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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观点鲜明，导向正确。全书深入挖掘历史细节，清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抗日斗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从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到制定斗争策略、凝聚抗战合力，始终凸显党引领抗战方向、凝聚民族力量的核心地位。
2.史料扎实，内容全面。全书对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开展的组织建设、宣传动员、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工作进行了全面分析，小到具体战役的时间、地点，大到抗战策略的调整与影响，均以扎实史料支撑，确保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与权威性。
3.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全书按历史逻辑系统梳理，既避免了“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局限，也杜绝了“宏大叙事淹没地方特色”的问题，文字简洁凝练，史料丰富翔实，使读者能快速把握广西抗日斗争的脉络与关键节点。
4.古今贯通，价值深远。全书以纵深视野梳理广西抗战历程，既为读者学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认识党领导广西抗日斗争的贡献提供了权威依据，也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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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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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西抗战为主线，充分运用准确权威的史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回答了党领导的广西抗日斗争的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抗日斗争中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这样做取得了哪些促进全民族抗战的结果及其历史地位。全书主题鲜明、导向正确、史料翔实，较为清晰地反映了十四年抗战时期党领导的广西抗日斗争的历史，对于加强全民族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宣传，传承红色基因，继承革命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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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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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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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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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章 局部抗战阶段中共推动的广西抗日活动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在广西开展的抗日救亡工作
一、在革命斗争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二、推动一二?九运动在广西开展
第二节 两广事变和中共对新桂系抗日的推动
一、支持广东广西方面的抗日行动
二、支持第十九路军在北海的抗日活动
第三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和实行
二、逼蒋抗日和联合新桂系抗日
第四节 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共广西省工委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
一、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
二、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广西省工委的成立
三、中共广西省工委对抗日救亡工作的贯彻实施
第二章 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对广西抗日救亡的推动
第一节 中共对广西抗日救亡局面的推动
一、拟订红（军）、桂、川三方联合抗日纲领草案
二、中共对广西抗日救亡工作的部署与推动
第二节 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复杂局面和中共广西组织的整顿
一、新桂系不断制造反共事件
二、百色谈判与滇黔桂边区游击队的被骗改编
三、中共广西组织的审查与整顿
第三章 广西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的领导下深入开展
第一节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成立
一、《论持久战》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成立及其活动
三、中共广西组织的调整
第二节 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国民党的反共妥协倾向和中共的团结进步方针
二、新桂系的中立态度和中共对新桂系的团结工作
三、中共领导的桂林抗日文化运动
四、中共领导和推动全省的抗日救亡工作
第三节 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和中共支持与推动的军民抗敌斗争
一、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与桂南会战
二、粤桂南人民的抗日斗争
第四章 在曲折中维护广西抗日救亡局面
第一节 应对新桂系反共逆流
一、新桂系的倒退
二、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和应对时局变化
三、皖南事变与中共争取新桂系继续团结抗日
四、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第二节 中共广西省工委工作方针与方式的转变
一、调整组织机构和妥善布置骨干力量
二、中共广西省工委对新桂系制造的一系列反共事件的处置
三、中共广西省工委工作重点的转移
第三节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一、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二、恢复和发展桂林抗日文化运动
三、进步戏剧的创作与演出
四、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的举办
五、保卫大西南宣传运动
第五章 中共领导和推动的广西抗日武装斗争和民主运动
第一节 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和中共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定
一、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
二、桂柳会战中国民党军的溃败
三、中共广西省工委的《八月决定》
第二节 中共领导和推动的广西各地抗日游击斗争
一、桂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
二、柳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
三、其他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
第三节 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
一、桂东南和广东南路的抗日斗争形势
二、钦廉四属抗日武装起义
三、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
第四节 中共支持的桂东抗日民主运动
一、帮助在桂林的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到桂东
二、帮助和推动昭平、八步的抗日民主活动
三、支持李济深在粤桂边的抗日活动
第五节 迎接抗战胜利的新形势
