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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承袭阿多诺思想精髓，重审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权力机制
?超越阿多诺经典理论，推动音乐社会学研究的当代革新
?以跨学科视野拓展音乐社会学，构建全新理论框架
?从认知、情感与管理维度，解析音乐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深层逻辑
?为音乐社会学提供方法论突破，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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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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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阿多诺提出了关于音乐在当代社会中作用的核心问题，他认为音乐能够影响人们的意识，是一种社会管理和控制的手段。本书强调，从阿多诺将音乐视为社会生活动态媒介的研究视角出发，能够极大地丰富音乐社会学理论。作者德诺拉从认知维度、情感维度以及音乐作为管理工具的角度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开创性地提出了辅助理解音乐社会学的框架，认为重思阿多诺不仅可以更新对音乐结构、倾听模式的理解，更能超越阿多诺起初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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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提亚·德诺拉(Tia DeNora)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学与哲学系音乐社会学教授。代表作有《贝多芬与天才的建构》《阿多诺之后》《音乐避难所》《日常生活中的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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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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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表
音乐示例
序言：双向激活
阅读背景说明
第一章“反对阿多诺门徒”，为阿多诺辩护？
第二章 新方法与旧关切
第三章 音乐即认知
第四章 音乐如何“引导”情感
第五章 音乐与“控制”
第六章 阿多诺之后：重思音乐社会学
参考文献
索 引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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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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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反对阿多诺门徒”，为阿多诺辩护？
导论：音乐很重要
不少人都认为音乐拥有某种力量——它可以跨越文化和时间，与教诲、疗愈、腐蚀这些变革性的事件联系密切。这种想法认为音乐会作用于意识、身体和情感，所以要对音乐严加监管和控制。
西方音乐史上不时会出现褒扬或斥责音乐的力量，在涉及与歌词、剧本有别的调性时尤为有趣。这种现象在宗教音乐中极为常见——查理大帝（Charlemagne）曾“改革”圣歌，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ⅩⅢ）呼吁“修改、清理、纠正和翻新”教会音乐（Hoppin 1978: 50），16世纪末新教摒弃精致的复调而倡导简洁的赞美诗颂唱，巴赫（J. S. Bach）认为宗教音乐的目的就是“组织信众”。而在政治领域，音乐常因其影响而被利用或被压抑。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曾奉命创作纪念俄国革命的交响乐，后来又因创作“颓废”音乐而遭到谴责；纳粹德国下令驱逐无调性音乐（atonal music）；近来还有因演唱国歌而引发的轩然大波—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的《上帝拯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吉 米 ·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星条旗之歌》（Star Spangled Banner）。这些观点都认为音乐会煽动或颠覆共识。若将视野放至全球，戏剧性的例子则更多，最近有西方媒体报道称阿富汗几乎禁止了所有形式的音乐。全世界都认为音乐会激发某些东西，比如：恐惧。
