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长期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远东语言与文明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等，对开创中国及东亚研究和东亚图书馆有重要的贡献。1929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32—1936年赴中国访学，结识诸多中国名家，并赴殷墟等考古遗址考察，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研究推广。著有《中华主义：中国世界观的演变》（Sinism: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World-View， 1929）、《中国之诞生：中华文明的形成期》（The Birth of China: A Stud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936）、《早期中国文化研究》（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 1937）、《孔子：其人与神话》（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 1949）、《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 Tsê-tung， 1953）、《什么是道家？及其他中国文化史研究》（What is Taoism? and other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1970）、《中国治国之道的起源·卷一：西周帝国》（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ume One: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1970）、《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Shen Pu-Hai: A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 of the Fourth Century B. C.， 1974）等。2005年芝加哥大学设立“顾立雅中国古文字学中心”纪念其学术成就。
自 序
这本书并非为专业人士所写。它并不要求读者了解汉语，甚至了解中国历史。我写这本书的目标，是让它对聪颖的大众读者而言具有可读性，并尽可能地有趣。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通俗”书籍的性质。
然而，“通俗”这个词有时会带有的某些暗示并不适用于本书。这本书并非匆忙写成，也绝非由二手资料整理而来。它总结了我对约公元前1400年至前600年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史的全面而集中的研究，这一研究耗时四年。我研究了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包括成千上万件甲骨文和几百份以前从未在这类研究中被使用过的青铜器铭文。所有对这些文献的研究都是在它们现存最原始形式下进行的；铭文以原件或影印件的形式进行研究，而传世文献，如“四书五经”(the Classics)等，则以现存最古老且完善的版本——例如目前保存下来的熹平石经和其他类似文本——进行研究。我阅读了所有的考古发掘报告—它们主要以中文写成——以及中国学者不断完成的大量评论著述中的很大一部分。我访察了所有主要的考古遗址，包括周人征服的和其他类似事件所涉及的地区，并亲自触摸和检视了近年来发掘出的成千上万件来自这一时期的物品。在考古现场和其他地方，我与发掘者以及许多其他中国学者进行了无数次涉及各种问题的讨论。
在写作过程中，我把准确性视为最重要的。这并不表示这本书没有错误——如此声称是荒谬的——但的确意味着它不会包含草率而粗心的概括。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所注人的心血，与为学术期刊撰写记述最为精细的技术性文章时无异。每当我提到一份甲骨文或青铜器铭文时，原件的复制品都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引用中文书籍时，我会查阅现存的中文善本。平均下来，这本书的每一页背后都包含着约25个我笔记中的单独条目，在写作时我都会查阅它们。
我的研究并不基于译本。但当我想在本书中引用中文著作时，我会引用已有的权威英文译本，前提是我的理解与译者一致。如果不一致，我会完全自己进行翻译或修改所引用的译文。为了方便那些想要识别我的引用的读者，我在注释中提供了权威英文译本中所引用段落的位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对译文稍作修改，但对它的引用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复制了译本的表达方式。我没有花时间在注释中引用没有权威译本的作品，因为它们只对汉学家才有用处。
选定的参考书目中包括一些涵盖了石器时代内容的英文著作，因为该时期很多基础考古工作由西方学者完成。对于稍晚的时期，除了少数翻译著作外，我只列出了中文著作。不过，近年来已有许多文章得以发表，尤其是关于商代考古发现的文章，其中既有通俗的也有严肃的。但这些文章并没有列在参考书目之内，原因有两点：首先，本书背后所倚赖的研究并未基于这些文章；其次，过去一年来的革命性发现需要我们对商文化的观念进行彻底的重新定位，这使得所有以前以西方语言发表的文章，包括我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变得有些过时了。
在写这样一本书时，要在每个观点上都给出完整的证据和证明而不令大众读者感到绝望、厌烦是不可能的。故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不得不以随意陈述的方式呈现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在该领域的专家眼中可能是令人震惊，甚至是不正确且无法证明的。例如，在讨论人祭时，我同时提到了“羌”部落的名字和一个周朝贵族的姓氏“姜”，就好像它们是相同的字。事实上，从青铜器铭文和文献证据来看，它们是同一个字的两种写法。但是，详细讨论这些证据将十分乏味，大多数读者会对此兴趣索然。那些希望了解本书所处理材料背后的充分证据和详细文献记载的专家们，可以参见我的专著《早期中国文化研究》(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第一卷业已完成，目前正在出版过程中。
本书所给出的有关周人的征服及其后续事件的解释，与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传统的观点相比，大相径庭。部分观点与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解释相符，另一部分则是由我本人独创。这些解释很大程度上基于文献批评，而这些批评则有赖于我自己对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与传世文献进行的对比研究。这项研究的细节将见诸上面我提到的专著中。
哪怕只提及所有对这项研究有实质性帮助的人，也是不可能的。致谢中记录了我的妻子在完成本书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我无法不提到已故的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博士，尽管出于种种原因他在这项具体的工作中未能提供帮助和批评意见，但正是由于他的慷慨，我才得到了进行这项研究的机会。毕安祺先生在许多方面对我提供了帮助，尤其是他当面以及通过信件提出的指导与批评。
如果没有许多中国学者的慷慨帮助，我肯定只能完成这项研究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些年里，是他们使得这项研究成为可能。这里应特别提及梅光迪教授和刘节教授，因为他们在过去两年里都不求回报地花费了大量时间帮助我解决了许多问题。对于Chang Tsung-chien先生，我的感激之情也难以言表。
史语所的人员在许多方面都给予我支持。我想特别感谢傅斯年博士、李济博士、董作宾先生、梁思永先生、郭宝钧先生和徐中舒先生的帮助。
其他许多中国学者也对我提供了极具实质性的帮助，他们包括陕西考古委员会委员长张鹏一先生、国立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教授、国立中央大学的胡光炜教授、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和顾颉刚教授、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国立中央大学的李翊灼教授、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微先生、陕西考古委员会的Lo Mou-te先生、国立中央大学的缪风林教授、金陵大学的商承祚教授、《甲骨文编》的作者孙海波先生、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的唐兰教授、国立北京大学的汤用彤教授、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杨钟健博士，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
对于各种帮助，我还要感谢柏林和北平的奥托·布查德（OttoBurchard）博士、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Learned Societies）的莫蒂默·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先生、北京尊古斋的黄伯川先生、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Museum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的奥瓦尔·卡尔贝克(Orvar Karlbeck)先生、瑞典王储收藏品(H，R.H，the Crown Prince of Sweden’s Collections)管理员尼尔斯·帕姆格伦(Nils Palmgren)博士、堪萨斯城柔克义纳尔逊艺术博物馆(Wlliam Rockhill Nelson Galleryof Art)远东艺术部主任史克门(Laurence C. S. Sickman)先生，以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博士。
向嘉乐恒(W. J. Calhoun)夫人、达格尼·卡特(Dagny Carter)夫人、沃尔特·斯科特·德赖斯代尔(Walter Scott Drysdale)上校及夫人、维尔特·斯图尔特·邓厄姆(With Stewart Dunham)夫人、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特鲁斯勒·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先生，以及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先生致以我的谢意，感谢他们好心地阅读手稿，并从不同角度提出批评。
感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哈佛燕京学社授予我研究奖学金，使得这项研究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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