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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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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这一领域近年来颇受国内学者关注，所涉及的大多是国外学者的观点。我们应形成阐释学的中国学派，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学体系。为此，不但要深入研究西方阐释学的学术成果，同时必须深入发掘和总结本国的资源。就这个领域而言，儒家春秋公羊学这一“中国本土阐释学”恰恰不能缺席。作为今文学派主要代表，其学说体系上起先秦，上下推演长达两千年，以其抱持的历史进化和倡导变革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独树一帜，于西汉及晚清这两个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大盛于世，对于社会进程和学术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史上之奇观。在本书中，作者首次界定春秋公羊学说是中国本土阐释学的优秀代表，掌握丰富史料，站在时代高度，逐次阐释理论问题，其论述视野开阔，议论酣畅，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本书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学术创新意义，而且能够激发民族创造力，增强文化自信，让中国学术精华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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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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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学属当前学术热点，为此必须首先重视发掘和总结本国的学术资源，而春秋公羊学说是“中国本土阐释学”的优秀代表，它上下推演长达两千年，理论成果繁富，具卓越智慧和深邃哲理。在本书中，作者逐次阐释了春秋公羊学的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三大特征；历代公羊学名家结合不同的时代条件对“大一统”“三世说”“通三统”“夷夏可变论”等重要命题所作的理论阐释；公羊学说在西汉和晚清时期两次风靡于世的社会基础，以及在政治、文化领域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晚清公羊学双轨并进的哲理启示；公羊学变易观何以成为晚清接受西方近代进化论的桥梁；公羊学说的现代意义等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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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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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男，1939年10月出生，广东丰顺人。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陈其泰史学萃编》（九卷）、《中国史学史·近代卷》、《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历史学新视野——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百部经典·文史通义（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等著作十余种。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分获北京市第九届、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著《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五卷本，共240余万字，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J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所著《陈其泰史学萃编》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人民日报》、《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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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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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文公羊学说的独具风格和历史命运
阐释学视野下公羊学“三世说”的精彩演进
晚清公羊学盛行所传递的文化信息
晚清公羊学复兴的社会文化条件与演进特色
经学史上的独特景观：论晚清公羊学的理论创造活力
晚清公羊学双轨并进及其哲理启示
民族文化认同的内涵、渊源和演进
公羊学说与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传统历史阐释学激活当代学术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
创造性阐释司马迁杰出思想
西汉人心目中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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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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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界对于阐释学的热议有重要意义，推出了数量可观的论著，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观点。如张江教授在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公共阐释”与“强制阐释”理论。这些观点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有评论者认为：“不妨将‘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拿来，结合历史学学科的特点，立足中国历史科学的历史与现实去探讨历史阐释。”其目标是要形成阐释学的中国学派，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学体系。为此，不但要深入研究西方阐释学的学术成果，同时必须深入发掘和总结本国的资源。无论从所阐释经典的重要性、命题的深刻性与鲜明性方面，还是从传承发展时间的长远性、产生社会效果的强烈性等方面来看，《公羊传》对《春秋经》所作的阐释，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阐释的内容、成就和特征，值得进行深入剖析，从而为建构中国阐释学提供助力。本文即选取影响最大、特色最鲜明的公羊学“三世说”阐释史进行分析，期望引起同行的关注与讨论。
在《春秋公羊传》中，“三世说”等主要命题都经历了长期的阐释、推演过程。《公羊传》特别具有阐释的特性，原因在于它与《春秋经》之间的关系。孔子所修《春秋经》，文字简略而精密，表达隐晦，评判极有分寸，通过运用褒贬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经》这种“重义”的特点，在儒学史上意义极为重大，如孟子所评论的，《春秋经》具有纲纪天下的作用，是“行天子之事”。孟子又说，孔子修成《春秋经》的功劳可与大禹和周公相媲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经》文字这么简略，内涵却这么重要而隐晦，这就必须专门加以阐释才能发挥其经典的力量。于是有以公羊高和谷梁赤为代表的孔门后人专门进行阐释，其成果分别是《公羊传》和《谷梁传》。公羊学派分析更加深刻，发挥更为透彻，远胜于谷梁学。
