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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你是否也对近代史有这些困惑？
? 感觉近代史就是一团“屈辱”和“混乱”，事件繁多，理不清内在逻辑？
? 好奇甲午战争后，中国为何会走上那样一条曲折的道路？
? 对课本里“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如袁世凯）感到不解，想知道他们真实的处境与选择？
? 希望理解“传统中国”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转向“现代中国”的？
答案，就藏在本书所聚焦的这关键的二十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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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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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于古今之间的巨大变革，揭示了中国从古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复杂历史脉络。马勇教授以现代化的理念去探讨1894—1917年间的中国历史，获得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在经受了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短暂困难，至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已基本上步入近代化的轨道，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军事实力方面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产生“世纪末”的恐慌，中国向何处去一时间成为新的热点话题。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在政治层面则先后爆发戊戌维新及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帝制复辟等一系列运动。本书则根据历史事实对这些思潮与运动进行了全面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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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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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安徽大学、河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儒学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儒学三千年》《梦想与困惑：1894-1915》《中国文明通论》《晚清四书》《晚清二十年》《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等，以及董仲舒、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的传记，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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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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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脉络——千年之变局
第一章 世纪末恐慌
三千年未有之巨变
跛足现代化
洋务首次大考
东北亚危机
洋务终局
第二章 加速的变革
转向维新
激进不是问题
想象的后果
由内政而外交
新起点
新气象
像日本那样——君主立宪
现代文明曙光乍现
第三章 紫禁城的黄昏
“有计划政治”破局
两大败笔
一个王朝悄然退出
从南京到北京
第四章 共和早春
乍暖还寒
宋教仁之死
“二次革命”
鬼迷心窍的帝制
中 篇 变革——梦想与困惑
第五章 19世纪末的政治遗产
可怕的预感
内耗与日俱增
浪漫的政治理想
变革的极限
“中国唯一之希望”
历史偶然
第六章 谁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从器物到制度
谁来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
保国与保种
列强在中国的目的
权与利：政变的本质
谁是保守主义者
第七章 中国现代化的诉求与失望
清政府的两难选择
谁是改革的阻碍者
皇权与民权
立宪与共和
革命与改良
理想与现实
第八章 政治现代化的尝试与失败
现代化的必然诉求
权力危机
学理探讨与政治运作
政党政治的竞争规则
袁世凯：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象征与实质：《临时约法》问题
适度与自足：选择帝制的错误之由
第九章 现代化再遇逆流：“帝制他为”
缘起：寻求意义，重建权威
保守主义领袖
一个可参考的预案
想象的历史机遇
重回帝制
仓皇结束
下 篇 信仰——崩塌与重构
第十章 失败阴影扭曲下的民族心理
失败的阴影
民族文化的优越感
不得不变的时候
第十一章 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意义世界的丢失与寻求
信仰的崩塌与重构
权威的丧失与恢复
第十二章 传统与现代
新传统主义泛起
国体与纲常
共和与传统
新传统主义困境
通往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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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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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史的发展总是呈阶段性螺旋上升态势（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一定时期内的急剧性下跌）。在平静中孕育着突破，经过突破却又往往回复到先前否定过的阶段。当然，这仅仅是就形式而言。因此，历史研究与历史解说的复杂性往往不在于我们是否认识到了“历史真相”，而在于我们能否透过“历史现象”本身观察那些“已变”和“不变”的本质与内涵。
