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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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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博》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主管，湖北省博物馆主办，湖北省博物馆协会协办，每年定期面向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湖北文博》重点聚焦湖北历史文化研究、长江文物保护利用研究、博物馆学研究及博物馆管理研究。 《湖北文博（第二辑）》为第二辑，收录15篇研究论文和3篇综述。研究论文涉及曾随文化研究、长江文物保护利用研究、简牍古籍研究、博物馆学研究、文保研究和古文字研究。综述是两场学术研讨会以及湖北省博物馆2024年度业务成果报告会的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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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曾随文化研究001 战国时期曾、楚乐钟编列研究 王先福008 曾侯家族墓地布局的演变 笪浩波 杨溯琴017 新见“随”国铭文铜器相关问题探讨 李晓杨 段姝杉 郭长江 陈 虎长江文物保护利用研究026 试述湖北出土两汉魏晋金银器 陈 春 范文强 刘励034 论湖北荆州纪南城毛家园M5出土的铜牌形饰 毕洋 彭慧 原媛043 古代甲骨的部位甄别与鉴定——以湖北省博物馆藏甲骨为例 莫林恒 许道胜 蔡路武 马贤亭 赵丹 杨燕 李宗华简牍古籍研究066 秦汉简日书“直心”研究 刘浩 刘信芳073 《廣輿圖？湖廣輿圖》文字資料點校與整理 鄭威 楊金濤博物馆学研究104 大开放才有大文化——浅议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的开放 刘健113 从“遇见米芾”展览项目谈博物馆“无实物”类型展览策划 陈晨 程浩宇121 成人观众的博物馆学习 黄翀宇129 高校博物馆参与“三全育人”的实施路径——以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2022～2023年临时展览社教活动为例 陈丽 沈钰洁 蔡珠婷文保研究138 临武渡头古城遗址出土简牍的脱色研究报告张晓英 黄仁芳 刘娜 陈斌147 徽州古建筑异地迁建工程做法研究——以潜口民宅古建筑群为例 王洪明古文字研究155 三年梧戟与五年公族申戟考 董珊综述165 “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博物馆教育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纪要本刊编辑部168 “盘龙城与长江文明暨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坛纪要本刊编辑部175 湖北省博物馆2024年度业务成果报告会纪要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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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曾？楚乐钟编列研究 王先福（湖北省博物馆） 摘要 考古发现战国时期的曾、楚编钟数量较多，基本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乐钟以铜质为主，少量为陶、木质；甬钟、钮钟、镈钟三类并存，但组合均为“一元”或“二元”组合；编列呈现出继承春秋晚期传统到规模扩大、单组数量增加的创新发展趋势，并彰显了一定的自身特色。