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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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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责任与碳账户》针对供应链全流程的碳排放责任追溯，构建了自上而下的、多层级系统下碳排放责任分担框架，开展了国家、行业、产品、城市、企业等不同层面碳排放责任分担研究，提出企业碳账户、家庭碳账户和城市碳账户的构建方法，为多尺度碳责任分担和“双碳”管理工作提供理论、方法及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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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前言第1章 绪论 11.1 背景与意义 11.2 本书目标 5第2章 碳责任分担逻辑的历史演化与新需求下的框架设计 72.1 碳责任分担逻辑的历史演化 72.2 碳责任分担新需求下的理论框架构建 202.3 本章小结 24第3章 基于能源经济混合投入产出方法的国家尺度碳责任分担模型构建 253.1 引言 253.2 围绕能源供应链系统的一次能源消费责任分担方法学构建 273.3 数据来源 343.4 研究结果 363.5 本章小结 54第4章 基于经济投入产出的单一行业在行业间的碳责任分担机制研究 564.1 引言 564.2 方法学构建 604.3 数据来源 654.4 结果与讨论 664.5 本章小结 73第5章 考虑激励机制下的单一行业在行业间的碳责任分担调整机制研究 755.1 引言 755.2 考虑激励机制的碳责任分担方法学构建 765.3 数据来源 795.4 结果与讨论 825.5 本章小结 91第6章 城市内多行业的碳账户系统构建与企业碳责任的链接 936.1 引言 936.2 企业碳账户系统框架构建 956.3 企业碳账户核算方法构建———以高碑店市为例 966.4 基于碳账户系统的企业碳责任分析及分担机制新构想 1086.5 企业碳账户初运行存在的问题挑战 1166.6 企业碳账户系统存在的改进空间 1176.7 本章小结 119第7章 嵌套于城市碳账户下的可计算城乡家庭碳账户框架构建 1217.1 引言 1217.2 文献综述 1227.3 构建与城市碳账户嵌套的可计算城乡家庭碳账户框架 1247.4 家庭碳账户与城市碳账户的链接逻辑 1297.5 家庭碳账户与个人碳普惠的关系 1337.6 本章小结 135第8章 城市家庭碳账户数据微观调研及核算结果分析 1368.1 城乡家庭碳账户的调研方法设计 1368.2 高碑店市家庭碳账户中用能消费分析 1388.3 高碑店市家庭碳账户中用水消费分析 1428.4 高碑店市家庭碳账户中户均碳排放分析 1458.5 高碑店市家庭碳账户中碳排放总量分析 1508.6 高碑店市家庭居民消费支出比较 156第9章 城市家庭碳账户中消费行为对碳排放的影响 1589.1 高碑店市家庭能-水-食物消费现状分析 1589.2 高碑店市居民能-水-食物消费意愿分析 167第10章 基于LEAP和关键部门精细化拆分的城市碳账户构建方法 17310.1 引言 17310.2 LEAP模型简介 17310.3 LEAP-Beijing城市碳账户模型构建 17410.4 情景设置 18310.5 数据来源 204第11章 基于LEAP-Beijing碳账户模型的城市整体碳排放模拟结果分析20511.1 不同情景下北京市未来碳排放总量分析 20511.2 不同情景下北京市未来能源消费分析 21011.3 碳中和情景下北京市分部门碳减排潜力 21511.4 减排技术难度分析 217第12章 城市碳账户中关键部门减排措施潜力？实施难点及碳中和路径 21912.1 电力部门关键减排措施潜力 21912.2 交通部门关键减排措施潜力 22312.3 建筑部门关键减排措施潜力 229第13章 基于城市碳账户的减碳措施的边际减排成本分析 23313.1 引言 23313.2 边际减排成本分析方法学 23513.3 电力部门边际减排成本分析 24313.4 交通部门边际减排成本分析 24413.5 建筑部门边际减排成本分析 24713.6 边际减排成本敏感性分析 250第14章 结合区域投入产出的城市行业在区域行业间的碳责任分担机制研究 25114.1 引言 25114.2 方法学构建 25214.3 数据描述 25414.4 结果与讨论 25614.5 本章小结 273第15章 碳账户中数据可信保障技术开发与应用 27515.1 碳计量的作用与方法 27515.2 碳数据质量改善的背景与需求 27715.3 计量数据可信度的建立方法 27915.4 碳计量数据可信保障技术的应用 281第16章 结论与展望 28316.1 主要结论 28316.2 政策启示 28716.3 未来展望 289参考文献 291附录A 311附录B 381附录C 384附录D 389附录E 412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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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1.1背景与意义 1.1.1全球气候治理和我国“双碳”战略对碳责任分担提出迫切需求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环境问题。2024年1月12日，世界气象组织正式确认，自有记录以来，2023年的全年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1850～1900年）高出1.45℃（±0.12℃），使其成为有史以来*热的一年，这大大超出此前*热年份的升温幅度，并进一步逼近《巴黎协定》所设立的1.5℃控温目标（联合国新闻，2024）。该组织还预计，2024年的平均气温可能会更高（联合国新闻，202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23年11月30日发布的《2023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还显示，除了长期监测的全球气温以外，其他表现气候变化状况的关键指标也纷纷打破了纪录，包括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海洋热量和酸化、海平面、海冰范围和冰川质量平衡（IPCC，2023）。2023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化石燃料和土地利用变化）估计超过409亿t，其中全球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达到368亿t（包括水泥的碳化），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比1990年增长61%（Friedlingstein et al.，2023）。简言之，人类一直在努力推动减缓气候变化，但依然难以有效遏制加速趋势。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就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展开博弈。然而，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在全球气候谈判议题上，全球并未携手更进一步。