《春秋公羊传》的传承始于战国中晚期，原先是口说相传，至西汉景帝时才著于竹帛，署名的最初传授者即为公羊高。由此形成了一个推崇孔子为政治家、视《春秋经》为一部政治书的公羊学派；其与西汉末才流传、推崇孔子为史学家、视《春秋经》为一部历史书的《左传》学派，形成明显迥异的风格。
《公羊传》使用问答体，凸显了阐释《春秋经》“微言大义”的独特品格。更为宝贵的是，它奠定了公羊学说这套命题和话语体系的基础，堪称早期中国阐释学领域的成功展现，后代学者即可依据这些基本命题，包括“大一统”“三世异辞”“夷夏可变论”“拨乱反正，以俟后圣”等，根据本人的体会而一再加以阐释。此后在历史上对社会进程和学术变迁产生极大影响的“张三世”“通三统”“华夷一家”“以经议政”等命题均由此推演。为何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其奥秘在于《公羊传》所概括的基本论题乃关系到华夏民族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都有深刻的哲理蕴涵，与国家民族的前进方向有着密切关联。如“大一统”观念，《公羊传》将之置于开宗明义的地位，强调要高度重视统一的事业，这就是对《春秋经》“王正月”的解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经过《公羊传》的阐释，要求全体臣民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应绝对服从“天子”，因此“大一统”便成为指导全中国范围内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的理论。《公羊传》“大一统”观中还包含“夷夏可变论”的进步民族观。一些宋明儒者对此很不理解，误认为孔子始终持排斥“夷狄”的态度，凡儒者就必须固守“夷夏之大防”，实则违背了孔子学说的精义。而这恰恰是公羊学者坚持要阐明的原则问题，也是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一项了不起的贡献。《公羊传》既讲“内诸夏而外夷狄”，同时又明确主张“夷夏可变论”，两者都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在古代，“诸夏”即中原地区处于较先进的社会阶段，应该阻止处于后进阶段的“夷狄”对中原地区的袭扰，故孔子推崇管仲能联合诸侯、保卫诸夏的功绩。但《公羊传》不是以种族来区分“诸夏”与“夷狄”，而是以文明或道德进化来区分，所以“夷狄”可以称“子”，可以受到赞许，而“诸夏”如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可视为“新夷狄”。后世眼光远大的公羊学者对此继续推进，使公羊学“夷夏观”在促进民族间交融、团结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放射出独特的光辉。
今文公羊学说的独具风格和历史命运
一、理解公羊学说的钥匙
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公羊学说作为今文经学派的中坚，曾经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其历史命运之陡升陡降，近乎离奇。在西汉时代，今文公羊学说盛行于世，不但学者宗从，而且受到帝王的尊奉；到东汉末以后，它却消沉达一千余年。到了清朝中叶，才有学者重新提起，随之崛起，至嘉道年间，由于封建社会已到衰世和外侮的逼迫，今文公羊学说经过进步思想家的改造，成为批判专制、唤起人们危机意识的武器。晚清维新派人物更把它与西方政治学说相糅合，锻造成倡导维新改革的理论纲领，公羊学在社会上风靡一时；而晚清“新学”的传播，也得力于公羊学说对旧思想体系的冲决作用至巨。
今文公羊学说在19世纪末最后一次波涛涌起，距离今天时间并不算遥远。可是，近几十年来，对于这一在历史上曾两度成为“显学”、与中国历史进程和学术变迁曾经大有关系的学说，除有一二学者加以探讨、评论外，则绝少有人提起，甚至还使人感到陌生得很。产生这种情况，固然与时过境迁、往事容易淡忘有关，而远为深刻的原因是，公羊学说在理论上具有独特性，如果以长期流行的古文经学眼光对待，会感到不好理解甚至怪诞诡异。它的理论发端是极其古朴的，而经过长期的推演，却发展成复杂的体系；它具有进步的、富有哲理性的学说精华，却包含在“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外在形式之中，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独创性的命题。这就必须仔细地寻绎公羊学家的论著，深入地作具体分析，解开其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探究和诠释其独特的命题。
近代著名的今文学大师康有为对此曾有过很恰切的比喻：如同不懂四元、借根、括弧等就无法解开算学题一样，若对公羊学的“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无所知，就无法理解公羊学说。掌握其理论命题这把钥匙，结合不同时代条件的变迁，方能对这一联系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儒家学派之演进脉络，以及它所经历的戏剧性命运，作出一番清理和总结。
二、公羊学主体的形成及其学术特色
公羊学说的源头，在于《春秋》之“义”；而《公羊传》对《春秋》大义的解释，便构成了公羊学说的核心。《春秋》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又是我国最早的编年史，它记载自鲁隐公至鲁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只用了大约一万五千字，文字最少的一条只有一个字。传统的说法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册修成《春秋》，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历来绝大多数学者对此没有怀疑。记载如此简略的《春秋》，在两千多年中国学术史、政治史上却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原因在于，人们普遍认为《春秋》简略的文辞寓含着孔子的褒贬书法，孔子借此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这就是《春秋》重“义”的特点。如《史记》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公羊传》即以口说相传，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
与公羊学派的认识相通的，是儒家巨擘孟子，他对《春秋》重“义”作了精辟绝伦的评价，认为《春秋》的“义”具有纲纪天下的作用，孔子修《春秋》是“行天子之事”。孟子将孔子修《春秋》的事业与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这些人物对中国统一之历史功绩相并列，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深刻地说明，《春秋》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因目睹王室衰微，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紊乱，恐惧日后情形将越发不可收拾，他要挽狂澜之既倒，于是采取修《春秋》的方式，以褒贬为手段，重整纲纪，匡正君臣上下关系，明是非，别善恶，要使社会恢复到他所希望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局面。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具有极大的政治威力，因此才使“乱臣贼子惧”。孟子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进一步说明修《春秋》的意义在于继承“王天下”、实现中国统一的大事业，在史事、史文、史义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史义”， 此乃行天子之事，为后世立法。
《春秋》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但从其简略的文字难以理解），是依靠《春秋公羊传》专门解释其中的“微言大义”，凸现《春秋》纲纪天下的作用，并由此形成了公羊学说的核心，在儒学中独树一帜。《公羊传》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按古人所极言，“其旨数千”。举其最为关键者，有如下四项。
首先是“大一统”观念，它被放在全书的首要地位，上升为儒家的重要理论，因而在历史上产生了难以比拟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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