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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齐格蒙特·鲍曼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课”
伟大的社会学家×青年记者，跨越代际的对谈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新颖又令人惊奇，尽管它们注定是短暂的——这些方式旨在在瞬间中捕捉永恒。
消费经济之所以能够繁荣，正是得益于将可能性转变为义务的神奇策略。
“我们”这一概念如果不与“他们”相结合，就没有意义。
网络世界常常被夸张地展示，甚至被过度体验，仿佛它属于我；然而事实是，网络提供了在离线世界中无法实现的“绝佳孤立”。
1 1 0 * 1 8 5精装轻薄开本，可随身携带，可经典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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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鲍曼用“液体”来比喻“现代”这一时间范畴。液体不像固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这一时代的模式，不再是“已知的、假定的”，更不是“不证自明的”；它们中有许多是相互冲突的，需要重新分类。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鲍曼逝世前，他正着手“创作”这部短篇作品——与意大利记者托马斯·莱昂奇尼（恰好比他年轻60岁）展开对话。在这些思想交锋中，鲍曼将目光投向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世代，即那些“生而为液态”、在持续流动的社会中感到适应的人群。文身、时尚、消费经济、霸凌、恶的平庸化、网络、线上约会等当代议题，在这本简明的著作中得到了极具洞见的阐释。
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拥有一些手段、一些资源、一些能力、一些技能；但在潜意识层面，每个人都不禁会不断问自己：我能用这些做什么呢？
在鲍曼离开这个世界前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致力于完成他的使命：用文字引领后辈，拉着他们的手，帮助他们真正认识和解读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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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出生于波兰，当代杰出的思想家、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代表作有《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流动的现代性》等。
托马斯·莱昂奇尼（Thomas Leoncini），作家、心理学家兼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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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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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的变化：文身、整形、嬉皮士
侵略性的变化：霸凌
性与约会的变化：线上寻爱时代的禁忌衰落
后记：最后一课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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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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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莱昂奇尼：
我们怀念过去的岁月，只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些时光再也不会回来。每天都能听到有人赞美过去的岁月，认为那时更“正义”，更符合坚实的原则。无论你去酒吧，还是翻看报纸，总能在这些“非地点”（Non luoghi）里找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因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存在，现在的年轻人无法享受他们的青春。人们总是指责他们不停地连接网络，不断地盯着手机屏幕，随身携带这个最现代、最流动的“非地点”（网络），永远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创造了持续但虚无的关系的口袋式过渡地带。当两个智能手机用户见面时，他们聊个几分钟，便继续盯着手机，构建他们的平行数字宇宙。今天的孩子和我们以前一样，只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我们是伴着固定电话长大的，而他们是和手机绑定的！但仔细想想，这也不完全正确。