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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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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书中少见的书法艺术珍品原件分藏英、法、俄等地，国内读者难得一见汇集王羲之、智永、唐太宗、欧阳询、柳公权等一流书家纸质精良，原色原大印制，带来接近原作的视觉享受每件附高清放大图版，清晰呈现作品纸墨细节装帧精美，适应多种使用场景，馈赠、收藏、鉴赏、临习，无不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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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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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三册，收录海外所藏敦煌文书中最具书法艺术价值的十件作品。第一册含六件墨迹，以唐人临本居多，兼顾唐至五代时期写本，取法王羲之、智永等名家；第二册含三件拓本，为唐太宗、欧阳询等名家书写，且均为传世孤本；第三册为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作品书体覆盖楷、行、草诸体，时代跨度自唐初至五代后梁，展现了唐五代书法的多样化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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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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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方馆，主力从事书画、碑帖、金石作品出版与开发。主理人朱明，碑帖版本研究学者，书评人与出版人，荣宝斋书法院“金石碑帖鉴赏与收藏高级研修班”导师，有《碑帖述影录——名碑善本校读补记与印本综述》等著作。先后参与多家文博机构重点馆藏书画、碑帖的复制工作，主编、合编或监制有“中国古代书法名家名碑名本（三名碑帖）”、“墨林掇英”、“小残卷斋藏善本碑帖精选”、“苏州博物馆藏善本碑帖精华”、“北山十宝”（将出）、“墨皇”（将出）等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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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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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唐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
唐人临王羲之瞻近、龙保帖
唐人临王羲之旃罽胡桃帖
唐人临王羲之服食帖
武周人书文书残片
五代后梁人书韩逊生祠碑四十六行
附录 唐人临王羲之其书帖
第二册
唐太宗书温泉铭
唐欧阳询书化度寺塔铭
唐人书佛说大悲陀罗尼
第三册
唐柳公权书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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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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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徐 俊
敦煌，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两千一百多年前，汉武帝击败匈奴，收复河西，“列四郡，据两关”（《汉书·西域传》）——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玉门关、阳关——之后中国与西域的交通，无不取道于此。古道千年，风烟历历，笳吹弦诵，浅吟低唱，给人们留下了不尽的文学想象。
一百二十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石室洞开，封存近千年的藏经洞，将那个已经消失在历史风烟中的时代，原封不动地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藏经洞所存数万件文物文献，成为今天我们通向中古中国和世界的一座巨大的宝藏。
敦煌文书所涵盖的四至十一世纪，是介于“简牍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之间最漫长的“纸写本时代”。晋唐墨迹，寸缣尺楮，稀若星凤。敦煌写本最早的确切纪年是前秦甘露元年（三五九），最晚的则是《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所记的宋咸平五年（一〇〇二），由此可以准确清晰地排出四至十一世纪完整丰富的书法实物图谱。这对主要靠向拓摹录和木石传刻而流传的书学传统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事件！
藏经洞所出的文物文献，反映了那个时代书法日常应用的一般水平，给以精英书法为主体的中国书法史增添了生动真切、丰富多彩的底色。其中有出自文人墨客的典籍抄本，也有出自僧徒学郎的临习涂鸦；有朝廷官署的行政文书，也有民众百姓的转帖契约；数量最大的当数横跨四至十一世纪未曾稍断的敦煌写经，其中可见北朝的浑朴、南朝的秀逸、隋人的典雅工稳、唐人的法度森严，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敦煌有着深厚的书法底蕴，经典层面的书法在敦煌有悠久的传统，堪比琅琊、会稽。东汉敦煌人“草圣”张芝，王羲之《?书论》称其“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弗及也”（敦煌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张芝墨池”条）。敦煌存有六个写本的《敦煌廿咏组诗》，其中有《墨池咏》一首：“昔人精篆素，尽妙许张芝。草圣雄千古，芳名冠一时。舒笺观鸟迹，研墨染鱼缁。长想临池处，兴来聊咏诗。”从张芝墨池成为沙州胜迹以及当地人的吟咏赞叹，可见“草圣”张芝在敦煌人心中的位置。另一位敦煌书法大家晋司空索靖，传张芝之法，以章草名世。修筑于晚唐的莫高窟一五六窟前室北壁有时人墨书莫高窟记，记云“司空题壁号仙岩寺”，是索靖莫高窟题壁书法的珍贵记录。更幸运的是，我们还找到了现存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敦煌本索靖《月仪帖》摹本五个残片，证明了索靖章草在敦煌的流行。
