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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陆咸散文作品精选集。陆咸先生的一生，是勤奋好学、奉献奋斗和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出生于苏州名门望族，祖上曾出过两位状元，但少年时代即参加中共地下党，随后的人生几经沉浮，但始终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活跃在新闻和文艺的第一线，为苏州和祖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历史不应该被忘却，像陆咸先生这样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精神财富的老一代革命者和文化守护人，应该得到我们永远的敬仰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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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陆续诸艺 咸尽其心——陆咸先生作品精选（上、下）》是陆咸先生的散文、杂文精选集。陆咸生前长期从事新闻和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经济调研工作，曾任苏州市作家协会顾问、苏州市经济学会会长，对苏州的历史文化理解甚深。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共分为“吴文化的发生与演变”“吴史杂识”“昆曲与评弹”“人生片断”“附录”五编，分别展现了作者生命轨迹中的一些思想片断，既是对作者跌宕起伏的一生的记录和总结，也能为这个大时代保留一些鲜活的素材。
全书史料翔实，娓娓道来，梳理苏州历史时引经据典，观点鲜明，脉络清晰；讲解昆曲和评弹，立意高远，高屋建瓴；抒写家族记忆则平实质朴，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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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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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咸（1930—2021），长期从事新闻和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经济调研工作，曾任工业企业领导。1991年离休前，任苏州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苏州市作家协会顾问、苏州市经济学会会长。著作有杂文集《谈心录》《逆时尚书》，经济论文集《地方发展战略研究》《苏州走向创新》，文史研究文集《传统文化的自觉》《吴史杂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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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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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第一编 吴文化的发生与演变
《吴文化研究文稿》自序
吴文化形成及演变的经济基础
论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理解古城 保护风貌
吴文化起源初探
顾颉刚笔下的吴国史
关于良渚文化区域性的通信
春秋时期的吴鲁关系
吴文化与京杭大运河
“天堂”考
范仲淹与苏州
况钟治苏的历史功绩
从“苏湖熟，天下足”到“衣被天下”
江南古镇与明清时期的吴文化
19 世纪苏州经济的海关见证
论江苏传统文化的整体性
理解顾炎武
顾炎武的不归路
关于顾炎武哲学思想的通信
苏州传统文化和现代化
《古吴文化探源》序
苏州区位优势的历史考察
《孙子研究新探》序
海瑞的困惑
清代苏州知识分子的命运
从状元多到院士多
游苏说吃
第二编 吴史杂识
《吴史杂识》自序
西施和夫差的爱情悲剧
君子亡吴
“割鸡焉用牛刀”析
吴史杂识
吴语的命运
我不相信
夫差与扬州
项羽和苏州
微斯人，吾谁与归？
金兀术姑苏屠城
“九四香”之谜
皇废基怀古
名妓·才子·气节
钱谦益降清
绵延千年的家庭悲剧
苏州状元的消失
