象，从北美洲开始，直至蔓延全球。他们的观点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即，压力是需要自己去应对的问题，只是有些人应对得比较好罢了，这其中不需要有什么更庞大的社会力量介入，来帮助个体应对压力。在这样的观点下，如果有人没能通过压力测试，他自己就会很有负罪感。
塞利对慢性压力的观点本身有着一定的性别偏向，这在当时助长了一种刻板印象：压力是什么？是一位高薪、超负荷工作的男性高管坐在玻璃幕墙的办公室里，饱受胃溃疡的折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群体面临的压力，比如工厂车间里流水线工人的精神疲惫，比如承担了过多照养责任和家务的职业女性。
这些观点或许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辅相成，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塞利取得的重要突破，以及他非凡的职业生涯。作为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生物化学系的一名年轻研究员，塞利的任务是给大鼠注射从牛卵巢中采集的各种提取物，从而尝试识别当时尚未发现的雌激素，并在大鼠被杀死和解剖前监测其反应。
无论注射哪种提取物，塞利都发现了相同的生理结果：接受注射的大鼠肾上腺增大、淋巴系统受损（淋巴系统在免疫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胃和小肠也出现消化性溃疡。他对此很好奇，于是用特意制造的压力情境来代替注射，例如在冬天把大鼠放在实验楼冰冷的屋顶上，或是让大鼠在跑步机上不停奔跑。结果，大鼠也出现了相同的生理结果。他发现，这里似乎存在一种模式。
塞利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学者。他出生于维也纳，在横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小镇科马罗姆度过了童年，之后在布拉格大学学习医学和有机化学。在奥匈帝国多种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大，这意味着塞利从小就会说四种语言。医学院毕业后，他开始了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涯，到1932年，由著名的生物化学家詹姆斯·柯立普（James Collip）赞助来到麦吉尔大学。柯立普是20世纪20年代初分离出胰岛素的加拿大团队的一员，而胰岛素是该世纪*重要的医学发现之一。
在布拉格学习医学的这段时光对塞利影响巨大。在他的畅销书《生命的压力》（The Stress of Life）中，塞利回忆了1925年他和其他实习医生完成理论学习后，第一次接触临床病人的情景。他写道：“给我这个新手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少有迹象和症状是某一种疾病所特有的；大多数症状是许多疾病，甚至可能是所有疾病所共有的，就像是一种‘生病综合征’。”不过当他向其他医生聊起这一观点时，却遭到了同行的嘲笑。1
回到实验上。塞利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识别出大鼠的某些症状，并将它们与模糊的疾病概念统一起来，认为无论是注射、寒冷还是被迫跑到精疲力竭都会导致这种疾病。他发现了当身体暴露于不稳定的外部因素（他称之为“压力”）时，激素反应的关键作用。
在塞利1935年关于这项大鼠实验的论文当中，“压力”一词的现代用法首次出现。2 一年后，他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初步解释了他更广泛的理论，塞利回忆，那篇文章“简短到只有一栏74行”。
这篇短文阐述了塞利的观察结果，即大鼠对“刺激物”（无论是注射、过度寒冷还是运动）的生理反应总是相同的：*初是惊恐的“警觉期”，随后是身体竭力应对的“抵抗期”，如果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仍然持续存在，大鼠就会精疲力竭，最终死亡。3 他将这个过程命名为略显晦涩的“一般适应综合征”。
在随后发表的数十篇论文和文章中，塞利有时还会把这一过程称为“塞利综合征”，逐渐扩展涵盖了压力如何导致激素升高，影响身心健康的相关概念。其中，某些外部因素的反复或过度刺激与一系列疾病症状相关联，比如在大鼠身上不仅会观察到溃疡的出现，还观察到高血压、哮喘症状，甚至出现某些癌症。重复的压力源（即医学术语中的“慢性”）是关键，当然还要关注前文中提到的，皮质醇等激素的长期释放，而非在紧急情况下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短暂释放。塞利的结论可能不够精准，但也基本符合我们如今理解的慢性压力。
有关塞利的早期研究，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为何第一组大鼠（仅接受注射，并没有寒冷或不停奔跑等刺激因素）会出现典型的应激症状？据说，尽管塞利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科学家，他在实操时却表现得相当糟糕，尤其不擅长处理大鼠，它们的溃疡可能更多是因为被他抓得过紧；或是注射时没抓稳掉在地上后，一鼠疯狂跑，一人疯狂追。
