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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一部研究中国南方边墙的史学佳作。本书以明清边墙为主线，勾勒从“分治”到“整合”的演变关系，窥探传统中国在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过程中，其统治理念演替及经略思维变迁。
2.研究视角独特。从国家治理视角出发，本书聚焦边墙以外的社会，既关注明清政府修筑边墙的军事控制，同时也聚焦边墙一线的民族交融，还将湘黔边墙与北方长城对比。这些视角为边墙研究增添了新的学术思考，拓展了边墙研究的内容。
3.观点新颖，洞见迭出。作者不仅考订了明代边墙的起止路线，还总结明清两代湘黔边墙的演进过程，重点论述边墙修筑前后湘黔边区的社会整合及族群交融等情况，揭示明清两代在湘黔地区的治理得失。
4.研究方法多元。作者运用了大量图、表、实地调查图片等，体现了图表与历史研究的高度结合，在研究时，还融合了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分析数据、田野调查与口述资料。多元方法的运用，使本书的论述严谨，论证更加充分。
5.史料丰富、翔实，传统史料与新材料结合运用。作者不仅利用了正史、方志、文集等传统史料，还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发现、整理并运用了大量学界知晓但未被充分重视的史料，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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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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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南方边墙的史学佳作，以明清湘黔边墙为研究对象，系统讨论了其修筑前后的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作者运用大量图、表、实地调查图片等，具体考订了明代边墙的起止路线，分析明清政府修筑边墙的军事控制，探讨明清湘黔边墙的演进过程、湘黔边区的社会整合与族群交融等情况，并将湘黔边墙与北方长城做对比。书中总结了明清中国在边疆的治理得失，揭示传统中国地域民族社会的治理方式与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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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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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元，民族史博士，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历史人类学，长期关注卫所制度、土司制度等。在《民族学刊》《青海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项，出版学术专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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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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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第一章 明代湘黔边区与边防
第一节 湘黔边区与“苗蛮”
第二节 边防与“苗乱”
第二章 明末修筑边墙与“围而治之”
第一节 万历年间修筑边墙及其维护
第二节 边墙防卫经费、军士薪资与群体结构
第三章 清代重修边墙与“界而治之”
第一节 从罢议边墙到再筑边墙
第二节 边墙修筑后湘黔边区治理
第四章 清代边墙格局与湘黔边区治理结构演变
第一节 以“墙”为“界”：地理区隔与社区分野
第二节 以“墙”为“戒”：军事封锁与社会控制
第三节 以“墙”为“介”：人口、道路与贸易
第四节 以“墙”为“诫”——探索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第五章 清代边墙格局与湘黔边区社会结构重塑
第一节 “区隔”与“疏导”：族群关系转型
第二节 “调适”与“建构”：地方阶层重组
第三节 “防控”与“开发”：农业政策调整
第四节 “边缘”与“主流”：文化形态变迁
结 语 从“以墙守边”到“治苗安边”
参考文献
附录１：边墙核心史料(摘编)
附录２：边墙历史图籍(部分)
附录３：边墙遗址遗存图片(部分)
后 记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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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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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时隔6年，文元的博士论文终于要出版了，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内心欢喜，文元诚邀我作序，作为他的导师，欣然应允。文元是我众多弟子中较为努力刻苦且学术水平较高的一位，更重要的是，本书以湘黔边区的边墙兴废为主线，勾勒其从“分治”到“整合”的演变关系，深刻展现了传统中国在边疆/边区的治理与“边缘”的历史演绎过程。本书基于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社会整合层面阐述边墙历史，以小见大，是有关边墙研究的佳作。