乐悬有“轩悬”“判悬”之别，或与墓主身份相符，或有僭越行为。 关键词 乐钟编列、曾、楚、战国 如果说基本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中的曾、楚乐钟编列在春秋时期还与中原诸国保持一定同步性的话[1]，那么到战国时期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由于其时曾国完全成为楚国附庸，曾国乐钟编列实际上也代表着楚国的乐制。 一、战国早期 该时期组合完整的编钟相对较少。 出土楚国编钟的墓葬有淅川徐家岭M10，墓主为楚国大夫级贵族“薳子昃”，其时代在战国早期早段。青铜乐钟共17件，镈钟8件、钮钟9件[2]。其编列延续了春秋晚期楚国大夫级贵族乐钟编列的传统，即“二元”8镈、9钮组合。结合墓中编钟与一组石编磬（13件）摆放的位置看，同样采用了“轩悬”的方式，应该也是僭越之制。 湖南浏阳纸背村一座被破坏的土坑墓中曾出土青铜钮钟9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3]。由于被破坏，墓葬规模和伴出器物不明，墓主身份等级难定。这9件钮钟可能为完整的一组编列，沿用春秋中期以来的钮钟编列常制。 而该时期*具代表性的一组编钟无疑是曾侯乙编钟，其铸造与使用年代下限为公元前433年，约在战国早期中晚段。该套青铜编钟是目前所见古代规模最大、编列乐钟数量*多的一套编钟（也有专家认为曾侯乙编钟为多套组合[4]）。全套编钟整体保存完好，乐钟共65件，由于出土时基本悬挂在钟架上，我们可以根据悬挂位置确定其编列。65件乐钟共分为8组，分三层悬挂。其中上层钮钟三组19件，编列分别为6、6、7件（分组顺序从钟架短边向长边划分，下同）；中层甬钟三组33件，编列分别为11、12、10件；下层两组甬钟12件、镈钟1件，编列分别为3、10件[5]。从唯一的镈钟铭文看，这是1件楚惠王熊章赠送给曾侯乙的“宗彝”，因楚国是曾国的“宗主国”，楚王赠送的这口钟便被放到了*显著的位置，应该是取代了原来的1件甬钟，即下层的两组乐钟原本应该均是甬钟；而从下层两组甬钟的形制相同、尺寸依次递减的情况分析，该两组甬钟很可能为一组13件编列，分列为3、10件两组主要是因“*悬”而致。测音也证实了这种推测。墓中编钟*尺形的钟架与石编磬一套构成了“轩悬”方式，符合曾侯乙的诸侯身份。曾侯乙编钟单组中没有出现之前常见的8或9件乐钟编列的情形，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有其他原因。由于其时楚王或卿大夫等级所用编钟尚未发现，其乐钟编列是否与曾侯乙编钟相同或相近也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曾侯乙编钟的组合和单组乐钟的编列开创了诸多先河却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六安西窑厂2号墓[6]出土陶钮钟12件、镈钟5件，并有陶磬12件，均为明器，同类器形制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并有木质钟、磬架。该墓遭到破坏，且正好在出土乐钟的位置，虽然该处的随葬器物被追回一部分，但是否有乐钟缺失或缺失多少不能确定，不过从12件钮钟大小递减的情况分析，这应该是同一组编列；5件镈钟可能有缺失，结合镈钟明显大于钮钟的情况分析，钮钟应悬挂在钟架上层，镈钟在下层；如果12件钮钟无缺失的话，依据钮钟、镈钟二者铣间尺寸复原镈钟应有8～10件。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墓主人为楚国大夫级贵族。钟、磬尽管是陶质明器，但使用的乐制至少为“判悬”。 而同时代的中原晋国，迄今出土完整编钟等级*高的无疑是太原金胜村M251，有青铜乐钟19件，均为镈钟，分为两组，一组5件、一组14件[7]，也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编列方式。该墓墓主一般认为是晋国赵卿[8]，或即赵简子[9]，抑或赵襄子[10]，墓葬年代在战国初年或早期当无问题。