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反抗：葛兰西传（社会思想丛书）》 - 让-伊夫·弗雷迪内,王政 - 商务印书馆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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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生活就是反抗：葛兰西传（社会思想丛书）

書城自編碼： 4140756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傳記→历史/地理人物
作者：让-伊夫·弗雷迪内,王政
國際書號(ISBN)： 9787100249195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 2025-07-01
版次： 1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精装

售價：HK$ 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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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经由《狱中札记》等著作所传达的创造性理论至今仍澎湃着超越时地的学术活力。然而，在种种神圣化塑造之后，他的真实生平却常为人所忽略或误解。
从撒丁岛乡野到铁窗下的书桌，于政治的涡旋中艰难平衡，直至在重获自由之际猝然离世，葛兰西几乎从未摆脱身心痛苦的折磨。他在对命运的反抗中度过一生，就连生活本身也已成为一种反抗。彼时，他飞扬的思想起始于对现实的反思，却始终未能摆脱现实的重力。这部传记正是试图还原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葛兰西。在作者让-伊夫·弗雷迪内的笔锋之下，葛兰西独特的人生轨迹，与他的思想历程一样，饱含着超越时代的复杂与幽深。

★由人生起点娓娓道来，细致描绘一代思想家的生命史与生活史
如今提起葛兰西，人们总能排出一系列加粗加大的名目：20世纪重要思想家、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位为理想献出全部心血的拿笔的战士。而回溯至一切的起点，他也不过是个“来自意大利南方的可怜孩子”；从践行求知之路、积极参与斗争，到背负层层重担，直至身陷囹圄，作为革命者的葛兰西也从未脱离脚下贫瘠但坚实的土壤。本书正是着眼于呈现一个真实的葛兰西，以平实笔调描绘了他从诞生到病亡的全部生平，透过一个个鲜活人物、一件件琐碎往事，向读者讲述葛兰西为何又如何走过这条坎坷的革命之路。

★广引材料，深入考据，由葛兰西其人其事透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起落
作为一部全面展示安东尼奥·葛兰西生平的传记，本书引用大量书信、时人著作、回忆录、官方档案，借助丰富材料勾勒出传主跌宕起伏的一生。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弗雷迪内也深刻阐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由此引领读者理解葛兰西所处的时代，并见证葛兰西如何影响了那个时代，乃至未来的一个世纪。翻开此书，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更是在他生命史刻度上投下的历史的影子。他所怀揣的理想，他所面对的现实，无不折射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起落得失。而在今日回首葛兰西等革命者们走过的艰难道路，在学术和实践层面都蕴含着不随时间褪色的深刻意义。正如本书尾声的最后一句话，葛兰西的思想遗产“至今仍然牵动着我们所有人的心”。

關於作者：

让-伊夫·弗雷迪内（Jean-Yves Frétigné，1966—），法国当代思想史学家，巴黎政治学院博士，师从史学泰斗皮埃尔·米尔扎（Pierre Milza）。现任鲁昂与勒阿弗尔大学出版社主任（2023—），兼任意大利复兴运动法国研究会主席。曾任法国罗马学院研究员（1998—2001）、巴黎政治学院历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2000—2018），现为缅因学院（Académie du Maine）院士。他深耕意大利自由主义时期思想史研究，开创了政治史-文化史-观念史三维研究范式。2006年凭《朱塞佩·马志尼》获缅因学院奖，2022年获法国学术棕榈骑士勋章。

译者简介：
王政，1989年生，河南开封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毕业于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译著多部，主持国社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曾获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拔尖人才”称号等荣誉。

致谢
前言

第一部分　从撒丁岛的葛兰西到国民的葛兰西（1891—1915）

第一章　在撒丁岛（1891—1911）
第一节　一个来自意大利南方的可怜孩子
第二节　心灵和身体的折磨
第三节　“把大陆人扔下船！”
第二章　都灵的穷学生（1911—1915）
第一节　“既无所有，亦无泪流”
第二节　自由主义的教育
第三节　捍卫自由贸易与意大利南方的权益
第四节　与无产阶级的初次邂逅
第五节　第一篇文章，第一场论战

