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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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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浙江省慈溪市为研究个案，运用当地档案及文史资料，遵循历史发生的现实逻辑，讨论1949年以来中央、浙江省、宁波地区相应政策在慈溪地方的执行，分析各历史阶段社会表现的前后影响，帮助读者整体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于地方小生产者的管理逻辑，分析在不同时期党对于类似组织作具体所有制形式设定的政策意义，探究过程中的相应调整对于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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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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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个案，重点讨论“乡镇企业改制”议题。与以往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学科研究者就这一问题所作讨论不同，本书着重从历史发展角度分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将“乡镇企业改制”议题泛化处理为当代史进程中“城乡地区小生产组织的所有制变化”议题，相对弱化了原有议题强调的特定时期企业改制的特殊性，以便更好地抓住这类小型（手）工业生产组织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阶段所有制变化的一般规律，探讨在较长时段中具体变化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以及相应变化的前后联系与相互影响，帮助读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小生产组织所有制变迁及管理制度变革形成更为整体且连续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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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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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宇鸣，1984年生，博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专业领域：党史、当代史。主持国家哲社课题、上海市中青班专项课题、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课题各1项，并获得国家青年文化英才、上海市阳光学者及曙光学者人才项目立项；先后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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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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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1
一、选题缘由1
二、现有研究评述3
三、研究设计与章节安排16
四、研究个案与材料介绍21
第一章 对于传统手工业管理模式的继承与变革24
第一节 传统社会手工行业外部控制体系的构成24
一、政府监管制度的历史演变24
二、行会组织管理27
三、商业资本介入影响32
第二节 新中国政府对于手工业管理的认识36
一、手工作业经济在新中国国民经济中的角色与地位37
二、合作社思想的传承与实践41
三、深入手工业管理的信心保证50
第三节 慈溪地区手工业者的生产、经营特性52
一、具有生产原料自给自足优势的自然资源型手工工匠53
二、受政府青睐的特种手工工匠56
三、介于两者之间的大众型手工工匠62
小结67
第二章 地方政府对于管理手工业者的犹豫与尝试69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手工作业状况与县级政府态度70
一、有待于改善的地区手工业经营状况70
二、县政府的管理态度与管理办法74
三、对于行政化管理介入的正当性考量80
第二节 县政府就私营小生产经济的选择与否定84
一、对于私营小生产者的选择85
二、县级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拉扯89
三、县政府就各方利益作政策妥协101
第三节 地区集体型小生产经济组织的起点103
一、试点推行生产小组、生产合作社103
二、“自发性生产小组”的产生112
三、政府管理部门对于“自发性生产小组”的认识与对策119
小结121
第三章 对于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124
第一节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起点125
一、重塑劳动者群体关系127
二、“改造”生产、服务对象137
第二节 改造实践中的问题与“转机”144
一、手工制品销售困难导致合作化事业受阻145
二、推行“下乡修旧”办法仍未能解决问题152
三、问题加剧导致社员外流157
四、政策变化对于问题的“解决”166
第三节 新管理机制的确立与影响172
一、“斗争”机制的形成与强化173
二、单项多边行政评价机制的建立180
三、新机制确立对于“集体型”生产组织的影响186
小结189
第四章 地区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组织调整及所有制形式变化191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后手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与所有制变化192
一、整风运动中社员对于联社管理的意见193
二、就地方工业发展县委工交部提出的不同意见197
三、乡镇工业与公社（队）办企业发展207
第二节 为恢复集体所有进行反复调整212
一、“大跃进”运动后的第一次“紧缩”调整213
二、手工业“三十五条”、粮食问题与手工业生产组织调整218
三、回归集体所有合作社生产组织模式222
第三节 个体经营挑战下的合作社生产组织经营224
一、紧缩调整与下放工人的个体经营选择225
二、合作社发展式微及其原因分析230
三、对于个体经营者的收编与整合236
小结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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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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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选题缘由
本书选题对应于一经典议题，即乡镇企业改制议题。这一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曾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议题，有大量研究著作、论文出版及发表，就乡镇企业改制的发生、发展及社会影响作过不同论述。本书致力于将这一议题带入历史学研究范畴，运用中央、个案省市档案及各类史料，对这一经典议题展开历史社会学分析，并希望借助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对新中国成立后地方社会经济管理尤其是基层小生产组织管理制度与所有制变迁问题作更为深入的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逐步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各地经济日益活跃，社会发展动力越发强劲。在这一过程中，乡镇企业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相应税费成为各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与此同时，其特有的“集体所有制”形式也一度让西方研究者感到困惑，意外于这类产权所属并不完全清晰的生产组织为何能够实现快速发展，认为这一现象有悖于西方产权理论假设，进而提出“模糊产权”概念解释这一所有制悖论。不仅如此，更有学者将这一现象上升到政治高度，强调正是这类生产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帮助中国社会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有效抵御了“私有化”冲击，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避免了同时期出现于东欧诸国的各类政治风险，大大降低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政策执行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成本。当然，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到了9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乡镇企业陆续进行集中改制，大量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关停，或是陆续通过拍卖、租赁、股份制改革等形式转为民营企业，大概到了2005年前后，全国各地乡镇企业民营化改制大多已基本完成。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全国上下都已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理念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但是由于所有制转变事宜关系到具体企业的资产权利变更，更实际影响广大民众尤其是企业所有者、相应权利人的利益所属及分配，与同时期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一样，乡镇企业改制也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或是肯定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形势，或是质疑其存在集体资产流失问题，不同观点相互碰撞，时至今日还能在网络舆论中听到类似争议，人们还会不时提及“集体所有制”形式意义；在前些年关于“混合所有制”的讨论中，人们也好奇其与传统意义集体所有制的异同之处。
然而，正如下文研究综述部分所述，就“乡镇企业改制”议题，虽在过去有过较长时间、较为集中的讨论，但不再是当下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随着各地乡镇企业改制在2005年前后陆续完成，学界就这一问题的讨论热度也对应下降，似乎有盖棺论定之意。之后虽然有学者发出呼吁，希望能够通过就乡镇企业管理及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回归”社会学经典研究议题范畴，强调应基于这一企业对象探讨中国社会发展深层结构性问题，但也未能得到更多研究者的响应，较少看到对应主题的研究成果更新。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萧冬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一文。该文整体回溯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历史，着重讨论这类企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得以兴起的制度性原因，以及对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然而，文章中虽然提到了乡镇企业“产权”问题，并在文末分析了乡镇企业发展到后期所有制多样性及“戴红帽子”“戴洋帽子”现象，但作者并未就乡镇企业所有制改制问题作更进一步讨论。对于乡镇企业改制尤其是这一现象背后所对应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变化议题的讨论，实则仍有待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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