在我十五岁时，刚刚兴起了带手机去学校的风潮（我花了超过 40 万里拉买了一个“便携”的电话，实际上并不怎么便携，只能装在大口袋里；有一次我把它放在牛仔裤的前口袋里，结果天线一直伸到鞋子上面）。我们也整天盯着手机屏幕，有人应该还记得原因——我们会收到“来电”。这个潮流是 21 世纪初最被媒体低估的潮流，但它对年轻人的影响力和今天的 WhatsApp 一样大。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 首先得确定她有手机，然后设法搞到她的号码， 最后做最重要的事：拨通电话。如果铃声响了，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那这个女孩可能是“摆架子”（我们用了这个词，却不太明白它的意思， 但我们喜欢用它）。你需要再拨一次，但不能过分，否则会被她男朋友骂。你可能会收到期待的信息，由它带来的短暂而意外的清新之风可以让你的夏天焕然一新。你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吗？“你是谁？”从那一刻起，你就需要确定自己是什么人设：你要选择是说实话还是伪装成别人。尽管拨完电话后，你基本可以确定女孩已经向她所有的朋友打听过有没有人是这个号码，但你依然整天盯着手机，希望能看到那个在阳光下几乎看不清的信封图标。
这引出了一个相当“一脉相承”的面向：过去的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都特别关注那些能够缩短空间距离并加速性伴侣选择和招募过程的需求，这使其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最大化地 利用时间。WhatsApp、Telegram、Snapchat、Messengera 具有这一重要功能：它们缩短了我们的时间，使我们能够更快地到达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即时过程。它宣告了空间距离的终结，唯一一个微小的障碍就是时间的栅栏。“如果我在罗马，去迈阿密需要多长时间？”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你有听人说过“我需要走多少公里才能到你那里”吗？液态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心理图式，从而改变了我们的运动感知原型。但网络对我们及我们的身份认同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还是我们身份认同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网络作为人类身份的展示平台，已经制造了许多受害者——许多脆弱的个体由于网络暴力而自杀。我们甚至不用特意提及已经臭名昭著的 Ask.fm，这个允许人们匿名发表任何言论的网站，仅需考虑众多的网络霸凌和诽谤案例，就能有一个具体的概念。网络上的一切都具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公共领域被缩小，私人领域 得到扩展。但恰恰是这一点削弱了公民的政治意识（Senso politico）。然而，社交网络欺骗了我们，让我们相信通过点赞和评论，我们可以塑造和传播一种普遍的民主，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创造了自己的个人观点，这些个人观点与其他不同的个人观点相加。我们再次将私人带入公共领域。我们经常想象社交媒体上的评论是由相同的水滴组成的河流，但实际上它更像一个湖泊，里面充满了无法与水相融的油滴，这些油滴只能单独存在，无法产生真正的影响。确实，它们之间是相似的，但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当我们从外部观察这些现象时，会发生什么？用三个词贬低这些庞大的流量的最常见方式是什么？人们称其为“网络民众”（Popolo del web）（几乎每天，许多媒体都是这样谈论的），暗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社区的实体，就仿佛它不是由同样的人组成，但它确实存在（这是个事实）。然而，我们把网络视为一个理想的、政治的和民主的环境。事实上，它更像是极权主义的，而非民主的。是的，新闻和视频的实时传播，即我们所称的“沉睡的观众生活”，无疑建立在坚实的民主基础上，但我们在网络上的个人领域的组织，即“积极 的观众”的关系、对他人的态度的开放或封闭，却远非民主所构建。通过社交网络上的个人档案，我们都体验到了某种程度的极权主义幻觉：我们可以自由地拉黑用户；只因为我们不认识某人，就可以拒绝他们的“连接”请求。不久前，脸书（Facebook）甚至允许其用户举报那些试图向不 认识的用户发送好友请求的人。因此，这位不幸的寻求庇护者在别人的数字世界里唯一的过错，就是让一个陌生人成为他的 “朋友”，而他可能因此冒着账户被封的风险。此外，通过社交网络，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分钟内创建一个虚假账户，借助隐私保护的力量来侮辱其他用户。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让一组女学生穿上类似三K党的兜帽和披风，使她们变得难以辨认身份；另一组女学生则没有穿任何特殊的衣服。他要求这两组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电击，结果显示，穿着兜帽的女学生按下电击按钮的时间是那些未穿特殊服装者的两倍。
还是津巴多，通过他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进一步确认了去个体化（Deindiviaduazione） 现象的强大影响。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迪纳（Edward Diener）写道，去个体化通过减少自我意识，降低了对内在行为规范的遵从度。