第二部分　从国民的葛兰西到国际的葛兰西（1915—1922）

第三章　边缘而另类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1915—1919）
第一节　高塔之下
第二节　意大利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自记者葛兰西的分析
第三节　迈出参与激进运动的第一步
第四节　意大利的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第四章　从《新秩序》的经历到前往莫斯科（1919—1922）
第一节　工人的民主
第二节　工人委员会、意大利社会党和第三国际
第三节　为了社会党的革新
第四节　工厂占领运动
第五节　利沃诺代表大会
第六节　从利沃诺到莫斯科（1921年1月—1922年5月）

第三部分　布尔什维克（1922—1926）

第五章　为共产国际服务（1922年5月—1924年5月）
第一节　“没有幸福的爱情”
第二节　支持博尔迪加（1922年11月—1923年6月）
第三节　与博尔迪加的艰难决裂（1923年6月—1924年5月）
第四节　反对悲观主义
第六章　在意大利新共产党的领导之下（1924年5月—1926年11月8日）
第一节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节　葛兰西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征服
第三节　里昂纲领
第四节　南方问题的若干议题
第五节　一位自由的布尔什维克的遗书

第四部分　囚徒（1926年11月8日—1937年4月27日）

第七章　我们必须让这个大脑停止运转二十年（1926年11月8日—1928年7月19日）
第一节　被捕（1926年11月8日）
第二节　流放乌斯蒂卡
第三节　审讯与牢房
第四节　关于葛兰西的调查与审判
第五节　格列柯“臭名昭著的信”
第六节　解救葛兰西的首次尝试
第七节　回到那封臭名昭著的信
第八章　囚徒与哲学家（1928年7月19日—1933年11月19日）
第一节　从圣维托雷到图里
第二节　安提戈涅和斯拉法同志
第三节　图里：痛苦之地
第四节　图里的课程以及与意共“断掉联系”
第五节　图里，创作工坊：撰写《狱中札记》的物质条件
第六节《狱中札记》的伊索式写作
第七节　法西斯主义、领导权、阵地战
尾声　（1933年11月19日—1937年4月27日）
第一节　病魔缠身
第二节　营救葛兰西的失败
第三节　福尔米亚（1933年12月7日—1935年8月24日）
第四节　圭西萨纳（1935年8月24日—1937年4月27日）

评论性参考书目
葛兰西的著作
年表
附录简介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附录4
附录5
附录6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內容試閱：

总　序

刘　东

就这套丛书的涉及范围而言，一直牵动自己相关思绪的，有着下述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

第一根不断旋转的主轴，围绕着“我思”与“他思”的关系。照我看来，夫子所讲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正是在人类思想的进取过程中，喻指着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也就是说，一副头脑之“学而时习”的过程，正是它不断汲取“他思”的过程，因为在那些语言文字中结晶的，也正是别人先前进行过的思考；而正是在这种反复汲取中，这副头脑才能谋取相应的装备，以期获得最起码的“我思”能力。可反过来讲，一旦具备了这样的思考力，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运思，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颖结论，就同样要付诸语言文字，再把这样的“我思”给传达出来，转而又对他人构成了“他思”。——事实上，在人类的知识与思想成长中，这种不断自反的、反复回馈的旋转，表征着一种最基本的“主体间性”，而且，也正是这种跨越“代际”的“主体间性”，支撑起了我们所属的文明进程。

正因为这个缘故，思想者虽则总是需要独处，总是怕被外来的干扰给打断，可他们默默进行的思考，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事情，从来都不属于个人的事业。恰恰相反，所有的“我思”都无一例外地要在交互的思考中谋求发展，要经由对于“他思”的潜心阅读，借助于周而复始的“对话性”，来挑战、扩充和突破心智的边界。正因如此，虽然有位朋友好意地劝我说，“五十岁之后，就要做减法”，可我却很难领受这类的告诫。毕竟，我心里还有句更要紧的话，那正是夫子就此又说过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这种杜鹃啼血的心劲儿，就不要说才刚活到五十岁了，纵是又活到了六十岁、七十岁，也照样会不稍松懈地“做加法”，以推进“我思”与“他思”的继续交融。