关于音乐、道德和教育的辩论如今在学界内外依旧激烈——比如，所谓“莫扎特效应”害怕重金属戕害年轻人、对一切可能带来破坏性影响的音乐风格忧心忡忡，甚至有学者在研究音乐如何危害驾驶安全。尽管音乐有时不过是替罪羊，有时则是批评听众及其文化的靶子，但忽视音乐自身（music’s musical）的力量显然十分草率。音乐会发挥作用仍是大部分人的常识，大家深谙此点是因为都曾有体会，因此我们有时会诉诸音乐，有时则避之不及。总之，所有人都知道音乐很重要。
关注音乐力量一直是社会理论中的一种传统，最迟也可追溯到柏拉图。苏格拉底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称：“我们的护卫者看来必须就在这里——在音乐里——布防设哨……因此，如果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1966: 72）这部名著相当清晰：审美、仪式与道德秩序塑造了社会秩序，但仪式与艺术自身同时也见证了这些秩序，最终，两者难以分离。这类对社会秩序基础进行概念化的做法在19世纪依旧盛行，这在后来涂尔干（E. Durkheim）对基本形式的强调中可被找到——尽管该作品忽视了音乐的作用（Durkheim 1915）。
随着机械复制技术、广播媒体和娱乐产业的发展，人们也许想当然地认为讨论音乐社会功能的需求会与日俱增。可其实在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之后的社会哲学中，音乐的重要性反而被削弱了。等到20世纪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转向音乐时，他们甚少提及音乐的社会力量。相反音乐更遥远了，它是“反映”社会结构的媒介，无论以哪种方式，它与社会结构总是平行的。这种形式主义范式也是韦伯（M. Weber）、狄尔泰（W. Dilthey）、齐美尔（G. Simmel）和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等理论家的特点，这极大地阻碍了学者去关注音乐与道德行为之间的联系。这种中立立场引发了一个问题，即社会 — 音乐研究从关注音乐“造成了”什么后果转向关注是什么东西造就了音乐。与此同时，音乐社会学（music sociology）开始转变为音乐的社会学（the music of sociology），措辞上的细微差别意味着有关音乐和社会最有意思的问题已被剔除，准确来说，就是社会中的音乐和作为社会一部分的音乐被剔除了。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艺术界”（art worlds）、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生产”（production of culture）这些卓有成效、脚踏实地的聚焦中，也从未讨论过音乐的影响问题（Peterson 1978， Becker 1982， DeNora 1995）。
这样一来，音乐的社会学暗中贬低了音乐媒介；音乐从某种活性成分沦为有待阐释的对象，从生机勃勃的力量（force）沦为死气沉沉的产品（product）。音乐的降格使其在20世纪变成一个学术且专业的话题，人们对此感到无聊乏味、激情不再，以至如今，在普遍又日常的音乐感受与专业且精深的专业描述之间存在的鸿沟似乎变得正常和可以接受。但近年来似乎有所变化，跨学科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音乐，因为音乐实际上是“行动中”（in action）的音乐。不过，前路依旧迢迢。
进入阿多诺
正基于此，我们方能理解阿多诺及其社会 — 音乐研究的独特之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的作曲家身份、在世界各地与各种文化间流亡迁徙的经历，还是同其他批评理论家的关系——阿多诺都要比20世纪上半叶任何学者都更适合开展这项工作：将音乐力量理论化。因此，即便阿多诺的研究及方法存在诸多错误，但他后来仍被尊为音乐社会学之父（Shepherd 2001: 605）。
阿多诺相当熟悉音乐，在他看来音乐并不抽象，因此不能从塑造音乐的社会力量或音乐本身的结构属性来理解音乐；相反，音乐是某种鲜活生动的媒介。阿多诺基于此开启了他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如后文所言，阿多诺用音乐来思考（to think with）。他致力于探讨音乐如何改变意识（无论好坏）。重点在于，他的社会 — 音乐研究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而这个视角涵盖甚广——知识哲学、知识社会学、意识的文化史，以及社会凝聚、支配、服从的历史等。所以如果要理解阿多诺的音乐研究，那就必须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关切之中。
否定辩证法的观点
阿多诺的严肃性毋庸置疑。他的论著讨论了理性的失败，这一失败最终导致了20世纪的灾难性事件：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种族灭绝、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清洗。具体说来，他探讨的是意识层面的转变何以促成独裁统治。阿多诺的研究始于哲学式的理性批判，终于对意识及其条件的社会学式心理 — 文化（psycho-cultural）研究。这两部分需要被纳入更广泛的跨学科框架中加以理解。
