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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洛兰·达斯顿是科学史与思想史领域著名学者，其研究跨越哲学、科学与文化等多个领域，学术成就获得广泛认可。
★研究视角新颖：深度梳理“自然”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建构，重新审视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学术价值与可读性兼具：兼顾严谨论证与清晰叙述，为思想史、科学史、哲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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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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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仿佛一个罕见的钟表，其精妙秩序令人惊叹，但这种秩序源于自然本身，还是人类文化的投射？洛兰·达斯顿从哲学人类学出发，探讨人类为何总在自然中寻求道德的理想、文明的秩序。作者回归理性的源头，引领我们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迈向一种更普遍、更持久、更具生命力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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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洛兰·达斯顿(Lorraine Daston)，著名科学史专家，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名誉科学会员。主要研究概率和统计、奇迹和自然秩序等。代表作有《启蒙运动中传统的或然性问题》（Classical Probability in the Enlightenment）、《规则：我们依之生存的历史》（Rules: A Short History of What We Live By）等。
译者简介：
郭可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古希腊哲学与悲剧。
刘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古希腊哲学、西方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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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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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是”如何成为“应当”？
第二章
具体的自然
第三章
地方性的自然
第四章
普遍的自然法则
第五章
对非自然事物的激情
第六章
秩序的观念
第七章
丰富的秩序
第八章
结论：拯救现象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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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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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刘 东
就这套丛书的涉及范围而言，一直牵动自己相关思绪的，有着下述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
第一根不断旋转的主轴，围绕着“我思”与“他思”的关系。照我看来，夫子所讲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正是在人类思想的进取过程中，喻指着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也就是说，一副头脑之“学而时习”的过程，正是它不断汲取“他思”的过程，因为在那些语言文字中结晶的，也正是别人先前进行过的思考；而正是在这种反复汲取中，这副头脑才能谋取相应的装备，以期获得最起码的“我思”能力。可反过来讲，一旦具备了这样的思考力，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运思，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颖结论，就同样要付诸语言文字，再把这样的“我思”给传达出来，转而又对他人构成了“他思”。——事实上，在人类的知识与思想成长中，这种不断自反的、反复回馈的旋转，表征着一种最基本的“主体间性”，而且，也正是这种跨越“代际”的“主体间性”，支撑起了我们所属的文明进程。
正因为这个缘故，思想者虽则总是需要独处，总是怕被外来的干扰给打断，可他们默默进行的思考，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事情，从来都不属于个人的事业。恰恰相反，所有的“我思”都无一例外地要在交互的思考中谋求发展，要经由对于“他思”的潜心阅读，借助于周而复始的“对话性”，来挑战、扩充和突破心智的边界。正因如此，虽然有位朋友好意地劝我说，“五十岁之后，就要做减法”，可我却很难领受这类的告诫。毕竟，我心里还有句更要紧的话，那正是夫子就此又说过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这种杜鹃啼血的心劲儿，就不要说才刚活到五十岁了，纵是又活到了六十岁、七十岁，也照样会不稍松懈地“做加法”，以推进“我思”与“他思”的继续交融。