慈禧的一句话
咸丰年间苏州阊门外的大火是谁放的
李秀成治苏
双塔寺前的屠杀
鸦片战争的文化密码
维新变法运动中的翁同龢
关于赛金花
春在堂漫想
社会心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苏州人性格的变迁
第三编 昆剧与评弹
昆剧二人谈
昆剧产生的前前后后
昆剧散论
世界文化遗产与昆剧
论昆剧要姓“昆”
昆剧必须拒绝“嬗变”
关于昆剧“原生态”问题答客问
中国昆剧表演艺术的理论自觉
梅兰芳与昆剧
昆剧与越剧
昆剧杂评
放宽视野 提高自觉
《昆剧二人谈》后记
苏州昆剧 60 年纪事
《昆剧苏剧沉思录》序
《〈长生殿〉评论集》前言
《港台人士昆剧评论集》前言
民间曲社是传承昆剧的重要力量
昆剧的民族性渗透在古典性中
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的指导
对“出人，出书，走正路”的一点理解
评弹艺术随想
关于“评弹应当有史”
弹词《描金凤》中的钱笃笤
弹词《三笑》中的吴门才子
弹词《杨乃武》中的慈禧与杨昌濬
对弹词《玉蜻蜓》的几点认识
第四编 人生片断
《窗棂纪事》前言
母亲的照片
回忆圣陶先生
我的大姐
祖宅散记
泰州情
演剧琐忆
有原旧事
公园遐想
公园南池的怀念
唐崇侃《铸剑者之歌》序
回忆大地图书馆
60 年前在苏州
春天的歌
西山煤矿下井记
“开了东坝闸，淹没北寺塔”
丝织英雄汪荣生
怀念陆文夫
初识同里
外公的话
《二泉映月》和阿炳其人
旅美日记摘抄
美国风情录
天鹅湖之恋
尼亚加拉大瀑布
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
陆家两状元
陆氏三代儒医
读古书杂感
我和黄酒结缘
山上岂能无亭
附 录
怀念我亲爱的阿爹
保护苏州优秀传统文化，任重道远
为迎接解放而组建的苏州“群社”
缅怀亦师亦友陆咸同志
怀念陆咸主任
陆咸先生与苏州昆剧
父辈的印记
一片冰心在玉壶
忆我父亲和陆咸叔叔二三事
赤子之心终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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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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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圣陶先生
一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流离辗转的逃难生活，使我难以按部就班地接受学校教育。我却喜欢看书，曾热衷于武侠小说，也一知半解地看了一些言情小说。最终打开我心扉，雨露般滋润我心田的，是叶绍钧（圣陶）先生写的《稻草人》，还有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我如饥似渴地寻找圣陶先生的著作，包括他在抗日战争以前在上海主编出版的刊物《中学生》，它们成了我认识世界、理解生活的金钥匙。但是，在战乱时代，在日寇统治下的苏州，很难找到几本《中学生》。
正因为这样，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就迫切期望《中学生》从重庆迁回上海出版。当它果真在上海复刊后，我就成为每期必读的忠实读者。《中学生》杂志发起“中学生之友”的读者自我介绍活动，我立即写了文章寄去，成了积极响应“中学生之友”活动的第一个读者。
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寄出不久，就收到了圣陶先生的亲笔来信。信是毛笔写的，端正而苍劲有力的楷书。原来，我的短文中写了一句 ：“他（指我自己）不想做英雄的石像，只想做石像下的台基。”圣陶先生针对这句话，很恳切地向我指出，他所写的《古代英雄的石像》，意思是英雄只是空虚的偶像，石块应当铺大家要走的路，不要误解了。
一个少年接到自己所敬仰的大作家的信，必然有极大的喜悦和兴奋，同时我又为圣陶先生对自己作品社会效果的高度责任感所感动。信中充满了对一个少年读者的亲切、和蔼、认真、严肃的关怀和指引。我立即写了回信，解释说 ：我所讲的英雄是指真正的英雄事迹，我愿为这英雄事迹做一些基础工作。
我的自我介绍的短文在 1947 年 7 月号《中学生》刊出的时候，编者加了这样一段话：
陆咸君说 ：“他不想做一个英雄的石像，只想做一座石像下的台基。”我们告诉他 ：“叶绍钧先生曾写过一篇《古代英雄的石像》，叶先生的意思是英雄只是一个空虚的偶像，石块应当铺大家要走的路，不该去代表这空虚的偶像。”他又给我们写回信说 ：他所指的石像，是民主与科学的化身，如孙文、列宁、罗斯福一类人物，并不是空虚的偶像。他只希望在追求真理的工作中能尽一分力量，而不一定要做一个领袖。陆咸君说得多恳切啊，希望读者都能坦诚相见，互相成为好朋友。
编者
