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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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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用“知识政体”的创新视角揭示，权力与知识的共舞如何塑造了科技发展的轨迹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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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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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科学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深层剖析，从科技政治学的视角回答了李约瑟问题，提出权力结构是塑造知识政体的第一要素，知识政体是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不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不够发达，而是因为中国古代是“统合型”知识政体，无法自发地演化为“实验型”知识政体。科学革命的本质是知识政体的变革：科学共同体成为科学知识的生产主体，科学成为了知识权威，培根科学提供了知识生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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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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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超，1986 年生，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在《科学学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National Science Review 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著有《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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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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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科技政治学视域下的李约瑟问题
一、研究缘起：李约瑟之问
二、问题与方法
三、核心概念：知识政体
四、本书结构
第二章 城邦国家与“说服型”知识政体
一、希腊科学：从米利都到亚历山大里亚
二、希腊科学的宏观结构特征
三、城邦政治塑造“说服型”知识政体
第三章 儒法国家与“统合型”知识政体
一、中国古代科学的宏观结构特征
二、儒法国家的权力结构
三、儒法国家塑造“统合型”知识政体
第四章 中世纪与“依附型”知识政体
一、中世纪科学的宏观结构特征
二、中世纪的权力结构
三、不稳定均衡的权力结构塑造“依附型”知识政体
第五章 科学革命与“实验型”知识政体的诞生
一、科学革命的宏观结构
二、科学革命的微观机制
三、科学革命的本质
第六章 工业革命与“实验型”知识政体的改进
一、对工业革命成因的理论综述
二、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
三、权力结构塑造“实验型”知识政体的新形态
四、工业革命的微观机制
五、进入现代世界
第七章 结论：知识政体的演化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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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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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读到顾超的专著《科学与权力:知识政体的演化》。这本书是由李约瑟问题引发的，但今天的学者越来越回避这类“宏大叙事’的研究课题。据我了解，最近这些年，如果不做量化研究，几乎是不可能在美国的政治学顶刊上发表论文的。而没有顶刊论文就很难通过长聘考核。但顾超在北大预聘-长聘(tenure-track)期的头两年还是坚持做有意义的研究，顶住压力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这部专著的研究和写作上，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认为评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水平高低的标准，除了符合学术规范、具备一定写作水准的基本要求外，最为关键的是要提出新的思想和有好的学术品位。这部著作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第一，不同文明以及同一文明的不同历史时期，科学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的宏观结构。在回答李约瑟问题时，重要的不是科学的发达程度，而是科学发展的宏观结构。第二，建构了“知识政体”这个概念，将科学知识和其他类型知识之间的支配关系作为主线，通过知识生产的主体、权威和动力三个维度来刻画科学发展的宏观结构。第三，通过对希腊科学、中国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比较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权力结构塑造知识政体。在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合一的文明中，其科学知识被统合进宗教或意识形态知识中。中国等伟大的古代文明虽然拥有发达的科技水平，但由于无法诞生现代“实验型”知识政体，所以无法发生科学革命。第四，科学革命之所以发生在17世纪的西欧，在于西方文明的知识政体，从古希腊“说服型”经中世纪“依附型”最终演化为“实验型”。本书认为，科学革命的本质是知识政体的变革。这并不是要完全推翻托马斯·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的本质是范式变革”这一经典理论，但确实是站在库恩的肩膀上，力求揭示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重要理论创新。这几个观点在逻辑上环环相扣，具有思想深度和理论洞见，经验证据也充分翔实。
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言，学者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总体而言，《科学与权力:知识政体的演化》运用科技政治学的全新视角，不仅很好地回答了李约瑟问题，超越了科技史和经济史的陈见，还对科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思想和学问兼有，体现了一位青年学者敢于直面宏大问题，努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尝试。
韩启德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政体（regime）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一般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包括最高统治者的性质和产生方式、政权的构成和运行方式 。自亚里士多德确立政体划分的基本标准，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政体类型学之后，什么是最佳政体？政体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导致了政体的产生和延续？等问题就成为政治哲学中的永恒问题。本书并非讨论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的问题，而是借用这个概念来考察科学发展的宏观结构。 夏平和谢弗(Simon Schaffer)通过分析科学革命期间波义耳尔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争论，指出波义耳尔代表的实验者（科学家）创造、挑选并维护了一个政体，他们在其中运作、制造智识产物。在实验者占有的政体的性质和当时所处社会的更大的政体的性质间，有一种制约性的关系。实验政体对知识问题的解决是政治的：它是在知识政体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与规则基础上被预言的 。实验政体的最终胜利，与英国完成光荣革命、建立议会主权有着深刻的关联。 福柯（Michel Foucault）触及到知识与权力更一般的内在关联中，认为 “在论述（statement）与知识的类型上有了一整套新的政体”“这不是内容的改变，也不是理论形式的变化。问题在于，是什么在统治论述，以及它们彼此互相统治，以至于构成了一套在科学上可以接受的命题，而因此可以被科学程序所证实或者证伪。简言之，这里有一个政体的问题，即科学论述的政治。” 福柯进一步指出，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真理政体（regime of truth）：“那是一些论述型态，它们如同真理般的被接受，亦如同真理般的产生作用；那是让人们得以区分论述的真伪的机制与实例，或是让每个论述都可以被认定的工具；那是在获取真理的过程中，被赋予价值的技术与步骤；那是被赋予去指明‘何者为真’的那些人的身份。”夏平的这段话可被视为福柯所谓真理政体的阐释：知识是共同体评价和行动的结果，它的地位是通过将关于世界的主张整合进共同体的体制化行为而牢固树立起来的。真理是一种社会体制，因而是社会学家研究的适当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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