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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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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对疫苗并不陌生，但是对疫苗是怎么产生的，却不甚了解。本书讲述了率先研发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的美国科学家乔纳斯·索尔克的人生故事。乔纳斯·索尔克是美国的第二代俄罗斯裔犹太人移民，他从医学院毕业后，就开始研究疫苗，最开始研究流感疫苗，后来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大获成功，成为拯救美国民众于水火的大英雄。但是因为他所推崇的灭活疫苗路线不被当时的主流医学界认可，没有取得在学术界的声誉，尽管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与爱戴。在终结了脊灰疫情后，他开始着手创建索尔克生物研究所，意图实现融合科技与人文两种学科的伟大理想。尽管研究所经过一番苦难，终于取得了与巴斯德研究所齐名的声誉，索尔克却因为不容于科学家团队，而被逐出科研队伍，仅保留创所所长的头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索尔克仍在满腔热情，投入到艾滋病疫苗的研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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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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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德克罗斯·雅各布斯（Charlotte DeCroes Jacobs），1946年生，医学博士，斯坦福大学医学荣休教授，曾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和癌症研究中心主任。她同时也是一名传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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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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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序1
缩略语1
序言两次瘟疫1
第1章生而不同7
第2章追寻自我17
第3章婚礼之战28
第4章流感风云36
第5章初识疫苗43
第6章匹兹堡城56
第7章脊灰狂魔67
第8章天选之子83
第9章蓄势待发98
第10章秘密研究109
第11章大权旁落123
第12章世界之最144
第13章不再恐惧159
第14章卡特事件180
第15章成名之累200
第16章新的一页215
第17章两种文化231
第18章精益之累251
第19章香格里拉263
第20章婚姻危机275
第21章驾驭免疫288
第22章天作之合297
第23章人的成形310
第24章险遭不测325
第25章放手一搏341
第26章沦为边缘356
第27章流感重现366
第28章重返战场378
第29章木马屠城397
第30章万花丛中406
第31章又是一山422
第32章永不屈服445
致谢460
参考文献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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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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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夏天，纽约的游乐场空无一人。没有孩子在公共游泳池里戏水；也没有人在人行道上卖柠檬水。没有猫在小巷里游荡，窥视着垃圾桶。身穿白色制服的防疫队队员们冲洗着城市的街道。父亲们下班后匆匆回家，面带恐惧，对公寓外一字排开的小棺材不忍直视。警察在街上巡逻。纽约陷落。
布鲁克林的公众正忙着看欧洲战事的热闹，未曾想脊髓灰质炎（Poliomyelitis）已悄然来袭。疾病在亨利街和第七大道之间肆虐了一段时间。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们却几乎没有注意，以为它很快就会消失。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媒体开始登载逝者的名字和照片时，整个社区都为之震惊。在从第134公立学校毕业前，海伦·唐宁（Helen Downing）就瘫痪了。她在床上拿到了毕业证书。五岁的弗雷德里克·卓别林（Frederick Chaplin）上了幼儿园的光荣榜。作为奖励，他的哥哥带他去康尼岛玩。结果五天后，弟弟弗雷德里克离世。