这意味着，越是活到了治学的后半段，就越是需要更为广博的阅读和更为周备的思虑，来把境界提升得更为高远。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内在的企求，自己多少年来的夜读才得以支撑，以便向知识的边界不断探险。因此，跟朋友对于自己的告诫不同，我倒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为什么文科要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还有社会学、人类学，乃至语言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学？本是因为人类的事务原是整体，而人类的知识只能分工前进。这样一来，到最后你们才能明白，在所有那些学科中间，你只要是少懂得一个，就势必缺乏一个必要的视角，而且很可能就是那种缺乏，让你不可能产生大智慧。”

接下来，第二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围绕着“个人阅读”与“公共阅读”的关系。自从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乃至创办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我就一直热衷于这种公共的推介。——这或许与自己的天性有关，即天生就热衷于“野人献曝”，从本性上就看不惯“藏着掖着”：“以前信口闲聊的时候，曾经参照着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也对照着长年来目睹之怪现状，讲过自己所看到的治学三境界……而我所戏言的三种情况，作为一种不太精确的借用，却在喻指每况愈下的三境界，而分别属于‘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自求解脱’的小乘佛教和‘秘不示人’的密宗佛教。”（刘东：《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不过，这个比喻也有“跛足”之处，因为我在价值的选择方面，从来都没有倾向过佛老。因此，又要把这第二主轴转述一下，将它表达为纯正的儒家话语。一方面，如果从脑化学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把我们从事的教育，看成“催化”着乐感元素的“合成”：“先要在自由研讨的氛围中，通过飞翔的联想、激情的抗辩、同情的理解，和道义的关怀，逐渐培训出心理学上的变化，使学生在高度紧张的研讨中，自然从自己的大脑皮层，获得一种乐不可支的奖励。只有这样的心理机制，才会变化他们的气质，让他们终其一生都乐学悦学，从而不光把自己的做学问，看成报效祖国的严肃责任，还更把它看成安身立命的所在。”（刘东：《这里应是治学的乐土》）可另一方面，一旦拿到孟子的思想天平上，又马上就此逼出了这样的问答：“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孟子·梁惠王下》）——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前面所讲的“个人”与“公共”的阅读，又正好对应着“独乐”与“众乐”的层次关系。

无论如何，只有经由对于一般学理的共享而熔铸出具有公共性的“阅读社群”，才能凝聚起基本的问题意识和奠定出起码的认同基础。缘此就更应认识到，正因为读书让我们如此地欢悦，就更不应只把它当成私人的享乐。事实上，任何有序发展的文明，乃至任何良性循环的社会，都先要来源和取决于这种“阅读社群”。缘此，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学者和公众的关系，就并不像寻常误以为的那般单向，似乎一切都来自思想的实验室，相反倒是相互支撑、彼此回馈的，——正如我曾在以往的论述中讲过的：“一个较为平衡的知识生产体系，似应在空间上表现为层层扩大的同心圆。先由内涵较深的‘学术界’居于核心位置，再依次扩展为外延较广的‘知识界’及‘文化界’，而此三者须靠持续反馈来不断寻求呼应和同构。所以，人文学术界并不生存和活跃于真空之中，它既要把自己的影响逐层向外扩散，也应从总体文化语境中汲取刺激或冲力，以期形成研究和实践间的良性互动。”（刘东：《社科院的自我理由》）

再接下来，第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毋宁是更苦痛和更沉重的，因为它围绕着“书斋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这根更加沉重的主轴，才赋予了这套丛书更为具体的特点。如果在上一回，自己于“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中，已然是心怀苦痛地写到“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那么，再目睹二十多年的沧桑剧变，自然更受到多少倍的“恶刺激”，而这心气便觉得更加“鼓荡难平”了。既然如此，虽说借助于前两根主轴，还是在跟大家分享阅读之乐，可一旦说到了这第三根主轴，自己的心也一下子就收紧了。无论如何，“书斋”与“社会”间的这种关联，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冲击着自己书房的深重危机感，都只能用忧虑、愤懑乃至无望来形容；而且，我之所以要再来创办“社会思想丛书”，也正是因为想要有人能分担这方面的忧思。