这意味着，越是活到了治学的后半段，就越是需要更为广博的阅读和更为周备的思虑，来把境界提升得更为高远。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内在的企求，自己多少年来的夜读才得以支撑，以便向知识的边界不断探险。因此，跟朋友对于自己的告诫不同，我倒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为什么文科要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还有社会学、人类学，乃至语言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学？本是因为人类的事务原是整体，而人类的知识只能分工前进。这样一来，到最后你们才能明白，在所有那些学科中间，你只要是少懂得一个，就势必缺乏一个必要的视角，而且很可能就是那种缺乏，让你不可能产生大智慧。”
接下来，第二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围绕着“个人阅读”与“公共阅读”的关系。自从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乃至创办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我就一直热衷于这种公共的推介。——这或许与自己的天性有关，即天生就热衷于“野人献曝”，从本性上就看不惯“藏着掖着”：“以前信口闲聊的时候，曾经参照着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也对照着长年来目睹之怪现状，讲过自己所看到的治学三境界……而我所戏言的三种情况，作为一种不太精确的借用，却在喻指每况愈下的三境界，而分别属于‘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自求解脱’的小乘佛教和‘秘不示人’的密宗佛教。”（刘东：《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不过，这个比喻也有“跛足”之处，因为我在价值的选择方面，从来都没有倾向过佛老。因此，又要把这第二主轴转述一下，将它表达为纯正的儒家话语。一方面，如果从脑化学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把我们从事的教育，看成“催化”着乐感元素的“合成”：“先要在自由研讨的氛围中，通过飞翔的联想、激情的抗辩、同情的理解，和道义的关怀，逐渐培训出心理学上的变化，使学生在高度紧张的研讨中，自然从自己的大脑皮层，获得一种乐不可支的奖励。只有这样的心理机制，才会变化他们的气质，让他们终其一生都乐学悦学，从而不光把自己的做学问，看成报效祖国的严肃责任，还更把它看成安身立命的所在。”（刘东：《这里应是治学的乐土》）可另一方面，一旦拿到孟子的思想天平上，又马上就此逼出了这样的问答：“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孟子·梁惠王下》）——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前面所讲的“个人”与“公共”的阅读，又正好对应着“独乐”与“众乐”的层次关系。
无论如何，只有经由对于一般学理的共享而熔铸出具有公共性的“阅读社群”，才能凝聚起基本的问题意识和奠定出起码的认同基础。缘此就更应认识到，正因为读书让我们如此地欢悦，就更不应只把它当成私人的享乐。事实上，任何有序发展的文明，乃至任何良性循环的社会，都先要来源和取决于这种“阅读社群”。缘此，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学者和公众的关系，就并不像寻常误以为的那般单向，似乎一切都来自思想的实验室，相反倒是相互支撑、彼此回馈的，——正如我曾在以往的论述中讲过的：“一个较为平衡的知识生产体系，似应在空间上表现为层层扩大的同心圆。先由内涵较深的‘学术界’居于核心位置，再依次扩展为外延较广的‘知识界’及‘文化界’，而此三者须靠持续反馈来不断寻求呼应和同构。所以，人文学术界并不生存和活跃于真空之中，它既要把自己的影响逐层向外扩散，也应从总体文化语境中汲取刺激或冲力，以期形成研究和实践间的良性互动。”（刘东：《社科院的自我理由》）
再接下来，第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毋宁是更苦痛和更沉重的，因为它围绕着“书斋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这根更加沉重的主轴，才赋予了这套丛书更为具体的特点。如果在上一回，自己于“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中，已然是心怀苦痛地写到“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那么，再目睹二十多年的沧桑剧变，自然更受到多少倍的“恶刺激”，而这心气便觉得更加“鼓荡难平”了。既然如此，虽说借助于前两根主轴，还是在跟大家分享阅读之乐，可一旦说到了这第三根主轴，自己的心也一下子就收紧了。无论如何，“书斋”与“社会”间的这种关联，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冲击着自己书房的深重危机感，都只能用忧虑、愤懑乃至无望来形容；而且，我之所以要再来创办“社会思想丛书”，也正是因为想要有人能分担这方面的忧思。
歌德在他的《谈话录》中说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换个角度，如果我们拿“学术”来置换他所讲的“艺术”，再拿“社会”来置换他所讲的“世界”，也会得出一个大体相似的句子。也就是说，“做学问”跟“搞艺术”一样，既可以是超然出世、不食人间烟火的，也可以是切身入世、要救民于水火的。至于说到我自己，既然这颗心是由热血推动的，而非波澜不起、死气沉沉的古井，那么，即使大部分时间都已躲进了书斋，却还是做不到沉寂冷漠、忘情世事。恰恰相反，越是在外间感受到纷繁的困扰，回来后就越会煽旺阅读的欲望，——而且，这种阅读还越发地获得了定向，它作为一种尖锐而持久的介入，正好瞄准千疮百孔的社会，由此不是离人间世更遥远，反而是把注视焦点调得日益迫近了。