没过多久，名字和照片就被数字取代，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6月28日，纽约卫生专员海文·埃默森（Haven Emerson）宣布，布鲁克林可能正在经历一场流行病。尽管八年前就有科学家发现了脊灰病毒，但没有人知道它如何传播。埃默森专员假定它的传播方式与其他传染病相同，下令隔离每一个感染病例的家庭。在这些家庭的窗户上被贴上了告示牌，床单和衣物要严格消毒，纱窗也要安装妥当，以防止苍蝇传播疾病。街道清洁工也要加班加点清理垃圾，打扫公寓楼的大厅和楼梯间。即便是那些可能携带病毒的流浪猫，也惨遭围捕和扑杀——到夏季结束时，纽约共有7.2万只流浪猫就这样结束了生命。专员还关闭了游乐场，禁止儿童进入剧院。他指示家长务必将食物加盖存放，甚至每天要用盐水清洗孩子的鼻子和喉咙。但是，污秽、苍蝇和猫与脊髓灰质炎的传播毫无关联，即使采取了上述一系列干预手段，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儿童染上这种疾病。
病情初期很少引起家长的注意——喉咙痛、流鼻涕。但很快，孩子开始发烧，变得烦躁不安。然后，疼痛开始了，像电击一样在背部、腿部、颈部和肩部穿梭。肌肉痉挛将病人身体扭曲成一个独特的姿势：肩膀向前聚拢，臀部歪扭，脚趾扣地蜷缩。整整一夜，孩子在床上翻来覆去，大汗淋漓，脸色苍白。退烧后，病人貌似开始康复。但这是一个欺骗性的间歇期——毕竟脊灰病毒离开了血液，开始侵入神经系统。
在一两天内，瘫痪就会像发烧一样突然降临，没有人能预料到突如其来的瘫痪的后果——可能一条腿在无力几天后就好了起来，也有可能一条胳膊自此永远无法康复。脊髓灰质炎会损伤某块或一组肌肉的运动控制能力，但知觉却完好无损。令人费解的是，孩子能感觉到自己的脚，却无法移动。四分之三的患者会存活下来，其中的许多人只能坐在轮椅上、拄着拐杖或躺在床上。这一代人里，很多都加入了跛足的行列。
倘若脊灰病毒沿着神经系统向上侵袭到大脑底部的脑干神经系统，患儿很快就会死亡。瘫痪的喉部肌肉会阻碍吞咽。喝一口水下去，水就从患儿的鼻孔流出或流入气管，呛到他（她）咳嗽。由于无法吞咽唾液，他们的嘴角常满是白沫。呼吸变成了咕噜声。母亲擦去了他们嘴唇上染血的白沫，他们却可能喘着粗气，溺死在自己的分泌物里。挣扎过后，患儿的眼睛向后一翻，紧接着肌肉抽搐几下，就毫无生气地躺在了母亲的怀里。
脊髓灰质炎似乎偏爱袭击婴幼儿。7月的第二个星期，纽约报告了412例新增病例；下一周，这个数字增加到了712。惶恐不安的家长们对病例人数的关注超过了股市。疾病在斯塔滕岛、曼哈顿、布朗克斯的移民和上流社会中暴发。能逃的人都逃了。母亲们蜂拥至中央车站和渡轮码头，拖着孩子挤进本该避开的人群。当纽约之外的城镇开始禁止儿童进入时，每天近1200名儿童的人口外流停止了。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警卫在城市入口处巡逻。警察也拦住了试图进入哈得逊河畔黑斯廷斯镇的150个家庭。被拦截的家庭只能心急如焚地返回纽约，尽管那里的死亡人数还在持续攀升。
那些无力负担医疗服务的家庭，就只能将他们染病的孩子送到布鲁克林的金斯顿大道传染病医院，在那里被隔离八周。家长不允许探视，但据说：走廊里摆满了金属的婴儿床，患儿痛苦地哭喊着或要水喝，也没有人去搭理一下，抱抱孩子。结果就是敲门声或电报会通知家长来领回孩子的遗体。每当父母们仰望金斯敦大道医院那黑漆漆、若隐若现的要塞（fortress），很多人都转身离开，宁愿把孩子藏在家里。然而，一旦防疫队在一个社区发现一例脊髓灰质炎病例，他们就会挨家挨户寻找其他病例。看着警察从母亲怀里抢走孩子，有人不禁想起了他们曾经逃离过的大屠杀。
到了8月份，纽约的每张隔离床都躺着脊髓灰质炎的患儿，很多床位甚至还住着三个孩子。大约每两个半小时就有一名婴儿死亡。全城弥漫着近乎歇斯底里的恐惧。后来，天气转凉，这种病又出人意料地消失了。在美国第一次大规模脊髓灰质炎流行中，纽约约有8900人感染，其中2400人死亡，幸存者中有许多人终生瘫痪。全国共有2.7万人感染，其中大部分是五岁以下的儿童。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本该无忧无虑的夏日时光都被这种现在简称为脊灰疾病的阴霾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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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另一种疾病——流感（influenza）肆虐了纽约。1917年，纽约正准备参加欧洲战争，几例流感病例的报告并没有引发恐慌。每年冬天都会暴发流感。这种疾病以发烧、肌肉酸痛和极度疲惫为特征，通常在一周内消退，威胁的也主要是老年人和体弱者。但在1918年秋，流感却蜕变成了一个邪恶的怪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个原本健康的人就开始抱怨头痛欲裂，宛若恶魔用锤子猛击他的太阳穴，刺痛他的眼睛。患者的体温会飙升到40.5℃，随之而来的是肌肉酸痛、大汗淋漓、浑身发抖。退烧后症状似有缓解，咳嗽又开始了。起初是轻微的咳嗽，后来咳嗽加剧，痰中带血。黏稠的液体充满了肺部，患者喘不过气，窒息而死。流感不再对老年人下手，因为他们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年轻、健康的成年人取而代之，成了病毒的受害者。