湘黔边区地处云贵高原与两湖平原、丘陵区的过渡地带，地理形态复杂，乃中国第二、第三阶梯地势的分离交叉区域，又处西南地区与中南地区之间，华南汉文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长期交融。先秦时期“庄蹻王滇”即经由沅水到达云南。元明以来，中央王朝开拓西南，湘黔边区是必经之地，随后军事活动、商贸往来、移民迁徙愈渐增多，形成了人群互动与区域建构的“通道”与“走廊”，湘黔边区既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南之前哨，又为腹地与边徼之缓冲。总之，这一地区是从事民族史研究的极佳之域。
2016年入学伊始，我指导文元将“湘西苗疆边墙历史文化”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文元是民族史科班出身，学术基础较好，平时很用功，做事利索，思考问题敏捷，写作能力突出，整个过程进展得很快。2018年5月，尚值文元博二下学期，他就将博士论文初稿18万字交与我，我虽不感到惊讶，毕竟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但对这个弟子更加期待，最终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获得优秀毕业论文。
我认为，本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新材料发现。2019年6月文元博士毕业后，改变风格，并没有着急出版博士论文，而是继续钻研，并深度结合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湘黔苗区边墙遗址遗存调查与整理”，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发现了新史料，重新整理了大量史料，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刊载蔡复一撰述的《议添募兵筑边墙》一则史料和《遯庵全集》《李恺·介山集》，以及学界知晓但未被充分重视的相关史料，如《楚边图说》《楚边条约》《楚边饷叙》《办苗纪略》、万历《铜仁府志》、万历《辰州府志》、康熙《辰州府志》、同治《沅州府志》，等等。
第二是新观点阐发。当前学界在探讨湘黔边区的边墙修筑时，多强调其镇戍与区隔，忽视了明清中央王朝以边墙为核心开展国家治理以及边墙一线族群交融共生的微观考察。文元考订了明代边墙起止路线是北起喜鹊营，南至霭云营/王会营(亭子关)，总结明代边墙“围而治之”“抑汉/镇苗”、清代边墙“界而治之”“防苗控苗”和从“以墙守边”到“治苗安边”的演进过程，这是非常正确的。他提出“边墙格局”，对边墙的“以墙为界”“以墙为戒”“以墙为介”“以墙为诫”概括十分精准，并运用大量史料重点论述了边墙修筑后湘黔边区社会整合与族群交融，文元认为清代既将修筑边墙作为治理湘黔边区的重要举措之一，又将其作为治苗、抚苗、化苗的统治策略和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明代，清代边墙不仅加强了军事管控，更强化了社会治理、经济开发、治安保障功能，既防又治。
第三是新视角呈现。一是从国家治理的背景出发，关注边墙以外的社会，基于“边缘”社会形态审视，适时从“生苗”立场书写湘黔边区的历史；是既关注明清中央王朝修筑边墙的军事控制，又聚焦边墙一线的民族交融；三是将湘黔边区的边墙与北方长城作比较，在治理边缘与经略腹地之间，剖析“墙”的历史叙述，窥探传统中国在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过程中，其统治理念演替及经略思维变迁，总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治脉络与多元治理方略。这些视角为边墙研究增添了新的学术思考与讨论，拓展了边墙研究内容。
第四是新方法运用。本书运用了大量图、表资料，如“镇筸营哨图”“苗疆全图”以及附录大量实地调查的边墙遗址遗存图片，还有“边墙防卫经费一览表”“清代湘黔边区边墙防卫设置情况一览表”“清代湘黔边区边墙汛防兵数情况一览表”等，体现了图史互证、数据统计与历史研究的高度结合。此外，书中运用了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文学、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大量田野调查与口述资料的运用体现了他对无文字社会的关注与理解，从而更系统、全面地叙写了边墙历史。
当然，这里推荐文元的著作，并不是说没有缺点和问题，但文元的尝试展示了作为青年学人对边墙这一选题的新理解与新探索，值得鼓励。本书《从“分治”到“整合”:明清湘黔边墙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是文元的第二部专著，第一部专著《明清湘黔边墙遗址遗存》是他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去年已出版。文元近年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博士毕业后在核心期刊上独撰发表10多篇学术论文，国家社科、省社科、省部级领导批示皆得，实属不易。听到不少同行对他的表扬，作为他的老师是非常开心的。望文元继续努力，稳重前行，取得更大成就。
是为序。
田敏
2025年3月于武汉南湖畔
清代重修边墙是传统中国统治方略的体现之一，作为统治方式，边墙虽以军事控制为核心，却逐渐演变为兼具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重作用的治理媒介，它并未割裂苗汉关系，而是维系了秩序，不同的族群也走向了交融。作者强调，边墙背后蕴含传统治边之经验，值得重视。
