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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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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原典级著作,穿越中亚见证大博弈之路,从历史维度打开理解国际形势的深入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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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俄国在中亚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1888年,在被称为“大博弈”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和俄国围绕中亚、阿富汗等地区,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的激烈角逐已经达到高潮。在该年,英国议员乔治·寇松作为议会代表,前往俄国新通车的外里海铁路进行考察。
俄罗斯究竟有没有能力越过大草原,对中亚进行实际有效的统治?新型交通工具的引入会对欧亚大陆的大博弈造成怎样的影响?俄罗斯真的要通过中亚,直接挑战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吗?原本默默无闻的阿富汗又为什么突然成为一个最需要注意的国家?
本书是后来成为英属印度总督和英国外交大臣的乔治·寇松之东方考察三部曲的第一本著作,于1889年在伦敦出版,围绕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最新扩张和发展动态,为现代交通技术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重组和大英帝国在印度及周边地区之统治的未来前景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东方问题
从1354年奥斯曼帝国最初踏上欧洲大陆,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引爆,这片被欧洲人称为“东方”的土地见证了无数的纵横捭阖与兴衰沉浮,并最终将所有欧洲国家拖入深渊。
“东方”对欧洲究竟有何意义?“东方问题”背后本质上是欧洲国家外交纠葛怎样的延展?欧洲列强和新兴的民族主义思想又是如何一步步纠缠在这片土地之上?
本书作者马里奥特于1917年写作此书,试图探讨被称为“东方问题”的外交和军事冲突,并勾勒出一幅绵延数百年的史诗画卷,从而向读者阐释,为何“东方”成为了欧洲永不停歇的火药桶,并最终引爆了影响全欧洲的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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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俄国在中亚》
【英国】乔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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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寇松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1859年出生于英国的贵族家庭。他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对英国的中亚和印度事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在1885年毕业后加入保守党担任索尔兹伯里的秘书,之后成为下议院议员。1888年,寇松以议员身份前往中亚、波斯和中国进行考察,先后出版了三部相关的著作。此后寇松先后担任印度事务部次长(1891-1892)、英属印度总督(1899-1905)、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1911-1914)和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4),并在1921年授勋为侯爵,他对英国印度事务和外交政策的制定曾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贺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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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承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边疆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兰州大学上合中心“有恒·欧亚编译”团队成员。
《东方问题》
【英国】约翰·马里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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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特(John Arthur Ransom Marriott,1859—1945),英国教育家、政治家、历史学家。1884—1920年,执教于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讲授政治学与历史学相关课程;1917—1922年,担任代表牛津的保守党议员;1923—1929年,代表约克在下议院工作。马里奥特一生著述丰富、涉猎广泛,著有《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国史》《英国政制》《英国土地系统》《现代欧洲的重塑》《现代意大利的创建者》等。