另一件趣事是他对语义学的贡献。塞利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语言学家，他撰写这一系列文章时，英语是他的第五或第六语言。他选择“压力”（stress）一词来解释他发现的现象时，并不知道这个词在物理学中已长久地用于表示“作用于物理材料上的力”。在向《自然》杂志投稿的第一篇文章中，塞利还使用了“警觉反应”（alarm reaction）一词，但他又担心这个名词只能很狭义地描述“塞利综合征”的第一阶段。一位后来与塞利共事的学者曾听他抱怨，“要是我对英语的掌握更准确些，说不定就用“strain”这个词来代指压力了。”4
不过，塞利使用“stress”一词并非毫无语言学依据。它源自拉丁语动词“stringere”，意为“拉紧”。14世纪左右，“压力”一词首次出现在英语中时，通常指生理上的痛苦，后又逐渐从指代外部因素演变为描述内在状态。即便这个词后来被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广泛采用，到19世纪，仍有少数作家用它来指代长期身体不适会带来的医学后果，这其实与塞利的定义很接近了。无论如何，塞利对压力的概念一经确立就受到广泛传播。在《生活的压力》一书中，塞利描述了自己在法国做演讲时，因想不出合适的法语翻译，便决定直接用“le stress”。这一名词至今仍保留在法语中，当然德语中也有“der Stress”、西班牙语中有“el estrés”、葡萄牙语中有“o estresse”等。5
塞利的发现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主流上对“压力”或其他类似术语理解，大约相当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神经症相关概念，包括神经、歇斯底里和癔症等等。比如在19世纪，美国一位名为乔治·米勒·比尔德（George Miller Beard）的医生就专攻神经系统疾病，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诊断概念，“神经衰弱”（neurasthenia）。
比尔德在1881年出版的《美国人的紧张》（American Nervousness）一书中阐述道：人体拥有有限的所谓“神经力量”，若因焦虑或外部因素耗尽，便会引发疲劳、高血压和头痛等疾病。6 他与塞利一样，极会宣传自我，列出了一长串神经衰弱的其他可能症状，包括牙痛、回避目光的倾向，或言不达意等。他还认为，人们出生时拥有的“神经力量”具有遗传性，且富裕阶层更容易患神经衰弱。
如今，总有声音鼓吹压力是现代生活不能承受的快节奏所致，回到19世纪，比尔德也同样在大肆宣扬神经衰弱在“他的时代以前从未存在过”，且“在贫穷的国家也鲜为人知”。他认为，神经衰弱的主要诱因是当时的5种特定产物：蒸汽动力、电报通信、科学、报刊杂志，以及“女性的心理活动”；次要诱因则包括干燥的空气、公民及宗教自由，以及“（美国）国内*受欢迎类型的女孩的非凡美貌”。
在很多与比尔德同时代的人眼里，他充其量算是个江湖郎中，他的理论也不过是把日常的一些疲劳和焦虑包装成高深莫测的理念，进而兜售各类神经补剂，以及一些含铁，甚至是含具有相当毒性的士的宁和砷的药片。但不管怎么说，他与塞利先后让人们注意到压力的存在，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人宣传的压力概念共同流行，直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报纸上还刊登着像菲洛桑（Phyllosan）这类产品的广告：“强化你的神经，提升你的身体机能，增强生命力。” 1968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障碍诊断手册中仍列有神经衰弱，尽管仅在136页的手册中占了75个单词。7 之后，情况也逐渐开始改变。与许多社会革命一样，战争也发挥了作用。
士兵的心脏
战争是极端压力的一项明显来源，即使在塞利提出他的理论时，战争已经在人群中产生了一些影响，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开端。在美国内战期间，医生们发现士兵容易出现心悸和呼吸困难，这在当时被称为“士兵的心脏”（soldier’s heart）。在现代医学中，这些症状大概率会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可能症状；当时则被归因于士兵的身体过度劳累，或背包带在胸前箍得过紧。
半个世纪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炮弹休克”（shell shock）现象时，医生们*初认为尽管许多患者并未受到物理伤害，这种休克仍与爆炸可能造成的脑损伤有关。也有人持有不同观点。在帕特·巴克（Pat Barker）的《再生》（Regeneration）三部曲中，记录了威廉·里弗斯（William Rivers），这位精神病学的先驱，如何用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影响的谈话疗法治疗了包括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在内的炮弹休克患者。
塞利于1907年出生，因此亲眼看见了20世纪初的动荡。1918年，他与匈牙利父亲和奥地利母亲居住的奥匈帝国解体，当时他11岁。1936年，29岁的他提出压力理论时，另一场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一触即发。二战让交战各国的士兵们经历了战争的恐怖无情，平民百姓也遭受了大规模轰炸。事实证明，当人类遭受极端且突如其来的压力，且完全不受自己控制时，人们也会像实验大鼠一样，迅速生病。