一、广西各地的光复和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二、应对抗战胜利的新的斗争形势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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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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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戏剧的创作与演出
1941年秋，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进步文化队伍组织开展纪念郭沫若寿辰和创作生活、进步话剧的创作演出两大活动作为斗争突破口，引发了国民党统治区持续数年的进步话剧创作演出活动，掀起揭露国民党的分裂倒退行为、批判其专制统治的新高潮，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觉醒，引导文化工作走上了民主斗争的新阶段。
1941年夏秋之际，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的会议上提出：我们面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而留在重庆文艺界的朋友也静极思动。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而历史剧则便于紧扣抗战的实际，歌颂团结御敌，斥责分裂内讧，可以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筹备纪念郭沫若寿辰和创作生活的活动开始，文化工作委员会和戏剧界进步人士就开始着手历史话剧的创作和演出。
当时，由于日本的封锁，电影胶片进口受阻，电影业几乎陷入停顿，许多电影工作者转入话剧行业，这也为话剧舞台的活跃创造了条件。郭沫若等联络国民党电影制作、戏剧单位部分人员，成立了第一个由党所影响和掌握的剧团——中华剧艺社，在纪念郭沫若寿辰和创作生活的活动中，演出了《天国春秋》和《棠棣之花》两出话剧。
《天国春秋》是阳翰笙根据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韦昌辉为争权夺利，勾结敌人杀害杨秀清及2万多名将士的历史事件写出的话剧。该剧创作的目的，是以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斥责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该剧一上演就引起强烈反响，每当剧中人物洪宣娇说出“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的台词时，观众席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历史的悲剧与现实如此相似，不能不引起观众的共鸣。《棠棣之花》是郭沫若编写的话剧，着重表现聂嫈、聂政姐弟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精神，上演后好评如潮。这两出以颂扬气节，号召团结起来，反对强暴、不怕牺牲、反对分裂为主题的历史剧的上演，由此拉开了历史题材进步话剧创作演出活动的序幕。
1942年4月，郭沫若编写的历史剧《屈原》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公演，立即轰动一时。演出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纸，甚至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都出了特刊或发表了评论。《屈原》的上演，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进步文化界从皖南事变以来长期郁积的愤恨得到一次尽情的宣泄。为祝贺演出成功，当月下旬，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设宴招待剧组演职人员。席间，周恩来发表讲话：“皖南事变之后，重庆文艺界万马齐喑。我们在这个时期钻了国民党的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第162页。]此后，优秀的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进步话剧不断涌现，这些剧作占领了重庆话剧舞台的中心，在反击国民党掀起的反动逆流，突破文化封锁中发挥了特殊的战斗作用，有力推进了进步话剧运动的发展。
纪念郭沫若寿辰和创作生活的活动、进步话剧的创作演出活动，成为文化工作的突破口，使得重庆和国民党统治区自皖南事变以来处于低潮的进步文化活动复苏和重新活跃起来，也把进步文化人士重新聚集起来，在政治上更是对顽固派反共分裂行为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有力回击，对唤起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觉醒，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在进步文化界人士的广泛参与下，从1941年9月开始的话剧“雾季”公演，有力推动了进步话剧的发展。从此，话剧演出在重庆一发不可收，形成了持续数年的演出热潮，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演出活动还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进步话剧演出活动不仅在重庆形成浩大声势，在桂林也十分活跃，使桂林成为西南另一个进步话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
桂林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有良好的基础。当时与梅兰芳齐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1938年到桂林主持广西省立艺术馆桂剧实验剧团的工作后，致力于桂剧改革和进步戏剧的演出，改编和上演了许多爱国题材剧目。皖南事变后不久，1941年6月，欧阳予倩创作的历史剧《忠王李秀成》在桂林上演。该剧以太平天国后期领导集团内部分裂，最后导致天京（今江苏南京）陷落、李秀成被俘的历史悲剧，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桂林统委成立后，恢复和重建了因皖南事变而中断的桂林文艺界、教育界如广西省立艺术馆、文化供应社及一些学校的党组织，推动文化工作在桂林开始复苏。
最早恢复的是戏剧演出活动。1941年5月，皖南事变后离开重庆的田汉重返桂林，与党员杜宣开始筹组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演出团体，并创办《戏剧春秋》月刊。10月5日，田汉任名誉社长，杜宣任社长，瞿白音、洪深为导演的新中国剧社在桂林成立，并于10月10日在桂林举行首场公演，上演了陈白尘编剧的《大地回春》。新中国剧社成立后，把留在桂林的戏剧工作者和原抗敌演剧宣传队的部分演员，以及从香港脱险归来的戏剧工作者汇集起来，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连续举行了7次公演，演出了《大地回春》《大雷雨》《秋声赋》《重庆二十四小时》《钦差大臣》《海国英雄》《再会吧，香港》等进步话剧。1942年1月至1943年秋，剧社还赴湖南的衡阳、长沙、湘潭，广西的柳州，云南的昆明等地演出，把进步话剧的影响扩大到周边地区。在桂林期间，田汉连续创作了《秋声赋》、《黄金时代》、《再会吧，香港》（与洪深、夏衍合作）等反映抗战题材的话剧，以及《双忠记》《岳飞》《金钵记》等新编历史剧。田汉等主办的《戏剧春秋》月刊，对戏剧理论与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总结艺术实践的经验、介绍进步戏剧和世界反法西斯戏剧运动的信息，对推动桂林戏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广西省立艺术馆、国防艺术社，还同分别从柳州、曲江和滇边来到桂林的剧宣四队、五队、七队，演出了不少抗战进步的剧目，推动桂林的戏剧演出活动再次活跃起来。到1942年上半年，桂林戏剧的演出呈现出全面复苏的局面，全年上演的话剧达30部之多，被人们称为“话剧年”。
1943年以后，广西当局加紧了对进步戏剧演出的审查，要求每个剧目上演前必须送审，未经审查的一律不准上演。《忠王李秀成》在送审时被删掉50余处，但欧阳予倩仍坚持上演。新中国剧社上演的《再会吧，香港》话剧也被禁演，改名为《风雨归舟》后才得以重新上演。在这种形势下，桂林党的文化工作组一面疏散可能被捕的同志，一面继续演出苏联话剧《大雷雨》等剧目，坚持进步话剧的演出。在桂林统委的工作下，李济深对桂林的进步戏剧演出和戏剧演员给予积极保护和帮助。在新中国剧团遇到经济困难、演员生活无着时，李济深给予接济；《再会吧，香港》遭到禁演时，李济深设法让该剧修改后重新上演；广州儿童剧团来广西宣传抗日，因为队员随身携带《新华日报》被认定为“异党分子”而全部遭到关押，李济深专门去电要求放人，使剧团人员全部获释。
皖南事变后到1943年间，欧阳予倩主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田汉、瞿白音等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剧宣四队、五队等，在广西、湖南等地频繁巡演，使进步戏剧在两省及西南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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