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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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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是《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其一生著作等身，共有近40部著作和译著，340篇左右的论文和讲稿。《王亚南著作全集》是一部融政治性、学术性和时代性为一体的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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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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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著作全集》(第2卷)包含其两部著作，一部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纲》，另一部是《德国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纲》试图开创性地提供一部比较完整的、有系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蓝图，并力争对中国社会经济史上存在争论的诸多问题给出确定的解答，例如井田制度问题、奴隶制度问题、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商业资本形态问题、专制主义问题等等。《德国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则大致是一部现代德国政治经济简史。概括介绍了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一方面阐述了其由过去发展至现在的连续关系，一方面也预测了其今后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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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亚南，原厦门大学校长，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著有《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
王洛林，王亚南之子，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厦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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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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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史纲
编者例言
第一编 绪论
第二编 原始时代
第三编 初期封建社会成立时代
第四编 官僚主义封建制度的成立时代
第五编 中古分立的封建局面的出现
第六编 官僚主义封建制度的发展时代
第七编 官僚主义封建制度的完成及其崩溃时代
德国之过去、现在与将来
序
第一章 现代德意志国家之形成
第二章 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推移
第三章 世界大战与巴黎和约
第四章 战后德国的难局
第五章 复兴之路
第六章 资本主义第三期中之挣扎
第七章 希特勒政权之确立
第八章 国社党纲领之试炼
第九章 希特勒政权与国社党之分裂
第十章 第三帝国之前途
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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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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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王亚南(1901-1969)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
王亚南一生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地翻译、研究、著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是一位德高望重、蜚声中外的名家大师。
王亚南，字直淮（植槐），号渔邨，1901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团风镇（今黄冈市团风县）王家坊村。王亚南5岁时，其父王明榔（号凤亭）就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王亚南自幼学习刻苦，在塾师指导下背诵了《论语》《诗经》等大量经典名著，在心里种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11岁时父亲病逝，他在母亲和大哥的支持下，于第二年秋天进入黄冈高等小学校（今黄冈实验小学）读书。1915年秋天，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武昌的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今武汉第十四中学）。在中学里，他更加发愤读书，每天晚上还到一位商人家里做家庭教师，靠挣来的钱支付学费和维持生活。
王亚南读中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1919年中学毕业后，他在一个小学教了一年多的书，1921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并先后以中文系和英文系为辅系。其时，“教育救国论”颇为盛行，王亚南也希望能通过普及教育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使中国由弱变强。
在大学里，他一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一边继续兼做家教及到楚材中学兼课，用挣来的钱养活自己，并部分接济家庭。由于他既当学生，又兼教师，因此每天都要比别人更辛苦、更忙碌，经常夜阑更深还在油灯下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提高了他的理解能力；而现实的满目疮痍，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对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初步了解，又激发了他“改造社会”的热情。
1926年冬，王亚南大学毕业后到武昌成城中学任教。此时，北伐军已攻克武汉三镇。王亚南通过时任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训练所教导主任的同乡王仲友，认识了该所负责人董必武，并多次到训练所听课，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对大革命充满了向往。
1927年5月，成城中学停办。经王仲友介绍，王亚南毅然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王亚南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长沙返回武昌。
1928年年初，因为在武昌找不到工作，王亚南和同乡夏康农一起来到上海。上海之大，谋职同样不易，于是他又辗转来到杭州，借住于西子湖畔大佛寺，准备写一部反映鄂东水乡风情和青年求索人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而此时，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刚从一所中学离职的郭大力，正好也借住在大佛寺内。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几番倾心交谈后，确立了为“改造社会”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志向，随后商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用6～8年时间翻译5部世界经济学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中国最早被视为是一块“科学的新国土”。中国一般的社会经济状况，在过去固然极度耐人摸索，即摆在我们目前者，亦还是叫人弄不清楚。一九二一年，李炳华（Ping-Hau Lee）女士曾用英文撰刊了一部《中国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griculture），在同书的序文中，他力言中国现在经济状态之所以被西欧经济学者看为一个“谜”，且看为经济法则与经济发达研究上的显著例外，就因为关于中国经济发达的一切事实，欧美科学过于无知。这位女士的议论，我是相当承认其正确的。但她忽略了一件事实，就是：把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状态看为“谜”，看为经济发达研究上之“例外”的，并不限于西欧学者，即我们
生于此时此地的中国人，又何曾有几个人不是把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事业，当作“谜”来猜度呢？ 以中国人而不理解中国社会经济的实相，那在许多原因之中，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正如李女士所说的，对于过去中国社会经济发达的事实，过于无知。其实，社会意识过程是以社会生活过程或生产过程为前提的。我们所有的意识，都是由现实生活的物质基础所规定，且随生产力的增大与生产样式的变化而发达。中国过去言讳利，或反复昌言“形上之道”的儒家思想，要不外数千年封建社会之物质基础的反映。在此重精神轻物质的空气中，对于社会经济的历史，不但无人过问，且实在也无从过问，因为我们祖先的意识形态，被他们当时社会的物质环境所限定了。
五口通商而后，中国传统旧思想的堡垒，无疑是受了西人致富政策与物质文明所摧毁，但要那种思想根本变革，即要使一般人对于过去乃至现在中国社会经济状态能有正当的认识，究还有待于我们当前社会之物质环境的改造。
不过，依着当前世界文化交通工具的异常发达，和环绕着我们的世界其他国家之社会经济事象的急剧改变，致使我们在意识过程的默化潜移的转变上，得到了不少的便利。所以中国当前社会尽管还残留着相当浓厚封建主义的实质，但近几年来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却还能显露几分进步的、有希望的曙光。
然而从大体上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究还是一个新辟的园地。一切关于这方面的学问努力，一方面固然要注意我们既有的史料的归寻与整理，同时尤其要知道利用各国先进的社会经济史学者，已经在这门学问上所发现的诸般归集史料、制驭史料的方法。换言之，就是我们必得了解关于一般社会经济变动的演化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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