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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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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不仅是瓷器*直观的特征，更承载着原料选择、胎釉配方、成型工艺及装烧与烧成过程中的技术诀窍与审美意蕴，是陶瓷研究的核心视角。《江户时代中日瓷器装饰比较研究——以景德镇与肥前瓷器为中心》以中国景德镇与日本肥前瓷器的装饰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研究江户时代中日两国瓷器装饰风格的发展与演变，并从社会背景、工艺技术、管理制度、需求贸易及观念审美等多维度开展综合分析，探讨其发展与演变的原因，旨在揭示中国与日本瓷器发展演变关系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呈现东亚古代两大瓷器生产国陶瓷文化的关联与互动，为全球视野下的陶瓷史与装饰艺术研究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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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第一章 绪论（1）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1）第二节 江户时代肥前瓷器装饰概述（6）第三节 日本肥前瓷窑出土资料简述（22）第二章 Ⅰ期（1610—1650年代）中日瓷器装饰比较（26）第一节 Ⅰ-1期（1610年代—1630年代中期）（26）第二节 Ⅰ-2期（1630年代中期—1650年代）（57）第三章 Ⅱ期（1650—1690年代）中日瓷器装饰比较（95）第一节 Ⅱ-1期（1650年代—1670年代初）（95）第二节 Ⅱ-2期（1670年代初—1690年代）（120）第四章 Ⅲ期（1690—1780年代）中日瓷器装饰比较（134）第一节 外销瓷——中日风格的交集（136）第二节 中日瓷器主流装饰风格的分离（151）第五章 Ⅳ期（1780—1860年代）中日瓷器装饰比较（166）第一节 装饰风格（169）第二节 中日典型纹样对比（178）第六章 中日瓷器装饰关系演变成因探讨（184）第一节 社会背景（184）第二节 工艺技术（195）第三节 管理制度（240）第四节 需求贸易（253）第五节 观念审美（263）结语（268）附表（271）参考文献（296）后记（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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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一、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江户时代（1603-1868年，明万历三十一年至清同治七年）的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并探讨两者的发展演变关系。中日两国均是重要的瓷器生产国，也是古代瓷器的主要出口国，两国瓷器交流紧密，互有影响，比较研究两国瓷器有助于揭示东亚陶瓷技术与文化互动的规律，对全球陶瓷交流与贸易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江户时代，中日两国制瓷业整体上都处于繁荣发展阶段，瓷业生产呈现百花齐放的格局，故各选代表性瓷业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揭示中日两国瓷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发展面貌。 就中国而言，景德镇作为明清两朝的制瓷中心，被誉为“瓷都”。景德镇御窑代表当时*高制瓷水平，民窑也并行发展，官、民窑各具特色，在质量、产量、技术与管理上全面代表明清瓷业水平，在其他窑口逐渐衰弱的大背景下分外耀眼。同时，景德镇瓷器是江户时期中国瓷器外销日本的主体，故选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国瓷器的切入点。 关于日本瓷器，传统观点认为其产生于公元1616年，大桥康二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认为是1610年代，也即江户时代初期，始烧地在今天的九州佐贺县有田町一带，并以有田为中心，逐渐发展壮大，形成包括有田烧、波佐见烧和平户烧等周边瓷业在内的一个大的产瓷区。该产瓷区的特点在于总体面貌较为统一，在江户后期日本各地开始烧制瓷器之前，该地是日本唯一长期持续生产瓷器的地区。同时，在整个江户时代，也是日本“最大的瓷器生产基地”以及“日本制瓷业的中心”。该产瓷区范围相当于现今佐贺县和长崎县大部分地区，历史上曾属于古肥前国，故名肥前瓷器，传统上被笼统称为“伊万里”。 