李西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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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凌,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国际法史、区域国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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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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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中亚
第一章 导言 3
第二章 从伦敦到里海 13
第三章 外里海铁路 25
第四章 从里海到梅尔夫 43
第五章 从梅尔夫到阿姆河 67
第六章 高贵的布哈拉 97
第七章 撒马尔罕和塔什干 131
第八章 外里海铁路的延伸和影响 167
第九章 英俄问题 197
第十章 俄国在中亚的统治 235
附录一 1889年外里海铁路车站及里程表 252
附录二 中亚地区距离表 255
附录三 中亚事件年表(1800—1889) 261
附录四 外里海行人指南 270
附录五 1873年俄国和布哈拉条约 273
附录六 1881年俄国和波斯条约(关于阿哈尔-呼罗珊边界) 276
附录七 中亚参考书目 279
注释 316
东方问题
第一章 引言 3
第二章 自然与政治 19
第三章 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征服 33
第四章 苏莱曼大帝与奥斯曼帝国的巅峰(1453—1566) 57
第五章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1566—1699)与威尼斯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竞争 81
第六章 十八世纪的东方问题:俄土争端(1689—1792) 101
第七章 拿破仑与近东问题 127
第八章 争取希腊独立的斗争 149
第九章 1830—1841年的列强与东方问题:穆罕默德·阿里 173
第十章 克里米亚战争 191
第十一章 制造罗马尼亚 217
第十二章 1856—1878年的列强与东方问题:巴尔干起义、南斯拉夫人问题与俄土战争 235
第十三章 1878—1898年的巴尔干诸国:制造保加利亚、现代希腊(1832—1898)与克里特问题 263
第十四章 近东问题的新因素:德国的近东政策(1888—1908) 291
第十五章 马其顿问题、哈布斯堡的巴尔干政策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311
第十六章 巴尔干同盟与巴尔干战争 335
尾声(1914—1916) 369
附录 A 奥斯曼历任统治者 382
附录 B 巴尔干诸国国王世系 383
附录 C 1817—1914年奥斯曼帝国欧洲疆域的萎缩 386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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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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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核心内容(不到如今篇幅的三分之一)是我在1888年11月至1889年1月间为《曼彻斯特差报》(Manchester Courier)和英国其他主要地方报纸撰写的题为“俄国在中亚”(Russia in Central Asia)的文章合集。这些文章记述了我在1888年9月和10月间沿新修建的外里海铁路探寻俄国沙皇部分中亚领地的旅程。但彼时我受制于篇幅和新闻业的规矩,没能将获取到的大量信息写进作品中,也无法在行文中加入插图或地图。此外,早先的文章是在缺乏参考文献的情况下写就的,其中的部分内容建立在一些无法核实或缺少支撑的证据上,这使我早期的文章中包含了一些需要订正的错误。以上的种种考虑,再加之希望将我曾游历的这一迷人地区的最新消息以更连贯、更易获取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愿望,促使我几乎完全重写了略显零散的原始稿件,并补充了大量的全新材料,使其以更仔细和详尽的形式出版。由于我坚信在描述一场旅行时,最初的想法往往是最好的。
因此本书的某些地方明显保留了文章早期的特征,它们可能是在现场写成的,以避免我的叙述失去生动色彩。我对参考文献、数字和统计资料都进行了核实,并对同我主题相关的当代历史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探索。由于缺乏类似蓝皮书报告的俄国出版物和政府各部门的相关报告,要获得有关俄国事务全面或确切的信息极为困难。不过,我还是认真研究了报纸、文章等开放的资料来源。因此,我相信本书内容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在本书要得出的推论既具有高度政治意义,又需要完全依赖于对事实的正确陈述的情况下,进行欺骗就如同一种犯罪。