之后，我常给《中学生》和《开明少年》投稿，也常写信给圣陶先生，提出一些关于青年前途方面的问题，向他请教。圣陶先生总是有问必答。一年中，他给我写了近十封信。他还请吕叔湘先生给我写信，回答关于语法方面的问题。
当时我只有16岁，是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所提的问题很幼稚，但圣陶先生没有嫌弃，他的复信充满了慈祥和关怀，又完全以平等和商量的口吻论述自己的见解，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他的字总是端正的楷书，没有草体，连一般人常用的行书也没有 ；标点符号也很规范，表现了严谨的作风。我每次读他的信，总是受益匪浅。
我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诅咒”那场“文革”，因为圣陶先生给我的这些珍贵信件都被烧毁了。现在只能在苏州档案馆中找到1946年8月13日的《苏州日报》，这是当时胡觉民先生主办的民办报纸，这张报纸上刊登了圣陶先生寄给我的一封信。我当时抄录了转交给这张报纸的副刊编辑严小白女士，她在报纸上以“作家书简”的形式刊登出来：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要说解决，我想暂时不会解决。待交通发达，各地人来往频繁，大家语言非常接近的时候才可以解决 ；待汉字废弃了，通用一种拼音文字的时候才可以解决。这不单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事情，社会往进步的路子上走，这种事情自然会从早实现的。不过，“扩大语汇该到民间去”确是至理名言，人们说白话文贫乏，是不错的。但白话文本身是无所谓贫乏不贫乏的，贫乏的是写白话的人，唯有从各式各样的人学习活的语言。所谓学习，包括体会、选择、运用的意思，不是照单全收。有能耐的人把活的语言写入文字，文字传播开来，就教育了许多读者。在初见的时候，读者未必了然，但是一回两回的遇见以后，自然会渐渐地理解，到了最后，也就丰富了他们的语言。你说会一点国语的苏州人看了老舍先生的文字很有味，我还要说 ：会一点国语的苏州人必然丰富了他的国语，如果所有会写文章的人都抱着运用活的语言的决心，那影响是很大的。你说对不对？
顺颂进步！
叶圣陶
七月九日下午
在这封信里，圣陶先生对白话文的发展方向，有很深刻的、很重要的意见。人们绝不会想到，这是给 16 岁的少年写的信。说明圣陶先生哪怕是和一个少年写信，都是认真负责的。
二
我和圣陶先生通信一年多，但一直没有见面。到1948年初，我才到上海去拜访他。
当时，我在苏州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的一个负责人被捕后叛变，组织上要我到上海去暂避一时，却不能躲到亲戚家，因为那样还是容易暴露。上海虽有通过“中学生之友”活动而建立起的通信联系，但他们都是少年学生，无法安排食宿。我想，只有求见圣陶先生了。初次见面，就要圣陶先生帮我安排生活，是很冒昧的。组织上又再三指示我保密，不要把到上海的真实原因讲出来，因此，我不能告诉先生。初次见面就要说些假话，这使我更感到不安。我就是怀着这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上海四川北路祥经里先生的寓所求见的。
先生见了我很高兴。听了我的诉说后（当时我诉说的理由是父亲失业，只能到上海来寻找职业），就极其热情地安排我住在他家，是在一间由阳台改建的亭子间里，和他的三公子叶至诚住在一起，无条件供给我食宿。这也是我和至诚兄交谊的开始。
初次见到圣陶先生，首先被吸引的是先生嘴唇上浓密的胡须。我没有见过先生的照片，却见过鲁迅、高尔基的照片，他们都是留有这样的胡子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联想：伟大作家都是留胡子的。而更为吸引我的，是先生的眼神——亲切和关怀，这使我紧张的心情立即松弛下来。
我每天和圣陶先生一家共进三餐。这是一个充满融洽、和睦气氛的家庭。至善、至美、至诚三兄妹对父母充满了敬爱，而圣陶先生夫妇对子女又是那样的慈和，这种融洽的气氛，在饭桌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大家交谈各种情况，发表各种见解，有时也有争辩，但从不见圣陶先生对子女有严厉的指责，更不见子女对父母有不敬之处。圣陶先生有所批评的话，也总是用生动、幽默的语言，使子女在欢笑声中受到教育。记得有一次大家在争论父母之命的婚姻是否有爱情时，圣陶先生指着他的夫人胡墨林先生说 ：“我和她就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引发大家一阵欢笑。