1940年9月，伦敦遭受大轰炸。查令十字医院的两名医学生大卫·温泽（David Winser）和D.N.斯图尔特（D.N.Stewart）敏锐地发现，自轰炸开始的短短几天内，就有7名患者因胃溃疡穿孔入院。胃溃疡穿孔（stomach ulcer）是一种严重的急症，即溃疡在消化道上形成了一个孔洞。通常，查令十字医院每月只会出现1例此类病例，*近却在短时间内来了这么多患者。于是，这两名医学生给伦敦的另外18家医院写信，请求查看1937年至1940年的患者病历，想了解是否在战争与患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尽管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波折，比如他们联系的其中一家医院已被炸毁，但其他医院传回的病历清晰地表明，这其中确实存在着某种模式。
作为研究团队，他们的成果发表在1942年2月版的医学顶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结论显示，以1937年1月至1940年8月作为“对照期”，在回复数据的16家医院中，每家医院每月平均收治胃溃疡穿孔病人25例。而在1940年9月至10月遭受轰炸的这一个月里，该数字飙升至平均每家60例。排除了其他潜在因素，如轰炸期间匆忙进食对肠胃的伤害、烟酒消费量的上升等之后，他们认为病人数量的增长可能与焦虑有关。8
1944年，同一研究团队又撰写了一篇后续文章，指出在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整个空袭期间，每月平均入院人数虽然自空袭第一周起略有下降，但后期又稳定在35人左右，远高于对照期。空袭结束后，病例数就下降了。9这和塞利所提到的，应激的“警觉期”和“抵抗期”比较吻合，甚至连胃溃疡这一症状都与塞利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症状相同。
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皇家医学会（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对派往法国的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 BEF）中高得惊人的消化系统疾病发病率展开了紧急调查。英国远征军于1940年5月和6月从敦刻尔克撤离。调查显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前就撤回英国的远征军中，近15%的士兵是因为消化系统疾病被送回的。然而，负责撰写报告的两位资深医生否定了可能涉及心理因素的观点，而是将其归咎于过量食用过于油腻的军粮。10
1943年2月，在远离轰炸的蒙特利尔，塞利在写给《柳叶刀》的信中提及，他注意到有关胃溃疡与压力关联的研究，以及围绕这一结论产生的分歧。他指出，在自己的实验中，承受压力的大鼠同样出现了胃溃疡症状。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他所提出的综合征观点，即当机体突然遭遇危急情况时，会产生全身性警觉反应。这意味着，持续的压力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塞利是个大忙人，他从政府机构、制药公司等多方筹集资金，监督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很多围绕人工类固醇（artificial steroids）展开，包括其减缓疼痛和疲惫的潜力。这一点尤其引起美国军方的兴趣，所以塞利还担任了军方顾问。从1932年进入麦吉尔大学到1945年离开蒙特利尔大学，塞利与其他学者合作撰写了近300篇学术论文，还撰写了四卷本的《内分泌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Endocrinology）。1946年，塞利出版了一本长达100多页的著作，对他的“一般适应综合症”进行了详细阐述。只有一个问题，他的高效率并没能用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美国生理学先驱沃尔特·布拉德福德·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于1932年便提出了稳态（homeostasis）的概念，这比塞利在1935年大鼠实验中取得突破性进展要早3年。 关于“稳态”这一名词，我们还会做详细阐述。坎农同样不认可塞利。尽管塞利在1946年将自己的文章献给他，但他却批评塞利用于证实该理论的实验室工作存在局限性。此外，其他人也声称，他们同样难以完整追踪从注射药物的大鼠到承受压力的人类之间的证据链。有人觉得塞利的观点最终陷入了循环论证：按塞利的话来说，压力“不仅是自身、自身果，同时也是自身因”。 12
尽管遭受质疑与诋毁，塞利依旧自信满满，既不会放弃自己的理论，也不会重新审视它。正如一位言辞犀利的书评人所言，塞利博士“性格中具备诸多特质，唯独谦逊缺席”。1320世纪50年代初，他下定决心将自己的见解广泛传播至大众。恰好，这一行为对世界压力认知产生的影响，甚至比他发表的科学论文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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