以下我将简要说明这几章的内容,以及它们都关涉什么。这些文字的内容听来已经不再崇高尊贵。总的来说,本书的内容是在一种非常有利和轻松的情况下的游历记录。对英国读者来说,这里的吸引力已不在于它的偏远难行,而在于它正被一种新秩序下的事物取代,这种新秩序随时都有可能把它作为帝国外交的舞台,也有可能让它成为国际战争的前哨(愿神避免这一征兆),这值得引起英国人严肃直接的注意。如今至少在铁路已经通达的地区,游历并没有风险,也因此相对缺乏冒险精神,这种堕落使我的故事与早期外里海地区旅行者的故事拉开了巨大的差距。早期的旅行者要么伪装起来,要么全副武装,在多疑和狂热的人群中,在燃烧着的、难以忍受的沙漠中缓慢而艰苦地进行着他们的探索。后来的旅行者们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沿着苦难先驱的路线前行时,可能会钦佩他们的英雄气概,并从中获益。因而我也从不妄想和这些先驱比较谁走得更远。
我也同样不敢夸口可以媲美这些人士:他们不一定到过俄国,但在对俄语非常熟悉的情 况下,多年来一直耐心地研究相关问题,特别是包罗杰(Demetrius Boulger)先生和查尔斯·马尔文(Charles Marvin)先生,他们写出了许多可以用于指导他们同胞的大作。我是不会在没有完全了解他们的观点和研究情况之前启程的,这些内容也不是在未对每一个可用的权威作品进行研究的情况下编写的。我可以毫无畏惧地宣称,我相较于他们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在时间上的后发优势。五年来,还没有任何关于中亚问题的英文著作问世,而这五年来,中亚问题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斯科别列夫(Skobeleff)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在中亚,局势不是以小时而是以分钟在变化。因此我说要时刻警惕! 警惕! 警惕!”本书原书名《俄国在中亚(1889)》(Russia in Central Asia in 1889)充分表明我的想法,即本书应该是对迄今(1889年秋天)为止现状的描述。
我对本书还有另一个要求,即它是从政治角度进行探讨的,因为中亚问题对英国人几乎完全是政治性的。中亚的确对从博闻之士到泛泛之辈的各阶层都有其魅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业余旅行家等职业都对它心向往之。每个方向都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丰厚的回报在等待着探索者。尽管我没有完全忘记他们的兴趣,且这些主题的参考文献散见于全书,但我更倾向于关注那些对关心帝国外交政策者(无论是作为公共事务参与者还是旁观者)有吸引力的要点上。早期的旅行家,如匈牙利的范伯利(Vambery)、美国的斯凯勒(Schuyler)、法国的邦瓦洛特(Bonvalot)、瑞士的莫泽尔(Moser)、英国的兰斯戴尔(Lansdell)等,都更多关注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和性格,也就是中亚的风土人情。我并没有在这些方面追随他们的脚步。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编写一本升级版的《贝德克尔外里海手册》(Basdeker’s Handbook to Transcaspia)。我假定我的读者对俄国前进的过程和被征服地区的性质有一定的了解,我只是想向他们清楚地介绍当前局势:外里海铁路的修建即使没有彻底改变局势,也产生了其影响。本书能使他们对俄国目前的成就、政策和目标以及英国的态度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作出冷静的判断。
在最后总结的三章中,我将更广泛地讨论中亚问题的现状。对于这一问题,任何研究者都不应该在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的情况下处理它,也不应该在没有长期研究的情况下贸然作出判断。
为了旅游者潜在的权益问题,人们可能仍然不会用“旅游”(touris)这个字眼形容在中亚的行动。我想在这里顺便提醒,如果他们有幸获得圣彼得堡的许可(这并不只有形式上的承诺,后面的内容将表明这一点),他们最好尽快启程,不要因为当地的荒凉和路途的艰辛望而却步。任何个人的不便或物质上的不适都会得到回报。对这条铁路所经过的东方国家的生活来说,现在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而又稍纵即逝的时刻。这是新旧制度之间的一段空白,这段短暂的间隔将一种紧凑而古老的传统与19世纪文明的粗鲁、震惊和无情的市侩气息区分开来。《一千零一夜》的时代,野蛮与辉煌、令人昏迷与兴奋的奇异混合正在迅速消逝,它的全部秘密很快就将被交给科学。在这里,在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帖木儿(Timur)和阿卜杜拉汗(AbdullahKhan)的城市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仅剩的舞台上,那即将落幕的现实主义浪漫戏剧仍在上演。我必须承认,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担负着责任。
我要特别感谢皇家地理学会允许我重印我去年3月在该学会宣读的一篇关于外里海铁路的论文中的许多内容,这篇论文发表在该学会5月份的论文集中。我还要感谢该学会借给我中亚地图,这幅地图是根据旅行者提供的最新资料以及英国和俄国官方地图绘制的。我对其中标注的边界线负责,我相信这些边界线是绝对正确的。现任俄国驻利物浦总领事列色尔(Lessar)先生曾任驻阿富汗边界委员会俄国参谋部的政治专员,他借给我几张照片供我在书中印出,这令我不胜感激。他还好心地阅读了我最初的文章,并为我提供了纠正错误和补充信息的方法。