圣陶先生对我也像对他的子女一样，慈爱和关怀，从没有责备的语言，但有一次他批评了我。也是在吃饭的时候，他问起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吴县教育局局长王芝久先生的情况。作为一个刚入党不久的青年，我满脑子“左”倾幼稚病，认为国民党的官没有一个是好的，说了一些很唐突的话。其实我对王先生根本不了解，圣陶先生很不高兴地说：“你以为做了教育局局长就不会是好人了吗？王先生是很好的人呢！”我知道自己说错了，只能沉默不语。后来，我从至善兄那里听到，王芝久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圣陶先生一同从事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也一直积极支持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进步人士。
圣陶先生的这次批评，对我终身都有积极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虽然在许多政治运动中是所谓“对象”，但也当过几次工作组、调查组成员，是有整别人的“权力”的。每当这种时候，圣陶先生的教诲总在我耳边响起 ：不要把反动阵营中的人都当成坏人，要具体分析，要有证据。这就使我更谨慎些，少了一些“左”的冲动。
我在圣陶先生的亭子间里住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除了外出寻找工作，就是看书。亭子间里堆满了书，许多是作者送给圣陶先生的。再就是和至诚兄谈论种种文艺和戏剧方面的事。他当时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学习，而我也正好喜欢戏剧，可谈的话也就很多。他学习的勤奋、知识的渊博、对人的坦诚，都极大地感染了我。
一个多月以后，我到《南汇报》去当校对，就离开了圣陶先生的家。
几十年过去了，这一个多月的生活，却如同发生在昨天那样清晰。圣陶先生浓密的胡须和慈祥的目光、欢快的午餐、堆满书籍的亭子间……在这样的家庭中，我生活了一个多月，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事。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圣陶先生到北京工作，久疏问候。同在江苏的至诚兄，也许因为彼此处境都不如意，也没有见过面。1972 年，圣陶先生回苏州一次，但我得到消息时，圣陶先生已返回北京了。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在 1978 年，我才有机会见到至诚兄。问起圣陶先生，得知他年事已高，但身体不错。虽然看书已要借助于放大镜，写字也少用毛笔，但仍关心着国家大事，尤其是教育事业。
1979年1月，我在《苏州报》工作，收到圣陶先生寄来的稿件，是讲述俞曲园先生的历史地位和他故居的事，提出了修复曲园的建议。这篇稿件引起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兴奋。苏州是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常有名人来访，却少有人愿为这张小报写稿，或只是随便写几句，敷衍了事。而叶老的来稿，从内容、史料到字体、段落、标点，都是那样严谨，和30多年前一样。只是不用毛笔，改用圆珠笔了。他亲笔写的信函，态度谦和，表现了他一贯的敦厚品格。这当然使编辑部的同志深受感动，于是把处理好这篇稿件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仔细研究了这篇稿件，想做一些技术性的修改，便写信给叶老征求意见。我们很快得到叶老的复信，完全同意我们提出的修改建议，并且做了补充。对于几处修改部分字句的处理，怎样用标点符号，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叶老的字体仍是端正的楷体。看了这封信，我如同在 1946 年初次见到先生的信一样激动。时光流逝，哲人风范依旧，严肃认真，极端负责，而谦和诚恳、平易近人，渗透在字里行间。对叶老而言，是根本不知道有“马虎”“敷衍”之类的词汇的。
叶老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1月24日的《苏州报》上。同年，苏州市人民政府接受了叶老的建议，拨款整修了俞曲园的故居——曲园。
1984年，我因公赴京，前去拜访叶老，终因叶老身体欠佳，未能如愿，只能托至善兄转达问候之意。但先生对苏州的关怀始终殷切，苏州开始筹办刊物，先生命至诚兄寄来从未收入集子的散文两篇，即《假山》和《游洞庭西山记》。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苏州文艺报》上。之后，《苏州杂志》创刊，叶老又把他的一处住宅赠送，作为苏州杂志社的社址。
1988年2月6日，圣陶先生在北京逝世。那天，也是农历除夕，我得知消息已迟，只能和妻到他墓前悼念，以表示我对他终生难忘的敬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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