因此，肥前瓷器是江户时代日本瓷器的代表，其在日本之地位相当于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之于中国。 关于研究范围，主要从研究时间与内容上作了界定。 本研究时段以肥前瓷器生产的上、下限为界，即17世纪初与19世纪中叶，与江户时代在时间上基本契合。事实上在日本，肥前瓷器或者伊万里瓷器的时间概念就是专指江户时代，随着明治天皇于1867年登基，江户时代的结束，日本肥前瓷器也结束了。再者，本书虽是对中日瓷器进行平行比较，但中国主要是被模仿方，日本主要是模仿方或受影响方，因此研究视角实际上是从日本瓷器看中日瓷器关系发展演变，故本研究以江户时代作为时间框架。 以江户时代作为研究时间框架，亦契合景德镇瓷器的发展脉络：17世纪初，景德镇瓷器从晚明装饰性风格转向绘画性风格，被认为是“转变期”的开始；19世纪中叶，又正处于晚清民国陶瓷生产的初始期，以浅绛彩为代表，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瓷画艺术时代，也可谓是一个转折时期；其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代表中国古代制瓷技艺的巅峰。因此，此时间范围完整涵盖中日瓷器发展的关键阶段，未割裂其演变脉络。 研究内容上，装饰作为瓷器的核心特征，直接体现胎釉、色料、装烧等工艺技术与审美文化，是陶瓷研究的核心要点。完成中日瓷器装饰的比较，也就解答了中日瓷器比较的核心问题，进而可以还原中日瓷器关系演变的面貌。故本研究以瓷器装饰为主线，比较景德镇与肥前瓷器的风格与纹样演变，结合原料、装烧、烧成等瓷业因素以及两国的政治、社会、贸易等背景，在比较视域中分析中日瓷器的关联及区别，深入探讨其成因，以期全面揭示中日瓷器关系的发展规律与演变轨迹。 在比较景德镇与肥前瓷器的过程中，也会关注其他反映中日瓷器装饰关系、演变的窑口，如中国的漳州窑和日本的京烧等，虽然重要性远不及景德镇与肥前瓷器，但仍将予以关注和探讨，以期全面反映中日瓷器关系的面貌。 二、分期方法 中国明清瓷器一般以帝王年号为代表的朝代来分别论述，因其便于鉴定且符合传统习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瓷器风格的演变并不完全与帝王更替同步，仅按年号分期可能忽略瓷器装饰发展的整体脉络。有些朝代间，瓷器装饰转变不甚明显或者相对稳定，如天启与崇祯瓷器风格较为统一；而有时一个年号内也存在较大风格变化，如康熙一朝内部风格变化显著。若仅以朝代划分，不从瓷器自身发展演变的视野做研究，易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尤其在明末清初瓷器研究中，这一方法常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 对于这种情况，艺术史学者常采用艺术风格分析法以弥补上述不足。“时代风格”作为抽象的概念，所确定的是一般结构问题，只有摆在一个更大的发展框架之内它们才有明确的意义。一旦某个大型风格目标或主题被证实，结构分析可用来重构形式上的课题，为那些风格演变提供答案。故从艺术风格分析的艺术史研究方法角度研究瓷器的流变，会有一个更全面整体的认识。 因此，本书分期中景德镇部分的基础，是以瓷器装饰的自身发展脉络和特征为着眼点，从装饰纹样风格的发展与演变角度按纪年方式全面分析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景德镇瓷器装饰，也有利于与日本相同时期的比较研究。 日本方面恰恰相反，因天皇年号更迭过于频繁，往往是一个年号仅约数年，难以直接以年号为界，所以也必须从分期角度观察日本瓷器发展的轨迹。前文有述，近年来大桥康二对日本肥前瓷器的分期获广泛认可，本书对日本瓷器的把握正是建立在大桥分期的基础之上。 综上，将中、日瓷器装饰视为一个整体中的两个平等个体进行比较，采用艺术风格分析法，根据中日瓷器装饰关系的发展与演变情况进行分期，正是本书的分期方法。 三、概念界定 日本瓷器名称复杂而含糊，在17世纪瓷器产生至明治维新前的两百多年时间中，人们对这一时期在肥前地区生产的瓷器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如“肥前瓷器”“伊万里（瓷器）”“有田（瓷器）”“古伊万里”“肥前陶瓷”等，以至于三上次男博士曾感慨“关于用初期伊万里、古伊万里、伊万里等等称呼来作为时代别名的办法是很模糊不清的”。现将相关称呼逐一列举出来加以辨析，这也是本研究讨论的前提和基础。 *先是“肥前陶瓷”和“肥前瓷器”。“肥前陶瓷”，顾名思义，包括“肥前陶器”和“肥前瓷器”，其中“肥前陶器”仅指“唐津烧”，“肥前瓷器”则是指肥前地区出土的全部瓷器，详细定义上文已述。由于肥前瓷器相对于“伊万里烧”无歧义，故是目前日本学界使用*多的名称。 其次是“伊万里烧”（伊万里瓷器）与“有田烧”（有田瓷器）。“伊万里烧”名称流传*广，也*有影响。伊万里是日本九州岛佐贺县境内的一个港口城市，是江户时代日本瓷器的主要出海港之一，“伊万里烧”一般被认为是取自该港口城市的名称。大桥康二谈到：“仅仅是在有田一带不大区域的窑中所烧制的瓷器，销售时都要从毗邻的伊万里港出海，后运送至日本国内，于是消费地人们便以装运港名称命名称之为‘伊万里烧’。”应该说这种推测是合理的：一是消费地以外输港口命名瓷器产地的现象并不少见，如“南京瓷器”就曾是日本对景德镇瓷器的称呼；二是在日本瓷器产生的早期，伊万里市尚未发现窑址，但其时却有关于伊万里瓷器的记载，如在1638年松江重赖的《毛吹草》“唐津今利の烧物”以及1639年凤林承章《隔蓂记》中载有“今利烧藤实染渍之香合”，其中的“今利烧”即是指“伊万里烧”。