至于其余插图,我要感谢耶特(C.E.Yate)少校,他最近担任了英国驻阿富汗边界专员。感谢查尔斯·马尔文先生,他借给我一些俄国报纸上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出自俄国艺术家卡拉津(Karazin)的生花妙笔,此外还要感谢一些私人朋友。据我所知,这些插图对英国读者来说都是全新的,以前从未在任何英文作品中出现过,更准确地说是从未在任何作品中出现过。
我还必须感谢《双周评论》(FortnightlyReview)的编辑允许我重新使用我在1889年1月为该杂志撰写的一篇关于布哈拉的文章中的部分材料。
我在附录中为后来的旅行者们提供了一些指南,包括:一张中亚各地距离表、一张自己绘制的本世纪英俄中亚活动年表(可能有助于更好阐明内容)和一份参考书目。在不自诩详尽无遗的前提下,书目中涵盖了在了解有关英俄在波斯、阿富汗、土尔克斯坦(Turkestan)和外里海的推进史和当地历史时需要参考的主要著作。我在编纂书目时非常谨慎、用功甚勤,不少书名都是第一次收录在现存的作品集中。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将怀着感激之情欢迎任何纠正,以便在以后的版本中,或在同一主题进一步的研究出版时弥补错误或提高准确性。
乔治·N.寇松
东方问题
“东方问题正成为公共讨论空间中的显学,无论口耳相传还是连篇累牍,人们都习以为常。”1876年9月9日,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勋爵给《泰晤士报》如是写道。他道出了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而在此后四十年中,东方问题受到的关注有增无减,有鉴于此,英国有关东方问题系统研究的匮乏更加匪夷所思。
有关东方问题的局部专题研究比比皆是,许多通史类书籍也对此偶有涉及,但都没有如本书一般试图鸟瞰整个东方问题。
本书的大纲多年前就已确定,所涉问题也是我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因此我得以不断审订本书,部分内容也已被《爱丁堡评论》《双周评论》和《十九世纪与未来》采用。我在此谨向这些杂志的主编和编辑们致谢,感谢他们授权我使用已发表文章的部分内容。在本书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过往曾涉及的问题,但我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结合新的思考进行了观点整合———毕竟良言难复闻嘛。
我在每一章后都列上了参考文献,相信无论学生、老师还是那些想深入了解东方问题的一般读者都能从中受益(而这些内容往往被现有的书籍简化甚至忽略)。激发大众的好奇心并鼓励更详细的研究固然是本书的一大目标,但除此之外,我的主要目的是为那些决策者进行基本的历史科普。当然,只是了解历史并不足以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是对过去的无知将使现在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尤其是像近东问题这样的难题,个中情由晦暗不明,唯有借助过去的吉光片羽,方能堪堪拼凑出事件的全貌。
在近东问题之下,尤以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最为纷繁芜杂,因此我用了大量的地图辅助说明,而这要归功于我的挚友与同僚、牛津万灵学院的格兰特·罗伯森(C.GrantRobertson,文学硕士、巴斯勋章获得者)以及出版社助理秘书的热心帮助。当然,其中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其中关于巴尔干族群分布的地图便极难精确而只能观其大概,恰如查尔斯 · 艾略特(CharlesEliot)爵士所言:“甚至不存在大致相同的巴尔干半岛族群分布地图,每一幅的观点都自成一派。”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多朋友为我提供了帮助,在这里我想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亚瑟·埃文斯(ArthurEvans)爵士允许我就个别地理上的困惑向他请教;剑桥的霍兰德·罗斯(HollandRose)博士和都柏林的艾利森·菲利普(AlisonPhillips)教授对我的问题不厌其烦;而对牛津大学的 R.W.马坎(R.W.Macan)博士和格兰特·罗伯森先生,我的谢意更是无以言表,两位对本书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审校并给予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我也十分尊重东方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并希望能通过脚注和参考文献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而对于一些无意间未经作者同意的引用,我也在此致以诚挚的歉意。在这些先行者中,法国现代史学派给我的启迪尤为深远,他们将渊博的知识与精辟的论述熔于一炉,其学问之精深罕有匹敌,我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然而,无论是法语还是其他任何语言,本书所涵盖的问题与主旨仍是首创性的,尽管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但我对本书的重要性胸有成竹。作为本书的作者,我的话可能听来有些夸张,但这本书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确乎是迟来已久了。
J.A.R.马里奥特
写于牛津
复活节前夜(1917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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