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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该书为“梁晓声说人说事说人生书系”中的关于人生经历的思考，该书系由文学评论家、《人世间》责任编辑李师东主编，从梁晓声大量生活随感、社会随笔和人生随想中，突出思考重点和创作重心，以梁晓声说人、说事、说人生为主线，以亲情友情、社会生活、阅读写作、教育文化、人性人生等为专题，系统展示梁晓声个性鲜明的生活观察和人生思考。具有系统性、专业性和独到性。本书系是走进梁晓声文学世界、领略梁晓声文化风采的权威读本。
本书是“梁晓声说人说事说人生书系”十卷本中的一卷，记录了梁晓声从贫穷、困苦、挣扎、艰辛的人生中，经历的观察与思考、获得的悲伤和喜悦，坚守的善良与正义，成就的温暖与包容。文字扎根现实、直抒胸臆，柔软包容，充满温情善意，是一部风趣生动的人生随想录，也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笔下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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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梁晓声说人说事说人生书系”十卷本中的一卷，讲述了他的小学、中学、大学的求学生涯、北大荒的知青下放经历，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语言大学的职业生涯，以及饮食起居、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情；记录了梁晓声从贫穷、困苦、挣扎、艰辛的人生中，经历的观察与思考、获得的悲伤和喜悦，坚守的善良与正义，成就的温暖与包容。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全书文字扎根现实、直抒胸臆，柔软包容，充满温情善意。是一部生动风趣的人生随想录，也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笔下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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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师东，笔名斯冬。湖北洪湖人。中共党员。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历任青年文学杂志社编辑、副主编、主编、社长、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9月生于哈尔滨市。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作品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人世间》《父父子子》《中国历史的文化基因》等。他高扬理想信念和彰显人间情怀的多样化创作，留下了一代人的成长足迹和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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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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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我的小学
013 我的第一支钢笔
017 我和橘皮的往事
020 我的少年时代
023 我的中学
036 恰同学少年
055 北大荒纪实
073 初恋杂感
080 复旦与我
084 我的大学
188 京华闻见录
275 十六路公共汽车咏叹调
278 那年的北影制片厂
282 我的一天
287 我的乡愁
292 小街啊小街
313 梦与醉
342 我当分房委员
347 一天的声音
351 被围观的感觉
354 练摊儿
358 小月河——紫薇桥
364 紧绷的小街
375 中国故事
386 好心怎么就做下了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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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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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支钢笔
它是黑色的，笔身粗大，外观笨拙。全裸的笔尖、旋拧的笔帽。胶皮笔囊内没有夹管，吸墨水时，捏一下，缓慢鼓起。墨水吸得太足，写字常常“呕吐”，弄脏纸和手。我使用它，已经二十多年了。笔尖劈过，断过，被我磨齐了，也磨短了。笔道很粗，写一个笔画多的字，大稿纸的两个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写作，只能写便笺或信封。
它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母亲给我买的。那一年，我升入小学五年级。学校规定，每星期有两堂钢笔字课。某些作业，要求学生必须用钢笔完成。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有了一支崭新的钢笔。有的同学甚至有两支。我却没有钢笔可用，连支旧的也没有。我只有蘸水钢笔，每次完成钢笔作业，右手总被墨水染蓝。染蓝了的手又将作业本弄脏。我常因此而感到委屈，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
一天，我终于哭闹起来，折断了那支蘸水笔，逼着母亲非立刻给买一支吸水笔不可。母亲对我说：“孩子，妈妈不是答应过你，等你爸爸寄回钱来，一定给你买支吸水笔吗？”我不停地哭闹，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给我借钱买。”
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领导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领导借的钱。为了今天给你买一支吸水笔，你就非逼着妈妈再去向邻居借钱吗？叫妈妈怎么张得开口啊？”
我却不管母亲好不好意思再向邻居张口借钱，哭闹得更凶。母亲心烦了，打了我两巴掌。我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
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荡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湿了，头脑也淋得清醒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责起来。是啊，家里生活困难，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回几十元钱过日子，母亲不得不经常向邻居开口借钱。母亲是个很顾脸面的人，每次向邻居家借钱，都需鼓起一番勇气。
我怎么能为了买一支吸水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母亲了。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上坡，可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
我走到那座大桥下，等待许久，不见有推车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到一棵树下躲雨。雨点劈劈啪啪地抽打着肥大的杨树叶，冲刷着马路。马路上不见一个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车偶尔驶来驶去。除了看到几根电线杆子在远处，就迷迷蒙蒙地看不清楚什么了。
我正感到沮丧，想离开，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饿，这时忽然发现了一辆手推车，装载着几层高高的木箱子，遮盖着雨布。拉车人在大雨中缓慢地、一步步地朝这里拉来。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力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浑身的劲儿。那人没穿雨衣， 头上戴顶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无法看见他的脸，也不知他是个老头儿，还是个小伙儿。
他刚将车拉到大桥坡下，我便从树下一跃而出，大声问：“要帮一把吗？”
他应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应的是什么，明白是正需要我“帮一把”的意思，就赶快绕到车后，一点也不隐藏力气地推起来。车上不知拉的何物，非常沉重。还未推到半坡，我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双腿发软，气喘吁吁。那时我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并非容易挣到的。即使一角钱，也是并非容易挣到的。我还空着肚子呢。又推了几步，实在推不动了，产生了“偷劲”的念头，反正拉车人是看不见我的。我刚刚松懈了一点力气，就觉得车轮顺坡倒转。不行，不容我“偷劲”。那拉车人，也肯定是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在坚持，在顽强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劲”了。我咬紧牙关，憋足一股力气，发出一个孩子用力时的“哼唷”声，一步接一步，机械地向前迈动步子。
车轮忽然转动得迅速起来。我这才知道，已经将车推上了坡，开始下坡了。手推车飞快朝坡下冲，那拉车人身子太轻，压不住车把，反被车把将身子悬起来，腿离了地面，控制不住车的方向。幸亏车的方向并未偏往马路中间，始终贴着人行道边，一直滑到坡底才缓缓停下。