阿多诺的理性批判基于物质现实自身要远比描述它的思想、概念复杂得多这一立场。此处的现实不仅包括自然，还涵盖特殊且具体的生活经验；我们无法通过词语、度量、概念和范畴完全把握现实，所能做的至多是借助社会建构的观念或现象的图示来接近现实罢了。就此而言，阿多诺是彻底且现实的唯物主义者与哲学家。他的作品反复强调思想与物质现实的分离，在这种分离之中，思想或许是有用乃至“有效”的，但它绝非不朽，更不可能完全“正确”。
在阿多诺看来，将思想等同于现实这一做法危险重重。首先，它驯服了理性。其次，它剥夺了理性本身的批判性与反思性。最后，它向理性中注入了某种专制底色，理性不再为了现实调整自身，反倒现实是为了适应理性而预设的容器。现代商品交换及其文化意义大大加剧了这些危险（价值也是“商品”之一）。其结果便是理性在20世纪的大变样：它膨胀无比、高估自身、贬斥现实，科学至上主义、科学崇拜倾向便是绝佳的例证。因此，现代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实在与理性的非同一性（non-identification），实质上就是批判，就是通过否定辩证法来批判。
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不同，不管是关于现实的理想表述，还是以乌托邦（因而也是积极的）终极状态为归宿的历史哲学，阿多诺始终对任何“有关”现实的实证知识（positive knowledge）缺乏兴趣，而且他也没有寻求任何形式的“综合”。相反，阿多诺试图阐明差异和矛盾，试图阐明那些残存、不得宜、无意义、无法“纳入”现存思想范畴的事物。通过这一过程，阿多诺视图提炼思想。这一思想任务反过来将理性重新构造成尚未固化的认知形式，即理性与现实之间尚未形成确切认知（non-recognition）的连续时刻。这些不确切的时刻反过来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复杂性。阿多诺的格言“总体是不真实的”就是对此的精准概括：否定辩证法的思想因此成了理性进行自我批判的保障。尽管阿多诺的作品中充斥着对理性的人道主义批判，但他的否定辩证法思想仍然饱含对知识及其社会（因而具有道德属性）的敬意。
对认知的关注是阿多诺思想的核心。想把握其思想势必要理解阿多诺所谓理性的物化倾向，就是搞清楚物化何以是一种社会过程、一种实践形式。如此我们才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阿多诺所谓作为知识的科学和艺术在现代世界中的堕落。这些主题均彰显了阿多诺思想起点的哲学色彩，而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它们则为阿多诺的研究核心奠定了基础：关注文化机制在物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阿多诺的哲学还包括无意识理论，同时也关注审美结构和意识风格间的关联。
什么是物化？
物化心态背离了辩证思维。它展示了人类思想（概念）和物质现实之间的同一性，它使得这些现实看起来不言自明、毋庸置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诺认为物化是主体在特定的思维习惯下开展的活动（或实践 ）［ activity （praxis）］。因此主体便是他自身认知异化的同谋。社会学家阿多诺想要探索的正是这一同谋的文化基础。
物化同时也是认知暴力。就此而言，阿多诺对话语及其专制力量的关注与后结构主义是共通的。当物化心态变成思维习惯时，剔除那些不“符合”预设的现实本然的做法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这正是感知、回应物质现实这一隐性实践的组成部分。这种物化意识对差异视而不见，它极端、死板且保守：它倾向于认同普遍范畴（并因此再生产），而不是基于物质现实坚定地质疑这些范畴。因此它自然也倾向于将世界普遍化，比如默认阶级、人民这些范畴，以及将个体视作这些范畴的实例。此外还包括将事物其本然（物质环境的各个方面）视作普遍类型的假设，如果依照这些假设行事，那么与事物亲密无间的体验也就荡然无存了。
在阿多诺看来，物化意识不仅是非人的（它不寻求具体的差异，这反过来让思想中的普遍范畴膨胀不止），它还是一种屈从于外部统治的意识。这种意识导致观念与物质现实之间的同一化，还炮制了对“可靠 ”、稳定、物质以及社会世界的坚定信念，用《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里耳熟能详的话来说，这样一个社会世界“只是存在着”。而这种“只是存在着”的信念就是阿多诺不时提及的“本体论意识形态”（Adorno 1981: 62）。本体论意识形态这种思维习惯的特点就是青睐确定性，阿多诺认为这正是认知功能退化的症状。这种习惯非常有利于“理性”管理，因为在特定情境中，行动者会强化（认同）普遍概念，它们会基于这些概念塑造其体验、行动以便“契合”或理解“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间的关系——仿佛（行动者）就应当如此。为了说明物化（行动者如何将普遍“强加给”特殊、如何对后者施加暴力从而使自己与统治当局保持一致）这一实践，需要思考如何比较阿多诺的观点与社会学的其他观点，因为后者同样关注“现实”何以从客观事实中产生。例如，思考一下从常人方法学的视角切入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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