近代百年的历史时段里，关键的年份有几个格外值得关注，其中1894—1917年，就是近代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在这短短的20多年里，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急剧性变化：先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洋务运动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却不敌东邻日本，不仅经过几十年建设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且连清政府能否继续“合法性存在”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1，于是有甲午战败后启蒙思潮的发生，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崛起，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潮的萌生。正是在这些思潮与运动的催生下，终于迎来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光绪帝的胆略与勇气一时间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不幸的是，戊戌变法仅仅存在了一百天，便被慈禧太后轻轻一击而推翻，中国历史似乎又回复到变法运动之前。
慈禧太后的镇压使进步的中国人感到失望，可是正当这种失望继续蔓延的时候，却不料慈禧太后自己宣布了“新政”，公布了“筹备立宪”的时间表，确定以清政府为主导继承戊戌维新运动的精神遗产，推动中国继续前进，清王朝也似乎在这种变革的氛围中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20世纪初年的新政在近代中国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教育等在制度层面的变革差不多都兴起于这一时期。然而当新政的日程表还没有最终排定的时候，在新政的政治目标尚未实现的当头，新政的“主体”清政府却在“一夜之间”由“一个只不过是由士兵组成的团体成功地发动一场并无充分准备的革命”推翻，中国历史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
清帝国成为历史之后，民国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新体制开始在中国运行。然而中国人仅仅经过一个为时并不太长的兴奋，便又一次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先是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接着是1915年的袁世凯“帝制自为”；袁世凯帝制运动因国内外复杂原因而迅即结束，但问题并没有消失，中国人的“意义危机”继续存在，于是在袁世凯帝制失败一年有余，军事强人张勋又上演了一场“帝制重回”。不过这一次更短，或曰宣统帝又做了11天小皇帝，其实真实的情形可能只有一天。另一军事强人段祺瑞马场誓师，成为“三造共和”的英雄。短短20年，几经“周折”，中国还是走不出帝制。难道中国只能实行“帝国”的政治体制吗？中国人难道只能在“皇恩浩荡”的荫庇下做“顺民”吗？中国人经过20年的“折腾”又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从上述情况看，1894—1917年的中国政治发展，不仅构成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水岭，而且实在是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一个缩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全面地阐释这20年中国政治变化与思想演进的内在关联，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怎样从一般意义上进一步深化变革，怎样摈弃纯物质主义，转向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启示。
第一章 世纪末恐慌
三千年未有之巨变
我们在讨论清末民初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意义时，总喜欢引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这个经典说法，以此强调这个时代的转折特征和意义。
从大历史背景说，1894—1917年中国所遇到的大事，在过去三千年里确实没有遇到过，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为过。但，这个未有之大变局究竟蕴涵着怎样的意义呢？
由1894年往前追溯三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周朝建立的初期。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起兵推翻了商朝，定都镐京，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这275年的历史，史称“西周”。
从西周往下三千年，也就是1894年之前的三千年，究竟应该怎样评估，还值得仔细研究。过去许多人根据西方历史理论，将这三千年视为中国的“封建时代”或“中世纪”，现在看来可能并不准确。从中国历史本身观察，中国在经过夏、商两个漫长王朝犬牙交错的冲突、组合之后，至西周王朝建立，大致上说，中国历史开始向统一的帝制时代迈进。周天子虽说只是众多诸侯的“共主”，但其功能与夏、商时代还是略有不同。
当然，西周只是开启了走向统一、走向帝制的进程，并不是说西周就是统一，就是帝制。从西周到东周，从春秋到战国，至秦王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以气吞山河的气概，相继兼并韩、魏、赵、燕、齐东方诸国，前后不过十余年，终于将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送进历史，构建出一个影响至今的庞大帝国。
在秦帝国建立前的825年，也就是从西周建立至秦王朝建立的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中国走向统一、走向帝制的过渡期。从秦以后，至1894年的2100多年，如果从纯粹的政治史来说，就是最为典型的帝制时代和统一王朝时期。在这期间，虽说更姓易代数十次，但政治上的基本架构、设施，只是较秦王朝更加严密、更加周详，在性质上并无根本变化。中国只是在帝制的框架中修补调整，大有“历史终结”的味道。
两千年的帝制为中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17世纪之前很长时间，中国文明引领了世界，甚至可以说正是中国文明启发了西方，诱发了工业革命，诱发了文艺复兴，诱发了启蒙运动。1这个详细过程我们今天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们长时期纠结于近两百年的落后。但，我们绝不应该低估古代东西方交往的频率及力度，不能低估中国文明对世界历史的积极影响。
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一个全新时代开启了。
中国文明的本质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相对应的农业文明。中国的农业文明与政治上的帝制、大一统相匹配，完美无缺，将农业文明的好处发挥到极致，因此等到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等到他们能够自由使用中文阅读中国文献时，他们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美。这是历史事实。