这都说明了伊万里市当时仅仅是个运输港口而已，伊万里瓷器并不是指在伊万里市生产的瓷器。 关于“伊万里烧”的具体所指，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有田烧”是“伊万里烧”的一部分，不能混称，如大桥康二明确指出“伊万里瓷器，以有田瓷器为中心，包括波佐见瓷器和平户瓷器等”，这里的伊万里瓷器实际上就是肥前瓷器。理由是依据传世品和考古资料，同为肥前瓷器的波佐见瓷器和平户瓷器，与有田瓷器面貌基本一致，属于同类风格，只是质量稍逊，价格更便宜，但它们却未必从伊万里港输出，如距伊万里港较远的平户瓷器就从附近的平户港出海，故大桥也强调“仅仅在有田一带不大区域的窑中所烧制的瓷器”是从伊万里港出运。 另一种观点认为“伊万里烧”就是“有田烧”。如《有田町史？陶业篇1》谈道：“有田瓷器因为从伊万里出港，又称伊万里或伊万里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从前一直用有田陶器或有田瓷器这样的名称。”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肥前瓷器的生产中心地在有田，精品也皆产自有田，从伊万里港口出运，所以消费地所称的伊万里瓷器其实主要是指有田瓷器，现今日本收藏者也常如此混称。但是，在日本瓷器外销时代，虽然有田瓷器是日本销往欧洲的主要出口瓷，但平户瓷器也有许多销往了东南亚，然而在消费地依然被称为“伊万里”，也即对于海外消费者而言，伊万里瓷器成了对江户时代肥前瓷器的代称。因此，如果将“伊万里烧”等同于“有田烧”，一方面忽视了肥前瓷器的其他类型，另一方面伊万里瓷器在海外消费地也已经或多或少被泛化了，事实上成了肥前瓷器的代称，会存在理解上的问题。因而，将“有田烧”定义为“伊万里烧”一部分的观点，含义明晰而不会有歧义。 *后是“古伊万里”，这也是一个较复杂的概念。一是广义的概念，即指江户时代的肥前瓷器。“广义上的古伊万里就是从创始期（1616年）到衰退期（1828年）约两百年间在肥前广大地区烧造的全部瓷器。”当然，也可将其下限延至明治初，这取决于对肥前瓷器分期的划分。二是狭义的概念，即它是有田瓷器中的一种装饰风格，与“柿右卫门”风格和“锅岛”风格并列为有田瓷器的三大装饰风格。这种概念下，关于它的起止时间，有多种不同看法，如水町和三郎认为“古伊万里”的正式发展阶段是从宽永中期（1633年）到文政末年（1828年）。而且，从纹样、风格上看，逐渐摆脱了朝鲜、中国的影响，过渡到追求和风（不包括“柿右卫门”和“锅岛”），从染织、浮世绘、印版绘本等中取材，确立了纯日本的风格样式；西田宏子认为“古伊万里”从1650年代开始，宽文末（1672年）至正德末（1715年）是古伊万里风格的确立和顶峰；矢部良明认为“古伊万里”和“柿右卫门”风格形成的时间大致相同，为1670年代，流行时期为元禄（1688-1704年）到享保（1716-1736年）。可见，虽然对起始时间有争议，但成熟时间大都认同在元禄年间左右，并且作为有田瓷器重要风格之一的“古伊万里”风格体现的是典型的日式风格。 综上，根据以上辨析可得出，广义的“古伊万里”与“肥前瓷器”同义，狭义的“古伊万里”则是有田瓷器的主要风格流派之一；“伊万里烧”含义则有所分歧，或认为等同于有田瓷器，或认为等同于肥前瓷器，但无论是有田瓷器还是肥前瓷器，在海外消费地都被视作伊万里瓷器。由于从伊万里港出运的有田瓷器是肥前瓷器的主流和精品，在日本之外的消费地根据传统习惯把“伊万里烧”等同于“有田烧”，或泛化为“肥前瓷器”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学术研究中应使用更加准确且无歧义的“肥前瓷器”或“有田瓷器”称谓为妥。 二、江户时代肥前瓷器装饰概述 （一）肥前瓷器的起源 传统观点认为，日本瓷器创烧于元和二年（1616年），由朝鲜籍陶工李参平（金江三兵卫）在有田*先烧制成功。李参平是在丰臣秀吉向朝鲜发动的文禄？庆长战争中被锅岛部军队从朝鲜带回的陶工，当时日本尚不能生产瓷器，李参平到日本后在有田泉山发现了可以烧制瓷器的瓷石，并在白川天狗谷里建窑，率先在日本烧制出白瓷，是为日本瓷器生产之开端。由于这次战争日本以失败告终，几无所获，唯一的重要成果可能就是促进了日本瓷器的产生，又被誉为“陶瓷战争”。 该观点的依据是来源于承应二年（1653年）李参平的家书，记录了李参平于“丙辰之年”（1616年）迁移到有田皿山：“先祖朝鲜人陶工参平在锅岛军回国时被带到日本，他起初寄居于多久长门长官那里，之后移居到有田，发现了泉山的陶土场，并在白川天狗谷里建窑。”a但这个说法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根据有田天狗谷古窑的发掘报告，并不能明确天狗谷古窑是建于1616年。三上次男在报告书中认为：“天狗谷古窑至迟始创于1616年，并实际上有可能更早。如果更早，那么传统看法上的‘1616年’可能是对有田瓷器或李参平的一个纪念性的时刻。”二是文献中虽然说明了李参平*先在天狗谷烧制瓷器，但无论是发掘报告还是文献记载都没有明确说明这是日本*次成功创烧瓷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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