虽说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界，曾被我老师归结为“思想淡出，学术淡入”，但我一直不愿苟同地认为，就算这不失为一种“现象描述”，也绝对不属于什么“理性选择”。不管怎么说，留在我们身后的、曲曲弯弯的历史，不能被胡乱、僭妄地论证为理性。毕竟，正好相反，内心中藏有刚正不阿的理性，才至少保守住了修正历史的可能。正因为这样，不管历史中滚出了多少烟尘，我们都不能浑浑噩噩、和光同尘。——绝处逢生的是，一旦在心底守住了这样的底线，那么，“社会生活”也便从忧思与愤懑的根源，转而变成“书斋生活”中的、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正是鼓荡在内心中的、无休无止的忧思，不仅跟当下的时间径直地连接了起来，也把过去与未来在畅想中对接了起来。事实上，这套丛书将稳步移译的那些著作，正是辉煌地焕发于这两极之间的；而读者们也将再次从中领悟到，正如“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所说，不管在各种科目的共振与齐鸣中，交织着何等丰富而多样的音色，这种“社会思想”在整个的文科学术中，都绝对堪称最为响亮的“第一主题”。
最后要说的是，就算不在这里和盘地坦承，喜爱读书的朋友也应能想到，我的工作状态早已是满负荷了。可纵然如此，既然我已通过工作的转移，相应延长了自家的学术生涯，当然就该谋划更多的大计了。而恰逢此时，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又热情地提出，要彼此建立“战略合作”的关系，遂使我首先构思了这套“社会思想丛书”。几十年来，编辑工作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也从未抱怨过这只是在单向地“付出”，——正如我刚在一篇引言中写到的：“如今虽已离开了清华学堂，可那个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工作过的地方，还是给我的生命增加了文化和历史厚度。即使只讲眼下这个‘办刊’的任务——每当自己踏过学堂里的红地毯，走向位于走廊深处的那间办公室，最先看到的都准是静安先生，他就在那面墙上默默凝望着我；于是，我也会不由自主默念起来：这种编辑工作也未必只是‘为人作嫁’吧？他当年不也编过《农学报》《教育世界》《国学丛刊》和《学术丛刊》吗？可这种学术上的忘我投入，终究并未耽误他的学业，反而可能帮他得以‘学有大成’。”（《中国学术》第四十三辑卷首语）
的确，即使退一步说，既然这总是要求你读在前头，而且读得更广更多，那么至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编辑就并不会耽误视界的拓宽、智慧的成长。不过，再来进一步说，这种承担又终究非关个人的抱负。远为重要的是，对于深层学理的潜心阅读、热烈研讨，寄寓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全部未来。所以，只要中华民族尚有可堪期待的未来，就总要有一批能潜下心来的“读书种子”。——若没有这样的嗜书如命的“读书种子”，我们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指望还能拥有一茬又一茬的、足以遮阳庇荫的“读书大树”，并由此再连接起一片又一片的、足以改良水土的“文化密林”。
正所谓“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唯愿任何有幸“坐拥书城”的学子，都能坚执“即一木犹可参天”的志念。
2022 年 12 月 16 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第一章
问题：“是”如何成为“应当”？
为什么与自然产生的道德共鸣会如此固执地持续存在呢？批判思想家们已经耗费了海量的笔墨试图将“是”和“应当”区分开来。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从自然中提取出规范的诱惑似乎依然持久而难以抗拒。“规范”（norm）这个词已然成为描述性和规定性混合的典范：它同时意味着通常发生的事和应当发生的事，例如“通常（normally），鹤群在初雪之前迁徙”。鉴于休谟、康德、密尔以及其他许多杰出人物都已经在区分“是”和“应当”上尝到败绩，我并不幻想再次尝试能够成功。但是，我想要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尽管遭到如此优秀的辩护者的批评，我们为什么还继续在自然中寻找价值？
我不认为一种流行的谬误、残存的宗教信仰，或草率的思考习惯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并非单纯的广泛非理性，而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性的形式，并且因此成为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我的研究将要发掘出那些促使人们在自然中寻找价值的直觉的来源。在各个时代和地域，这些直觉的表现形式蔚然多样，正如同自然和文化的多样风貌本身。但是，在各种认为规范基于自然的观念背后的那些核心直觉中，有某种共同之处。其中最核心的是对秩序的知觉，包括事实上的和理想化的秩序。
自然的和道德的秩序会以不同的方式缠结在一起，一些例子能够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生动。因为自然中充满了秩序，自然秩序与人类秩序之间的类比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几千年里，自然的权威被用于支持各种不同的事由：辩护或谴责奴隶制；赞扬母乳喂养和谴责手淫；将崇高的审美价值提升到优美之上；通过诉诸本能或演化来巩固伦理学的基础。要想公正地理解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将需要花费许多著的笔墨（而目前这样的著作尚未写成）。同样地，要想描绘多样的自然秩序，以及通过这些秩序得到呈现和合法性的多样的标准，也需要大量的笔墨。但是，某些特定形式的秩序一遍又一遍地再现，从古代的希腊、罗马到昨天发行的报纸。至少在西方智识传统中（这也是我有一些资格进行书写的唯一传统），有三个要素对学者的反思和大众的直觉产生了强烈且持久的影响：具体的自然（specific natures）、地方性的自然（local natures）和普遍的自然法则（universal natural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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