——编者按
以“墙”为“诫”
——探索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清代重修边墙，体现了传统中国的统治方略。边墙与边防体系造就了有差别的政区和有层次的边区，这一过程折射出苗、汉两大族群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文化碰撞与互动，展现了传统中国在非汉族群社会建立统治秩序的一种模式。“墙外”与“墙内”，“生苗”与“熟苗”，这些标签下的区域/人群展现的是一个社会范畴(政治身份、社区分野、生存方式、经济活动)，边墙是清廷用作管理分类的手段和方式。修筑边墙并不代表苗汉关系断裂，更非增加族群隔阂。边界的维持，维持的是一种秩序。边墙的核心是实现军事控制，但在实际的行政、军事、经济运作过程中，边墙的地理边界意义逐渐被其政治与经济意义超越，成为清廷和官员治理湘黔边区的一个媒介和工具。清廷显然不光将边墙作为一道军事防卫墙，还将其作为湘黔边区的调控中枢，具有加强政治统治、维护经济活动、促进文化交流、保障社会治安等多重内外效用。
清代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并不是对传统政策的简单继承，而是强调在“因俗”基础上的“治”，不只追求“夷汉粗安”，更期望实现“长治久安”。从流官和文人士大夫对苗民政治态度转变可见其义。如永绥厅举人杨瑞珍(参与同治《永绥直隶厅志》编纂)即反对官府剿苗，其在《剿苗论》中提到“绥城附郭产谷无多，全赖四乡苗米接济，今冬斗米不过三百。一经禁止苗人进城，斗米价至五百……厅境苗七民三，客民所贩一切杂货民家市买有几?全仗苗人销售，即苗地所出山货药材等类亦需转售客民往来交易”，苗汉已是一体，实际生活中互相依存，并称“治内民户无多，凡有大差临境，皆系苗人应酬”，因而反对“剿苗”。杨瑞珍能够站在地方社会的角度对“剿苗”提出反思，认识到苗民对地方社会的重要性，直观表达了苗民与汉民应同为“大清”子民的政治态度，不应制造苗汉对立氛围。到清末光绪年间，民苗隔阂减弱，苗汉进一步交融，所以才有光绪《古丈坪厅志》中“朝廷一视同仁久矣，仕宦考试无生熟之别，亦何民苗之辨?”的反问，这与乾隆《凤凰厅志》中对苗民诸如“苗人狼子野心，猜疑反复，桀骜难驯”“苗性贪残，惟利是图”等轻贱鄙夷的描述之词已有本质上的不同。随着边墙修筑后治理深入与苗汉日益交融，边墙继而从王朝治理的地理边界演变为交汇一体的族群场域。
另外，代表清廷推行湘黔边区治理政策的重要人物——傅鼐，不过于苛责古代族群偏见、文化歧视的前提下，他为湘黔边区稳定做了大量工作，在如何稳固社会秩序、妥善处理族群关系、推进地方建设上颇有反思，留有《治苗论》《修边论》《屯田论》《练勇论》《复总督百龄书》《陈屯政三十四事》《禀建碉卡》《严禁苗寨私开集场》《收缴苗枪并禁椎牛通禀》《禀把总由道考拔》《附节钞厅志原禀》《陈经久八事》《复陈未尽七事》《详情给咨引见》等施治策言于后世。因其治理湘黔边区卓有成效，清廷一再擢升傅鼐。时嘉庆六年(1801)傅鼐尚是“出身佐贰”的凤凰厅同知，缓至嘉庆十年(1805)已升任辰沅永靖兵备道道员，至嘉庆十四年(1809)再升任湖南按察使，嘉庆十五年(1810)又兼署湖南布政使，仅用十年即从州府官吏跃升至省政大员。傅鼐个人仕途的顺畅，一方面是因其业绩婓然，另一方面也间接说明清廷在吸取前明治苗教训基础上依托边墙与边防体系开展治理，取得了较大成效。
边墙内外之分似乎还有历史时期华夏与“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五方格局的地域人群分类的思想细部。边墙不仅是王朝国家治理湘黔边区政策开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日渐成为族群塑造社会体系的重要参照。明清两朝皆尝试将湘黔边区由“化外”纳入“化内”，使苗民从“边缘社会”踏入“主流社会”——但最终却产生了“边墙”这一历史产物。在传统中国统治思维逻辑里，当地方发生动乱或族群冲突时，中央王朝往往首先偏向于使用“压”的解决手段，然后才是“抚”和“疏”。正因如此，“压”的惯性持续、不合理的政治调控与粗暴的治理方式又更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族群冲突，引发地方社会动乱，甚至国家动荡。对应至乾嘉苗民起义，便是如此。所以，不能因清廷在边墙修筑后的治理成效去推广这一方式，而是要汲取其中的历史经验与统治智慧——边墙修筑前后形成的“思想”遗产。
以笔者拙见，不仅要以墙为“界”，更要以墙为“诫”，彼此尊重、彼此相安、彼此互益。族群冲突的根源是资源、地位、权力等方面的争夺，而不仅仅是族群复杂与文化差异。当族群矛盾激化，既要靠一定的政治与军事调控，也需要经济、文化、法律等关键策略的抚恤、疏导与管控，并须长久稳定实施。借鉴清廷在湘黔边区治理策略的同时，更应从这一历史过程的背后探索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调控民族关系的新思路，从社会问题的“源”上作更深刻的反思。
而对于边墙本身，边墙虽是历史时期分隔苗汉、防苗控苗的军事建筑，但以历史上族群关系发展轨迹与今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视之，应以一种不反感、不回避、不遮掩、不偏颇的姿态去看待边墙带给世人的反思、自省和警醒，透视因此而产生的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与政治制度史，激发以史为鉴，更加合理地处理民族关系，更加关注各民族的切身利益，以历史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致力于民族交往更加和睦，民族交流更加通畅，民族交融更加和谐，以更稳定的秩序和高效的联动机制，构建更高层次的民族团结，从而深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自陈文元著《从“分治”到“整合”：明清湘黔边墙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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