如果考虑到春秋中期以后尤其是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致使各诸侯大国纷纷在礼制、乐制方面不断创新并进一步形成自身特色的情况，作为中原与南方两个长期争霸的大国，晋、楚之间在诸如此类乐钟组合之文化上的明显差异则可以理解。同时，太原金胜村M251同出石磬13件，由于钟、磬集中堆放，未见簨虡，难以判定是“判悬”还是“轩悬”，有专家根据乐钟编列的数量、摆放等分析该套钟磬应为三面环列的“轩悬”，并印证了春秋中期以来乐悬之制下移的实际[11]，这又与曾、楚国大夫使用乐悬的情形相同。也就是说，其时，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乃至作为楚附庸的曾国在乐悬制度上遵从了周制，只是层级上出现了基本同步的下移。 二、战国中期 发现该时期的编钟数量多，而且大型组合编钟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地区，这不同于其他区域编钟衰落的走向。迄今发现的战国中期曾、楚编钟有多套，特别是诸侯、封君、上大夫等级的大型墓葬随葬较多。 （一）诸侯墓葬 出土于擂鼓墩二号墓，墓主身份为曾侯。 该套青铜编钟共36件，全为甬钟，分三组，长枚大钟一组8件（鼓部纹饰又各分4件）；短枚钟2组28件（按纹饰各分12、16件）[12]。这也是目前所见单纯甬钟编列数量*多的一套乐钟。其中长枚大钟编列为常见的4+4组合，应该是遵从了西周早期以来曾、楚乐钟按4件编列的传统；而12件一组的短枚钟按照通高的尺寸划分，正好分为42.9～43.2厘米的4件和36.3～39.2厘米的8件，若此，该组乐钟或为4+8件编列；另一组16件的通高尺寸差别不大，在30～36.1厘米，依差别或可分为30～31厘米的6件、33.2～33.5厘米的6件、34.3～36.1厘米的4件，该组乐钟可能组成6+6+4的编列形式。按照单组的编列，两组短枚钟的组合除自身的12、16件组创新的编列形式外，其余可能存在的4件组或6件组也遵从了前期的传统，*近的实例就是战国早期同属擂鼓墩墓群的曾侯乙编钟之上层一、二组钮钟，*早者可能要追溯到宜昌万福垴编钟[13]。 出土时乐钟套合并列两排呈*尺形摆放，如果从乐钟尺寸与钟架对应的情况测算，全套编钟很可能分为上、中、下三层，即长枚大钟悬挂于下层，这也正好与出土时顺放的8件长枚大钟长边6件、短边2件相符；而两组短枚钟分居中、上层，只是12、16件组出土时放置在短边位的乐钟各仅3、2件，二者在长边位则套合在一起，未严格分开，至少表明该两组乐钟应分开居钟架的长、短边上，这也为每组乐钟分开编列提供了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该套编钟为单纯的甬钟编列，与春秋晚期王孙诰钟[14]相同。结合之前数量较多的乐钟编列一般为“二元”甚至“三元”组合的情况分析，该套编甬钟的“一元”组合可能存在替代镈钟或钮钟的情形。特别是4件组（含4+4件组）按春秋时期曾、楚乐钟编列常制的乐钟类型一般为镈钟，且镈钟体形偏大居钟架的下层。再基于该套编钟分三层悬挂的实际，结合曾侯乙编钟等上层乐钟一般为钮钟的情况推测，该套乐钟上层甬钟可能替代了原本应有的钮钟。如分析不误，该套编钟是由“一元”甬钟编列替代了“三元”镈钟、甬钟、钮钟编列。 在编钟长边位置的外侧，出土石编磬1套12件，也确认了乐悬为诸侯等级的“轩悬”之制。 （二）封君墓葬 分别出土于天星观一、二号墓，信阳长台关一、二、七号墓，这几座墓葬均被盗。 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竹简记墓主为楚国邸阳君番，葬于公元前340年前后。该墓仅出土青铜钮钟4件，但漆木钟、磬架保存较好。钟架分上下两层横梁，上层横梁有22个穿孔，当对应22件钮钟；下层横梁无穿孔，应悬挂甬钟或镈钟，但均被盗走，件数不明[15]。按照天星观二号墓（见后）正好上层也是22件钮钟且二墓钟架尺寸相当的情况推测，下层也应为10件镈钟或甬钟，共分三组，上层两组各11件钮钟，下层一组10件镈钟或甬钟。同出编磬架（石磬已被盗）1件。乐悬为“判悬”，符合大夫之制。 