问题在于，中国极致的农业文明束缚了自己再发展的手脚。西方在15—16世纪的时候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渐渐地，工业文明出现，一个全新时代开始了。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极大提高了织布效率。1764年，纺织工人发明了纺纱机，极大提高了纺纱效率。1769年，木匠海斯发明水力纺纱机。稍后，理发师阿克莱特对海斯的发明加以改进，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家棉纺厂。1785年，牧师爱德蒙特发明动力织布机，并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厂。
更重要的发明发生在1782年。那一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为近代工业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动力，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纺织工业必将在这个强大动力系统的推动下发生革命性变化。
英伦三岛的“蝴蝶”展开了自己的翅膀，遥远的亚洲、古老的中华帝国也必将受到这只小蝴蝶的影响。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作为特使出访中国，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回应英国的工业革命？经南方吹进的这股新风能够改变中国的历史走势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近代中国，其实就是怎样回应西方工业革命，就是尽快将中国先前的农业文明转换成工业革命，追随西方一起往前走。在具体方式上，就是开放市场，将中国由先前的农业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工业形态。从后世情形看，西方巨大的资本冲动，除了市场、利润外，主权、土地、人民并不是资本的争夺目标。
其实，在中西交流之初，贸易往来就是一件重大事情。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老百姓缺乏购买力和消费习惯，西方工业产品在中国沦为士阶层、商人阶层，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玩意，成了奇技淫巧。相反，中国的初级产品，特别是瓷器、茶叶和丝绸，却随着中西交往成为西方社会普遍喜爱的物品。中西之间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马戛尔尼1793年出访远东的真实背景，英国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开放市场，让英国资本比较自由地进出，让中国政府同意构建中英两国新型的外交关系，以大致维持中英贸易均衡。
中国此时正处在正统史学所谓的“康乾盛世”，这个盛世用后世眼光观察带有非常浓厚的虚假痕迹。中国人不仅缺少必要的世界眼光，不知道西方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中国人的贸易理念、货币观念太陈旧，不知道国际贸易的真谛在哪里。中国人认为，你们英国人喜欢我们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你们为此支付巨额真金白银都是应该的。所谓贸易，就是你拿钱买我的东西。真金白银单向流往中国，说明中国物品具有吸引力，是天经地义。因此，中国政府无意改变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均衡，更不会让英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开发市场。“我的地盘我做主”，于是乾隆大帝在接见马戛尔尼时明确而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中国和平转型至工业化时代的希望化为泡影。
马戛尔尼使团中国之行以失败而告终，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仍然无法获得解决。渐渐地，英国不法商人竟然以鸦片为商品，试图以一种不道德的手段来消解中英贸易的不均衡。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很快使中英贸易走向均衡甚至逆转，大量真金白银外流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还在其次，重要的是，鸦片泛滥既使国库空虚——朝廷已无可用之饷，更使大量中国人染上毒瘾，沦为“东亚病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
两大困境折磨着中国的政治精英。然而，由于鸦片贸易并不单纯是英国商人的问题，中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广东负责贸易管理的官僚，实际上也是鸦片贸易的重要受益人。清廷在鸦片贸易问题上长时期犹豫不决，进退两难。1836年，许乃济建议鸦片贸易合法化，还建议国内种植价格更加低廉的罂粟，以国产冲击进口，以价格优势占领市场，以此保证朝廷财政收入。
许乃济的建议是纯粹的贸易原则，事实上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鸦片的危害更多的还是对中国人生理和心理的戕害，因而那时知识精英大多主张从源头上动手，严禁吸食鸦片，强调堵住需求，扼住市场，没有人吸食鸦片，鸦片贸易自然终结。这是黄爵滋1838年向朝廷提出的重要建议，代表了大多数知识精英的一般看法。
道光帝对于鸦片危害非常痛心，他对黄爵滋的建议很感兴趣。他将这个建议批转各省督抚进行讨论。各省督抚对黄爵滋严惩吸食者的建议虽说并不明确反对，但总觉得这个办法太激烈，毕竟吸食鸦片只是个人爱好，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鸦片危害的根源在于鸦片贸易，只有堵住贩卖环节，才能消除鸦片危害。
各省督抚不太赞成黄爵滋的方案，唯林则徐以为黄的方案可行。林则徐在给朝廷的回复中建议，既要对那些贩卖鸦片者处以极刑，也不要放过那些吸食鸦片者。
林则徐对各种方案的综合符合道光帝的心理需求，于是朝廷很快召林则徐进京，商讨大计。据说林则徐与道光帝恳谈了19次，研究禁绝鸦片及其贸易的方案。1838年12月31日，朝廷授予林则徐全权，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解决鸦片泛滥问题。
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最大考验，就是中国能否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以及中国会以什么样的方法、方式完成这个转变。林则徐不论用强硬的，还是柔性的办法去应对西方，中国都必将通过化解鸦片危机而与世界沟通，重建关系，这在当时已被许多人朦胧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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