虽然“国家自主贡献”是《巴黎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仍然严重不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一份报告显示，各国的气候行动计划仍不足以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以内，也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联合国秘书处，2023）。碳减排问题迫在眉睫。碳减排意味着相关责任方需要承担相应的碳责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高原等，2023）。从宏观层面，这需要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共同付诸碳减排行动（高原等，2023）；从微观层面，一个国家内部的行业、企业、地方（如省市）乃至个人都需要共同为之付出努力，承担相应的排放责任，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碳减排目标。碳责任分担是国家减排目标实现的依据和约束。 国际上在分担减排责任上仍存在分歧，总体而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倾向于根据基数或者平等原则来进行减排分担，发展中经济体倾向于根据各自能力或者历史责任来进行减排分担（王克和夏侯沁蕊，2017;中国一带一路网，2021）。虽然截至2023年9月，全球已有151个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覆盖92%的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89%的人口和88%的排放（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2023），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碳减排工作完成良好。在2012年早期，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参与《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导致《京都议定书》减排承诺国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承诺国内部面临的经济压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能会影响本国工业的发展，从而阻碍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另一方面是义务分担的不均衡及减排效果有限（曾文革和周钰颖，2013）。因此，承诺国牺牲了一部分国家的发展权益，但并没有获得人类共同发展权益的明显增加。这意味着一些国家的碳减排工作难以为继，无法完成，更不要说在国际上自觉承诺承担排放责任，更加不要提让这些国家中的哪些具体参与者（地方、行业、企业、个人等）承担责任。虽然未来国家间排放责任分担的不确定性在加强（中国一带一路网，2021），各国间的气候博弈仍在继续，但是当前更重要的是提高各排放主体自觉进行减排工作的积极性，厘清各经济参与主体应承担的排放责任，能够帮助国家整体完成承担与其自身经济发展、能源消费、资源禀赋等相匹配的减排任务。 气候问题是系统性的问题，需要系统性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一直坚持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重视气候问题，希望通过双边或多边气候外交在国际气候治理层面找到合作空间并贡献力量（刘元玲，2023）。在气候谈判早期阶段，中国身为发展中国家，坚持并支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张发达国家应对其历史排放负责，并对其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限制；同时，中国努力争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高原等，2023）。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气候谈判的深入，中国逐渐确立了更为具体的国家气候政策，将关注重点逐步从能源双控（即能源总量和强度“双控”）和污染物转向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双控”（高原等，202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将实现“双碳”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规划中。同时，提到要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减排并不意味着不发展，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更不是在碳责任分担问题上进一步扩大区域间、行业间差异，扩大内部矛盾与不平等（如经济发展水平与规模、碳排放量、减排潜力、减排能力、成本、效益与影响等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的阶段，目前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高原等，2023）。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引领绿色发展之路，要以绿色发展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和期待。同时，这也意味着实现“双碳”目标不是以牺牲经济为代价，而是要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共同推进。这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目标的实现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高原等，2023）。 中国的碳减排与发达国家存在重要差异。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经历了工业化的高峰期，其经济结构已转向服务业为主，同时随着工业发展而来的污染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绿色转型主要是关乎碳减排的问题。然而，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仍有潜力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五年规划期间，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实现大约5%的经济增速。因此，中国进行绿色转型，包括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四个方面都至关重要，不能有所偏废，需要全面抓好、全面推进。对中国而言，绿色发展转型是对全体参与者的要求，不单单是面向某些高耗能高碳排的省市、行业、企业等。因此，对不同层级参与主体（如行业、企业、产品等）进行碳责任的明晰与分担，是确保各层级参与主体积极践行碳减排行动、参与国家绿色发展转型的依据，更是国家进行绿色转型的重要一环。 