天星观二号墓经分析为一号墓即邸阳君番的夫人，下葬时间在公元前350～前330年。该墓出土完整的青铜编钟、石编磬，编钟一架，分上、下两层悬挂，上层两组各11件钮钟，下层一组10件镈钟[16]。与一架编磬构成大夫等级的“判悬”乐制。 长台关一号墓墓主一般认为属楚封君级，不低于上大夫，年代不晚于战国中期早段。出土青铜编钮钟一组13件，同出钟架一件，正好有13个穿孔。虽然*钟与其他12件钟非同一批次铸造，但从该墓竹简记载的13件钟数量看，该组乐钟编列确为13件[17]。只是未见编磬。 长台关二号墓的墓主身份及年代与一号墓差不多。出土木质编钟、编磬各一架，木钮钟共13件，呈一排悬挂于钟架上，形制与一号墓青铜乐钟基本相同[18]，也印证了一号墓13件一组编列的合理性。钟、磬组合为“判悬”之制。 同处一地、同样身份的长台关七号墓也出土木质编钟、编磬各一架[19]，编钟为钮钟，具体编列暂不明，应该也属“判悬”之制。 这几座封君等级的墓葬采用“判悬”之制，与墓主实际身份相符，并未出现像墓葬椁室分为七室、随葬七鼎等属僭越礼制的行为，反而与春秋中晚期楚国大夫级墓葬就已出现“轩悬”的情况不一致，有点让人迷惑。 此外，还有可以确定为楚国封君的“平夜君成”墓，但该墓因随葬器物几乎被盗一空仅出土青铜钮钟1件[20]，编列情况不明。 （三）上大夫墓葬 *有代表性的完整编钟出土于九连墩一、二号墓。这两座墓为夫妻异穴合葬墓，有完整的陵园和祔葬车马坑，墓主人身份为上大夫级，下葬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晚的公元前300年左右[21]。 一号墓出土编钟、编磬（仅见编磬架和少量石磬块）各一架。青铜编钟分三组呈上、下两层悬挂，下层一组甬钟12件，上层两组钮钟各11件[22]。其分组和两组钮钟数量与天星观二号墓相同，但下层钟的编列数量较之多2件。该套钟与编磬构成“判悬”之制，与大夫级乐悬形式相符。 二号墓同样出土编钟、编磬各一架，保存完整，是为“判悬”形式。但青铜编钟仅一组11件，与一号墓差别明显[23]。这种情况跟天星观一、二号墓编钟数量基本相同的情况差别明显，而结合九连墩一、二号墓墓圹规模、设置台阶级数乃至正鼎分别为七鼎、五鼎各两套组合等所反映等级相当的情况分析，二者在编钟数量上不应出现如此大的反差。由此，我们分析认为，两座墓葬的主人为夫妻关系，按照规制，夫妻生前只能享有一套完整的礼乐之器，死后则可能分开下葬。正是因为二号墓为女主人，且晚于男主人（一号墓墓主）下葬，在成套青铜祭器先随男主人下葬后，其后代则制作了一套完整的漆木祭器（明器）随葬。若此，则可将两座墓的乐器综合起来看待，两座墓葬各随葬一套编钟、编磬，其中两套钟均经人工打磨，属实用器；不仅两墓钮钟的风格完全一致，而且两墓钮钟一组11件的数量相同，二号墓钮钟的整体尺寸也比一号墓的一组小钮钟的整体尺寸还小，正好构成成编的三组钮钟，再加上一组12件甬钟，则可组合成四组45件编钟，这应该是目前出土成套编钟数量仅次于曾侯乙编钟的一套。编磬很可能也存在同一性质的现象，二号墓石磬保存相对较好，共两组19件；一号墓石磬腐蚀严重，仅余9小块，数量不详，从两座墓磬架的尺寸推测，一号墓石编磬也应为两组。我们再从一号墓编磬架为上下两排的情况分析，或许下排原本悬挂下葬于二号墓的两组石磬。若如上分析，则钟磬乐悬或许原即为越制的“轩悬”，即两墓原四组编钟成*尺形摆放，四组编磬分上下两排呈一列摆放；而在分开下葬后，就采用分别放置在墓中的乐器架替代了。 这种情况无疑为研究该时期乐钟编列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同时夫妻异穴合葬的其他墓葬是否也存在此种情形呢？ 此外，旧县1号墓[24]出土了一组6件钮钟，并依稀可辨木质钟架。由于墓葬被盗，原有编钟数量应更多，具体数量不明，或亦为11件或13件一组。原报告定该墓时代为战国早期，但从该墓随葬器物与九连墩楚墓有诸多共同之处看，其时代以战国中期为宜；椁室规模和重椁重棺昭示着墓主人等级为上大夫一级。 让人感到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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