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人与动物的关系史（ histories of human and non-human animal relations），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丹·范德萨默斯（ Dan Vandersommers）指出，历史学的“动物转向”（ the animal turn），是继历史学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之后的又一学术思潮。哈利瑞特·瑞特沃（ Harriet Ritvo）认为，动物史（ Animal History）研究已经成为欧美史学的主流之一，其“动物转向”的学术趋势包括了环境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和全球史等多个史学分支领域。
过去，国内史学界对动物史关注不多，只有少数学者对与动物相关的特定史料感兴趣。近年来，随着科技考古的不断发展，基因组学、分子考古学、疾病考古学、生物力学等成果不断涌现，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动物学、社会学、文献学、语言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范式逐步确立，全球史视阈下的动物研究逐渐成为学术前沿，构成了一种“集体意象”（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的历史，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从动物与人类关系的角度出发，史学的主要门类均会涉及与动物有关的内容。动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它们的身影。认识与理解动物，是人类探索自然、创造文明的重要方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唐奈（Donnell）调查发现：现代城市幼儿在玩耍过程中，会将动物赋予人的属性，从而实现动物的拟人化；而生长在原始森林中的北美梅诺米尼人（ Menominee）幼儿，会将自己想象为动物，赋予自身动物的属性。
任何一种人类文明形态，都构建出对动物界的一种想象场域，而这种场域通常围绕几种重要的动物展开，它们看似比其他任何物种更重要，或是与人类之间的联系更突出。这一关系通常非常紧密，并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因此被学术界称作“动物中心圈”（ Bestiaire Central）。“动物中心圈”在人类出现不久，就已存在。史前时代晚期的“动物中心圈”一般由本地的野生动物组成，例如欧亚草原常见的虎、熊、狼、鹿、鹰、天鹅、乌鸦、野猪等。随着定居农业文明的产生，驯化家畜开始进入“动物中心圈”，如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了牛、驴、狗等；东亚地区出现了猪、犬、鸡等动物。
自家驴驯化伊始，它一直是人类社会与动物彼此互动的见证者。大量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表明，驴不仅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是人类思想与情感的载体。家驴的传播研究呈现出全球史的特点，尤其与早期丝绸之路高度重合，拓展了传统史学的领域，成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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