有了互联网，我们真的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人，以为自己能够承担过多的对生活意义的追寻。
齐格蒙特·鲍曼：
你很好地勾勒了网络的历史，简洁、明了而且证据翔实。事实上，回顾起来，其显著特征似乎是一种巨大的期待与希望破灭的组合。正如你所正确指出的，网络曾以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的和民主的环境”的承诺，辉煌地进入我们的世界；但它让我们去向何方？去向了当今的民主危机，使政治、意识形态的分裂与冲突加剧。我们热烈地接受了获得第二人生承诺的机会，但我们的第二次生命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网络霸凌和诽谤的世界。是的，网络的出现突然让我们获得名声的希望变得现实，但由于它虚假地让名声变得触手可及，也使这种希望几乎成了一种义务——尽管真正获得名声的机会就像中乐透头奖一样渺茫。
让我们从头开始，逐一审视你的问题。我建议从计算机技术在短短一代人的生命中对人类生活产生真正革命性变化开始：从最初的大型计算机结构——据其发明者和先驱者称，大约十二台这样的设备就足以满足全人类的计算需求——到无数的设备，最初的电脑后来变得如此小巧，以至于可以放在手掌中（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以及任何其他在你我结束这次对话之前可能已“投放市场”的设备）；这些设备每时每刻、全天候、每周七天为数以亿计的所有者 / 用户提供服务，它们可以随时放在口袋里或包里，但大多数时间都被拿在手中。无论我们是孤身一人还是感到孤独，在网络世界中，我们都可能一直保持联系。然而，离线世界并没有消失，也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与网络世界相比，上述特权在离线世界并不适用——就像在网络世界尚未出现时，即人类历史上大多数（迄今为止几乎全部）的时期，它作为唯一存在的世界那时一样。
但现在有两个世界，它们彼此截然不同，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实体，21 世纪的生活艺术要求我们掌握、融会贯通并使用的技能之一就是调和这两个世界并使它们重叠。这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行为准则和规则，不同的界限划分“应该做的事”和“应该避免的事”，以及不同的语言和行为规范——这些规范是被规定的、使用的、教授的和习得的。我们注定要同时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中，从而将我们的时间、日子（生命？）分配到这两个不同的宇宙、行为规范、共处和互动方式中去。21 世纪的人类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属于其中一个，即离线世界。另一个——网络世界，这个我们被诱导、激励，并被技术工具提供的策略和手段吸引而去构建的世界——常常被夸张地展示，甚至被过度体验，仿佛它属于我。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它的形式和内容；我可以删除和排除那些让我不适的、不想要的片段；我可以监控呈现的内容，并摆脱那些未能达到我设定标准的东西。
简言之，在线上，与离线情况不同，我拥有控制权：我就是主人，我来决定（统治）。 也许我并不是当指挥家的料，但由我来决定演奏什么音乐。一些诙谐的观察者将这种神圣的感觉比作一个被单独留在甜点店里的小男孩的感觉。问题是：那个小男孩会选择和享受哪些美味呢？
亲爱的托马斯，大多数持有这一观点（即你所说的“网络访问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政治的和民主的环境”）的人都遭遇了极大的失望。网络接入并没有成为寻求更多启蒙、开阔视野、了解未知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途径，也没有实现“理想民主环境”所要求的对话。大多数社会学研究显示，大部分用户使用互联网的动机并非是获得“接近”更多的机会，而是寻求一个出口。后者的吸引力显然更大。人们更多地利用互联网来建立一个避风港，而不是利用互联网打破壁垒和开辟窗口；他们为自己创造一个舒适区，远离混乱无序的生活世界以及它对心智和精神安宁所带来的挑战；为了避免与那些可能令人恼火和令人有压力的人进行对话（因为他们的观点与我们不同且难以理解），从而避免被迫参与辩论和辩论失败的风险。通过简单地删除不想看到的内容或禁止不受欢迎的访客，网络提供了在离线世界中完全无法实现和不可想象的“绝佳孤立”（Splendido isolamento）（试想一下在街上、邻里之间或工作单位等场所达到相同的效果，能否成功）。网络并没有服务于扩展和促进人类的融合、相互理解、合作和团结，相反，它加剧了孤立、分离、排斥、敌意和冲突的行为。
你还提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点：“大量的网络霸凌和诽谤案件……”实际上，互联网确实为所有人提供了自由传播阴谋、谣言、诽谤和虚假信息的空间。［正如一位苏联高官在其回忆录《为我的祖国祷告》（Requiem per la miaterra madre）中尖锐地观察到的那样，俄罗斯的“民主”革命“清算了执政党对谎言的垄断”。］也许你永远不会与受害者面对面（反之亦然）；在匿名保护下，诽谤的被告风险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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