1.1.2碳责任分担研究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各参与者的通力合作，需要各地区、各国家的共同参与（Zhang et al.，2023a）。因此，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明确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对此问题的贡献（DeCanio and Niemann，2006）。利益相关者之间科学合理的碳责任分担，以及随后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对于促进全球和全社会的碳减排至关重要（Lenzen and Murray，2010）。如果对不同活动的排放责任没有明确判断，政策工具就无法公平有效地促进减排（Zhang et al.，2023a）。如前所述，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在碳减排计划与行动上，各国围绕各自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展开持久的气候博弈，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国家间责任分担始终存在争议。同样，在一个国家内部，相关责任分担的问题也是复杂的。 碳责任分担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让各责任主体有所依据地积极采取减排行动，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问题。初期，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是主旋律，但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容忽视。因此，如何明晰和界定责任方的碳责任贡献，提供对责任方进行碳责任分担的科学依据，是学术界始终热议的问题。 学术界围绕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责任分担问题，展开了很多方面的探索与研究。通常而言，研究中的碳责任是指“碳排放责任”，是不同原则视角下责任主体应该对多少碳排放负责。这在实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对应的就是各个行业企业能够享有的免费碳排放配额，而超出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排放量，则需要企业在碳市场中通过交易获取。除此之外，学术界围绕“碳责任”的研究还可以指针对碳减排责任、碳排放权、碳排放空间等的研究。此外，近年来更有研究人员围绕碳移除量责任分担问题进行讨论。Yang等（2023）就基于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围绕传统路径和技术路径下碳移除技术，计算了全球170个国家的碳移除责任，并与国家碳移除的能力进行比较。更进一步，由于能源是碳排放的重要贡献者，也有研究人员将能源消费作为责任主体的责任贡献度的衡量指标（Chong et al.，2023）。研究人员越来越期待从更多视角出发为不同利益攸关方的碳责任分担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1.1.3沿供应链厘清责任主体间前向和后向碳责任关联性是当前碳责任分担研究的难点之一近年来，围绕碳责任分担的研究已经在不同层面（国际、区际-省市县、行业、企业等）展开探讨。随着对研究的更深入了解，研究者不再局限于用单一方法来进行责任核算，而是开始将多种方法结合运用，旨在避免生产者责任原则存在的“碳泄漏”风险，消费者和收入者责任原则存在的对其他责任主体减排动力的削弱，从而实现促进各责任主体主动碳减排的目的。 行业层面上，徐盈之和邹芳（2010）将生产和消费原则相结合，核算了中国产业部门碳责任。陈庆能等（2017）根据生产和消费原则，提出行业能耗碳和行业责任碳的概念，并建立评估碳排放的有效指标。Zhao等（2017）提出了一种基于投入产出分析和熵权的综合分配方法，将碳排放减少总量分配到中国41个行业/部门。Dong等（2018）从减排责任、减排潜力、减排能力、产业特征4个方面综合考虑公平性、效率性和可行性，建立信息熵多因素混合权重分担模型（IEMMA），对中国工业行业部门进行碳排放配额分担。区际层面上，王文治（2018）结合生产与消费责任法，核算中国各省隐含碳排放转移净值。丛建辉等（2021）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从收入者视角对中国各省碳排放责任进行核算与分析。邵帅和崔兴华（2024）基于收入者原则视角对中国能源供给侧与消费侧省份进行了责任核算。魏一鸣教授团队提出全国“一盘棋”下兼顾区域不平等、整体和局部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双碳”目标的分省减排策略（Yu et al.，2023）。此外，由于一些行业是高耗能高碳排行业，如钢铁行业，一些行业在区际之间存在大量调配，如电力行业，因此，也有研究探讨了单一行业在区际的责任分担。Lin和Wang（2015）对2000～2011年中国钢铁行业在28个行政省份的CO2排放绩效和减排潜力进行评估（高原等，2023）。周申蓓和钱晨（2019）从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基于受益原则的共担责任三个方面对我国30个省份的电力行业碳排放责任进行了核算。另外，企业是各行业执行碳减排行动的主力军。碳市场是实现国家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关键机制之一，允许企业获取排放权，并让市场参与者以低于其自身减排成本的价格购买这些排放权（Karplus，2021;高原等，2023）。因此，企业责任的分担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Wang等（2019）研究了煤电企业的各个环节部门，并弥补了对煤电企业进行碳配额分配的供应链视角的研究缺失。焦利敏等（2023）从产品全生命周期角度，对智能家电行业企业构建了碳排放责任核算理论方法。 总体而言，碳责任分担面向的是多方责任主体。不过，研究多从单一层面视角，对某层面上的同类责任主体进行责任分担研究，例如，从国家层面，对国家总碳责任在省/市/县间的分担研究，或者在行业间的分担研究；从行业层面，对行业碳责任在省/市/县间的分担研究等。然而，对于处于复杂经济生产关系中的各类责任主体，它们都同时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种角色定位，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碳排放的同时，也会为其他责任主体提供产品服务。因此，任何一个责任主体不应该*自承担与其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碳责任，应该由与其产生经济关系的其他相关方来分担。虽然也有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责任共担或者责任传递的理论模型，但仍缺少系统性、连贯性的对碳责任在不同层面（国家、行业、城市、企业等层面）的责任传递进行研究，如国家碳责任到行业再到产品再到最终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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