没有人对狂暴的流感有所准备。起初，美国军队遭受的打击最大，因为过度拥挤的营地和船只造成了人员的近距离接触，也加速了流感的传播。9月，波士顿郊外德文斯军营的一万两千多名士兵感染流感。没过多久，流感又蔓延到了平民。作为军队的集结登船之地，纽约很早就惨遭流感的侵袭。出租车司机、电话接线员和教师都病倒了，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垃圾无人清理，邮件无法投递。当富兰克林·D.罗斯福濒临死亡的消息传出后，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疾病已经无视阶层的界限。为了缓解日益加剧的恐慌，纽约卫生专员罗伊·科普兰（Royal Copeland）发布了积极的报告——“没有必要感到恐慌，疾病正在减弱。”报纸上的报道却并非如此：红十字会分发了五万个流感口罩，护士严重短缺，豪宅庄园被改建成了临时医院。
尽管尚未找到致病性微生物，但纽约市卫生局（New York City Health Department）根据其在肺结核方面的经验制定了一项控制计划。该计划错开营业时间，以减少地铁和高架列车上的拥挤，暂停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借阅，并鼓励剧院只出售一半的票，让观众间隔入座。一项《公共卫生法》修正案要求人们在咳嗽时捂住嘴巴，打喷嚏时捂住鼻子，而随地吐痰则属于轻罪。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讣告还是充斥着报纸版面。身着军装、面容坚毅的年轻男子和身着婚纱、光彩照人的年轻新娘的照片，为这些悼词增添了一丝凄美。10月12日，威尔逊总统和2.5万名群众在纽约的“盟军大道”上举行爱国游行。接下来的一周，2100名纽约人死于流感。
忧虑和悲伤弥漫了整个城市。没有人知道谁携带了流感病菌，也没有人知道谁会生病。但，每个人都知道有人死于流感。人们无处藏身。即使有办法，离开纽约也是徒劳，因为流感已经席卷全国，甚至连最小的城镇都风声鹤唳。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们束手无策。传染病压垮了护士队伍；许多最年轻、最健康的护士也难免殉职。以至于大街上若是发现有护士出诊，就会有一群人围住她，乞求帮助。为了抵御疾病的侵袭，人们戴上了樟脑丸；还有人拔掉了牙齿，因为他们相信牙齿里藏有导致流感的病菌。民间家庭疗法——比如红辣椒、马钱子碱（strychnine）、威士忌酒、氯仿等等层出不穷，但都无济于事。
到1918年11月的第一周，纽约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2357人。每家医院的病房和走廊都挤满了患者。护士们全身雪白，覆盖了除眼睛和双手之外的所有地方。她们又像天使，又像幽灵，穿梭在呻吟、扭动、挣扎着呼吸的病人们中间。当时的照片显示，在军械库、体育馆和舞厅都设立了临时医务室，数百张行军床一字排开，每张床上都躺着病人——有的还活着，有的一动不动。讣告中经常写道：全家死亡。空气中弥漫着腐肉的臭味，几天过去，才有一辆运尸车将死者运走。殡仪馆的棺材已经用尽，拥挤的停尸房也关了门。在防疫人员前来协助挖墓人之前，皇后区有两千具尸体无人埋葬。无奈之下，一些家庭自行埋葬了他们的孩子。几个月内，估计有2.1万名纽约儿童成为孤儿。
流感在全球范围内肆虐。每天，死于流感的人数几乎与战争伤亡人数相当。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的庆祝活动被这场持续侵袭全球年轻人的灾难所打断。到了1919年春天，流感已经全面铺开，在纽约造成3.3万多人死亡，在美国造成85万人死亡，在全世界造成2000万人死亡。但仍然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微生物杀死了一代人，也没有人知道如何防止可怕的疾病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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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0月28日，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出生于纽约东哈莱姆区。当这两种瘟疫侵袭纽约时，他还是个孩子。幸免于难的他，将在两者的预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索尔克在流感疫苗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得到认可。但脊灰疫苗却让他一鸣惊人，从此功成名就。1955年4月12日，当世人得知他的疫苗可以预防脊髓灰质炎时，年仅40岁的索尔克一夜间成为英雄。他出生在纽约的一栋公寓楼里，举止谦逊，满足了彼时美国人对偶像的一切幻想——一位身着白大褂的骑士。他渴望科学界对他的崇拜，但收到的却是同行的反对。当民众期待着他在脊灰之后的下一个医学胜利时，他的桂冠却被一帮学术界的反对者玷污，乔纳斯·索尔克也用了半生的时间来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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