我一直跟在车后跑，车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车人刚转过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声说：“给钱。”
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也不掏钱，也不说话。
我仰起脸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是母亲。
雨水，混合着汗水，从母亲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母亲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显出了她那瘦削的两肩的轮廓。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望着母亲，母亲望着我，我们母子完全怔住了。
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那支钢笔，梦寐以求的钢笔。
母亲将它放在我手中时，满怀期望地说：“孩子，你要用功读书啊。你要是不用功读书，就太对不起妈妈了……”
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过母亲满怀期望对我说的这番话。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母亲变成老太婆了。那支笔，可以说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但我，却要永远保存它，永远珍视它，永远不抛弃它。
复旦与我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感激》。
在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讲到了当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我的关爱。在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他们的关爱还体现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护，非是时下老师们对学生的关爱所能包含的。在当年，那一份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爱，铭记在一名学生内心里，任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凝重的。
我还讲到了另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
那么他是复旦哪一个系的老师呢？
事隔三十余年，我却怎么也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了。
我所记住的只是一九七四年，他受复旦大学之命在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也在他的招生范围以内。据说那一年复旦大学总共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他肩负着对复旦大学五六个专业的责任感。而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中的一个，万分幸运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为了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到一名将来或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他在兵团总部翻阅了所有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当时，兵团总部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创作成果编为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与时政评论六类集子。一九七四年，兵团已经培养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分散在各师、各团，直至各基层连队。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基层连队抬木头。兵团总部编辑的六类集子中，仅小说集中收录过我的一篇短篇《向导》，那是我唯一被编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
《向导》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职工的率领下进山伐木。那老职工在知青们看来，性格孤倔而专断——这一片林子不许伐，那一片林子也坚决不许伐，总之已经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倒的树，一棵也不许伐。于是在这一名老“向导”的率领之下，知青离连队越来越远，直至天黑，才勉强凑够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回连队也难以劈为烧材的那一类。而且，他为了保护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还被倒树砸伤了。即使他在危险关头那么舍己为人，知青们的内心里也没对他起什么敬意，反而认为那是他自食其果。伐木拉到了连队，指责纷起。许多人都质问：“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么木头？劈起来多不容易？你怎么当的向导？”而他却用手一指让众人看：远处的山林，已被伐得东秃一片，西秃一片。他说：“这才几年工夫？别只图今天我们省事儿，给后人留下的却是一座座秃山！那要被后代子孙骂的……”
这样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是比较特别的。主题的“环保”思想鲜明，而当年中国人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环保”一词，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
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却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于是他要见一见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火车从哈尔滨到北安，那是那一条铁路的终端，往前已无铁路了，然后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团。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他，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内心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分之想。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而且，说来惭愧，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一名北方青年，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一向不会发生兴趣的。但有人和我谈文学，我很高兴。
我们竟谈了近一个半小时。
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宣泄。
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 问我看过没有，有什么读后感，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问题”，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会对你不利”。这是关爱。在当年，也是保护性的。后来我知道，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
我入学几天后，就因为转氨酶超标，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
至今想来，点点滴滴，倍觉温馨。进而想到——从前的大学生（他似乎是一九六二年留校的）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不同。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却肯定地知道他不是中文系的老师。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他这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和我谈到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这是耐人寻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皆一命，是谓生日。但有人是幸运的，能获二次诞生。大学者，脱胎换骨之界也。“母校”说法，其意深焉。复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学府；所育桃李，遍布人间。是复旦当年认认真真地给予了我一种人生的幸运。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师身上所体现出的认真，我认为，当是复旦之传统精神的一方面吧！我感激，亦心向复旦之精神也。故我这一篇粗陋的回忆文字的题目是《复旦与我》，而不是反过来，更非下笔轻妄。我很想在复旦百年校庆之时，见到一九七四年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生的那一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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