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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物与他者》是“博物馆人类学名著译丛”第一本面世的图书，以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史研究为脉络和主旨。
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在用人类学理论观照和指导博物馆实践，以及在博物馆里开展人类学研究这样两个维度上展开理论探索，对于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发展，具有无限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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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物与他者》全面呈现19世纪中期以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发展，是博物馆人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必读性书目，对人类学、博物馆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研究者有重要意义，在博物馆、艺术、物质文化与多元文化领域也具重要价值。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这本书讨论与博物馆史和物质文化有关的人类学关键问题，如博物馆陈列与人类学理论之间的复杂互动；人类学研究与公众教育之间的张力；博物馆民族志对于美学实践的贡献；人文主义文化与人类学文化的关系；民族志器物与纯艺术之间的关系；以及最根本的，物与文化表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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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乔治·斯托金（George W. Stocking Jr.， 1928—2013），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斯坦-弗莱勒荣誉教授（the Stein-Freiler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meritus of Anthropology），被认为是研究美国社会文化和英国社会人类学最重要的历史学家。著有《种族、文化与进化：人类学史论集》（1968）、《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Victorian Anthropology，1987）、《人类学家的魔法》（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1992）、《泰勒之后：英国社会人类学1888—1951》（After Tylor，1995），编有“人类学史”系列（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等。
译者简介：
张力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博物馆民族志，民间遗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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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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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物馆与物质文化的几篇论文
民族学分类：皮特·里弗斯与类型学传统 /威廉·瑞安·查普曼
从贝丘到石柱：皮博迪博物馆的早期人类学 /柯蒂斯·欣斯利
博厄斯与展览：人类学博物馆方法的局限性 /艾拉·杰克尼斯
慈善家和消逝的文化：洛克菲勒基金与英美人类学博物馆时代的终结 /治·斯托金
特罗卡德罗博物馆的艺术与文物：美洲艺术与原始主义革命 /伊丽莎白·A.威廉姆斯
美国西南部的民族艺术市场，1880-1980 /埃德温·韦德
拥有文化：民族主义与魁北克文化遗产保护 /理查德·汉德勒
书写考古学历史：思想综述 /布鲁斯·特里格
物与自我：后记 /詹姆斯·克利福德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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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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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博物馆与人类学的关系时，有一个重要的事件不应被忽略:在以人类学藏品支撑文化进化论叙事的博物馆里，借着对线性进化论的反思，发起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将之概括为一个思想史事件或许并不为过，因其证实了人类学与博物馆之间相互激发的思想活力。
追溯人类学博物馆的起源，毋庸讳言其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因果关系。在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中，非洲、美洲、亚洲等地的“异文化”物品被系统收集、存放进欧洲的博物馆。正是在这些被视为“殖民掠夺的仓库”里缔结了人类学与博物馆早年如影随形的共生关系。19世纪，现代意义的公共博物馆大规模出现，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早期的人类学博物馆不可避免地参与进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生产，成为人类文化从“蒙昧”到“文明”线性进化论的推演场地。通过将展品按“技术复杂性”或“社会阶段”分类，殖民地文化被定位为“原始”或“低级阶段”，而欧洲文明则被定位为进化的顶点。其间，被剥离了原生文化环境的展品，被诠释成进化链条中的“活化石”，搭建出人类文化从“原始”到“文明”的进化阶梯，暗示着欧洲殖民是推动全球进步的必然手段。
然而，人类学学科的自我反思性，迅速开启了瓦解线性进化论、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就职于博物馆的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是这场反思的核心人物，他指出文化差异是环境与历史的产物，西方文明绝非普世标准。文化相对主义的批判与反思推动了“去殖民化”进程，为人类和平相处提供了深刻的文化逻辑，并由此将现代人类学带进了“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中。博厄斯提倡按文化地域分布布置展厅，将藏品置于原生地理与历史环境中，呈现出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出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博厄斯为博物馆注入的批判性与反思性，让我们看到人类学与博物馆的互动可能迸发出巨大的思想能量。
博物馆作为一个物质性档案，在物质性的三维以及时间/历史的第四维之外，还存在第五个维度。由于博物馆中的物曾经属于“他者”，那么一座博物馆的形成必然隐含着某些我们可称为有关“权力”（power）的关系：在特定的空间、时间和意义背景下，将某物从某行动者手中“征获”（expropriation）——不仅在这个词原本的抽象意义上，有时也在那些更不堪的、更接近“盗取”和“掠夺”的意义上——并由观者在另一种背景下进行挪用或占有（Foster 1984）。然而，对于观者而言，这种“占有”的权力是外在的，因为她/他既不是所看之物的实际“拥有者”，也无从决定以何种形式对其进行再语境化。诚然，个体的再语境化过程的确存在，但这些经过再语境化的物也可以对其观众产生影响——这种力量并不是物所固有的，而是由博物馆这个在特定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机构所赋予。
这个有关“所有权”的问题反映了博物馆作为物质性档案的第六个维度：财富（wealth）——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只是权力维度的一个方面。在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物质文化一直是某种“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甚至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进程将其这般定义之前便是如此（参见Handler的文章）。物质文化的物质属性使之与西方获取和交换财富的经济过程纠缠在一起。尽管民族志材料中有许多是征获所得，其中并不涉及交换，但也有许多来自交易或购买，因此博物馆藏品的发展一直严重依赖于个人、法团或国家财富的投入（参见Chapman和Stocking的文章）。虽然贝丘的碎屑从未被赋予与其发掘所花费的劳动相称的价值，但相较于其他更具“文化”价值之物，它的美学-经济价值，一直是影响对其进行收集和保存资源配置的一个因素（参见Hinsley的文章）。从一开始，市场过程（market process）就对作为物质文化档案的博物馆的形成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博物馆藏品被视为，或逐渐被视为艺术品而非普通器物（参见Wade的文章）。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更为深入的定义博物馆的维度，也是本文将讨论的最后一个纬度：审美（aesthetic）。尽管非西方民族的物质文化在历史上被排斥在专门的纯艺术博物馆之外，并且在普遍的人文主义或进化论视角的美学标准下遭到贬低，但自其最初进入博物馆以来，也经历了一个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审美标准的相对化（和普遍化）造成的（参见Williams的文章），同时，也与传统物质文化生产的种种“再语境化”过程有关。那些曾经具有多种功能的器物，其美学元素一旦被抽象出来，其他功能经常在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过程中逐渐削弱，其中的实用功能转移到了西方技术产品上。只要传统物质文化还在继续被生产，其审美就会被从本土和西方的角度进行重构——无论是作为媚俗的古董（curio kitsch）还是纯艺术（fine art）。因此，在传统背景下通常具有精神价值的“物质文化”被“再精神化”（对西方来说），成为审美对象，同时也受制于世界艺术市场的进程。随着他们的作品被卷入市场关系，一些曾经是或可能是本土工匠的人转变成了西方意义上的艺术家。但是，无论被定义为“变形的艺术”（art by metamorphosis），还是被创造成“指定的艺术”（art by designation），那些曾经作为物质文化进入民族志博物馆的物品如今已经完全有资格跻身艺术博物馆（Wade and Cannizzo 1982: 10）。
正是在这些有关博物馆定义的讨论中——从词源学和历史两方面——本书收录的博物馆人类学史研究，虽以机构为关注重点，也的确具有更广泛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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