歌德在他的《谈话录》中说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换个角度，如果我们拿“学术”来置换他所讲的“艺术”，再拿“社会”来置换他所讲的“世界”，也会得出一个大体相似的句子。也就是说，“做学问”跟“搞艺术”一样，既可以是超然出世、不食人间烟火的，也可以是切身入世、要救民于水火的。至于说到我自己，既然这颗心是由热血推动的，而非波澜不起、死气沉沉的古井，那么，即使大部分时间都已躲进了书斋，却还是做不到沉寂冷漠、忘情世事。恰恰相反，越是在外间感受到纷繁的困扰，回来后就越会煽旺阅读的欲望，——而且，这种阅读还越发地获得了定向，它作为一种尖锐而持久的介入，正好瞄准千疮百孔的社会，由此不是离人间世更遥远，反而是把注视焦点调得日益迫近了。

虽说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界，曾被我老师归结为“思想淡出，学术淡入”，但我一直不愿苟同地认为，就算这不失为一种“现象描述”，也绝对不属于什么“理性选择”。不管怎么说，留在我们身后的、曲曲弯弯的历史，不能被胡乱、僭妄地论证为理性。毕竟，正好相反，内心中藏有刚正不阿的理性，才至少保守住了修正历史的可能。正因为这样，不管历史中滚出了多少烟尘，我们都不能浑浑噩噩、和光同尘。——绝处逢生的是，一旦在心底守住了这样的底线，那么，“社会生活”也便从忧思与愤懑的根源，转而变成“书斋生活”中的、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正是鼓荡在内心中的、无休无止的忧思，不仅跟当下的时间径直地连接了起来，也把过去与未来在畅想中对接了起来。事实上，这套丛书将稳步移译的那些著作，正是辉煌地焕发于这两极之间的；而读者们也将再次从中领悟到，正如“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所说，不管在各种科目的共振与齐鸣中，交织着何等丰富而多样的音色，这种“社会思想”在整个的文科学术中，都绝对堪称最为响亮的“第一主题”。

最后要说的是，就算不在这里和盘地坦承，喜爱读书的朋友也应能想到，我的工作状态早已是满负荷了。可纵然如此，既然我已通过工作的转移，相应延长了自家的学术生涯，当然就该谋划更多的大计了。而恰逢此时，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又热情地提出，要彼此建立“战略合作”的关系，遂使我首先构思了这套“社会思想丛书”。几十年来，编辑工作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也从未抱怨过这只是在单向地“付出”，——正如我刚在一篇引言中写到的：“如今虽已离开了清华学堂，可那个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工作过的地方，还是给我的生命增加了文化和历史厚度。即使只讲眼下这个‘办刊’的任务——每当自己踏过学堂里的红地毯，走向位于走廊深处的那间办公室，最先看到的都准是静安先生，他就在那面墙上默默凝望着我；于是，我也会不由自主默念起来：这种编辑工作也未必只是‘为人作嫁’吧？他当年不也编过《农学报》《教育世界》《国学丛刊》和《学术丛刊》吗？可这种学术上的忘我投入，终究并未耽误他的学业，反而可能帮他得以‘学有大成’。”（《中国学术》第四十三辑卷首语）

的确，即使退一步说，既然这总是要求你读在前头，而且读得更广更多，那么至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编辑就并不会耽误视界的拓宽、智慧的成长。不过，再来进一步说，这种承担又终究非关个人的抱负。远为重要的是，对于深层学理的潜心阅读、热烈研讨，寄寓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全部未来。所以，只要中华民族尚有可堪期待的未来，就总要有一批能潜下心来的“读书种子”。——若没有这样的嗜书如命的“读书种子”，我们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指望还能拥有一茬又一茬的、足以遮阳庇荫的“读书大树”，并由此再连接起一片又一片的、足以改良水土的“文化密林”。

正所谓“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唯愿任何有幸“坐拥书城”的学子，都能坚执“即一木犹可参天”的志念。

2022年12月16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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