敦煌控扼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孔道，随着商旅和征战，中原文明自东向西推进，最终积存于敦煌。敦煌作为文明交汇点的价值，在书法艺术上也有鲜明的表征。来自长安的精美的宫廷写经，以及出自长安僧人之手的《文选》写本，足以说明敦煌虽处边地而不失为文化中心的特点。敦煌写本中为数众多的《兰亭序》《宣示表》《尚想黄绮帖》临本，说明敦煌民众对经典书法的追慕，已经融入了书法学习之中。而本书所收敦煌法书名迹十种，可以说，正是经典书法在敦煌流通流行的最好说明。
藏经洞石室洞开的时代，晚清中国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直接导致了敦煌宝藏屡遭劫夺，流散世界；铸成一部“伤心史”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敦煌学的形成。本书所收名迹十种，就有多种曾由伯希和带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向京师学人展示。恽毓鼎看到后给大儒沈曾植写信称：“闭藏保存千余岁，仍落于西人之手，岂非至可伤可恨之事！”换句话说，这是京师学人最早见到的一批藏经洞精品，其受到的震撼可知。一九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旧历八月十五），罗振玉前往伯希和北京寓所，第一次看到伯希和随身所带的敦煌秘籍和部分书目，次日即撰写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第二年，罗振玉将所得照片影印为《石室秘宝》图录二册，又将照片原件装池成《鸣沙石室秘籍景本》四巨册，逐一题跋。本书所收之《温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柳公权楷书《金刚经》，均在其中，是这批藏经洞法书的最早复印件。稍后出版的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也收录了三种碑刻，可见时人之珍视。众所周知，宋拓《化度寺碑》是吴湖帆“四欧宝笈”之一，吴湖帆也曾把敦煌本《化度寺碑》复印件剪裱于所藏宋拓之后，题跋累累，还留下了据敦煌本描改宋拓本“化”字的故实。敦煌法书名迹的集中影印出版，则当推饶宗颐先生先后刊行的《敦煌书法丛刊》（日本二玄社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和《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八册（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凡此都可见敦煌本法书名迹面世后的种种影响。
敦煌文物文献流散世界各地，经几代中国学者不断搜集，即将实现“数字化回归”的目标。在过去的百余年中，藏经洞文书的发布，经历了早期集资影照、缩微胶卷、黑白图录，到现在的彩版图录的进步，敦煌秘笈带着四至十一世纪敦煌人的风尘，成为我们现代人书案上的可以摩挲临习的范本，令人神往。
一九八〇年，饶宗颐先生考察莫高窟，作诗云：“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室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这是我面对这部《敦煌法书名迹选》最初想到的场景和愿望，谨以此作为本序的结语。
二〇二四年九月四日草于岱北山居
蕴古而出新
刘 光
引 言
一九〇〇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在敦煌莫高窟十七号洞窟中，发现了写有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等各种文字的古代遗书数万件，囊括了四至十一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拓本（少量），被称为敦煌遗书。其中以汉文、藏文遗书为最大宗，汉文遗书中百分之九十五系佛教文献，此外还包括道教经典、儒家经典、俗文学、医书、史地著作、类书等。敦煌遗书对历史、宗教、社会、民族、语言文字、文学等人文学科和天文、地理、历法、算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当然，对于热衷书写的中华民族而言，敦煌遗书也保留了当时书法领域的重要材料。本次出版，即选取了敦煌遗书中以唐代为主的、具有取法意义的十种名迹，这十种名迹既有临摹，也有创作；既为学书者提供了参考路径，也为学者提供了鲜见的研究素材。
本次出版特色所在
如前所述，敦煌遗书传世者数量庞大，精品亦多。本次出版所选择的四种拓本、六种墨迹的特色，可以归结为图版独家、名家荟萃、拓本稀缺、适用度广几点。
一、本次出版所用图版，均由各收藏单位专门授权并精心拍摄，颜色精准，图片清晰，并以放大版展其精微，力求满足专家及爱好者研究、临摹之用。
二、所选书作，以名家法书为主。本次遴选的十种范本，直接涉及的书家有唐太宗、欧阳询、柳公权等，间接涉及的书家有王羲之、智永等。这些书家，无疑是书法史从东晋发展到晚唐时期的核心代表。名家法书与一般书作不同，其技法的成熟与系统、趣味的丰厚与别致、影响的广泛与深远等，造就了它作为范本的严肃性。比如说，敦煌遗书中有大量普通经生抄本，但这些作品的技法与审美往往不能达到名家法书的精熟、高妙，加之以往的出版物中常见，故本次出版未作选取。
三、拓本版本稀缺。众所周知，在收藏群体中，无不视宋拓如拱璧，有些碑帖，即明拓亦价值甚昂。本次出版乃敦煌藏拓史上首次全员集结，这四件不仅为可靠的唐宋时期拓本，且均为版本孤品，其价值自然倍加珍贵。
四、适用度广。本书所收作品，既可为学者研究所用，又兼顾到了不同层次的学书爱好者。一般来说，对于初学书法者，经由唐人法书入手，是非常稳妥的途径。而同样是学习唐人，学习墨迹得到的启发、进步的速度，往往较学习拓本更为明显。本书所选名迹中，既有拓本又有墨迹，更有适合具有一定基础的、有志于深入学习行草书的朋友的作品。相信这些法书名迹既可以陪伴初学者找到学书门径，也可以帮助有一定基础的学习者登堂入室、探得骊珠。
涉及个案简说
本次出版所选对象，包括四件拓本、四件临本、两件“时风”手迹。
四件拓本分别为唐太宗书《温泉铭》（法藏，行书拓本）、欧阳询书《化度寺塔铭》（英、法分藏，楷书拓本，十二叶）、柳公权书《金刚经》（法藏，楷书拓本）、佚名书《佛说大悲陀罗尼》（法藏，楷书拓本）。这四件或为唐拓，或称宋拓，均属稀见版本。
唐太宗以行书入碑，可谓开后世风气，并大大提升了行书的地位，其《晋祠铭》《温泉铭》可谓行书入碑的得意之作。然而两碑相较，当以《温泉铭》胜出。启功《论书绝句百首》第八首说：“烂漫生疏两未妨，神全原不在矜庄。龙跳虎卧《温泉铭》，妙有三分不妥当。”说的即是此拓。启功先生在自注中说“此碑中点画，细处入于毫芒，肥处弥见浓郁”，足见其镌刻精良，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对此本拓工制作技术的肯定；又说：“敦煌本《温泉铭》最前数行亦残矣，幸以下无损。米芾‘庄若对越，俊如跳掷’之喻，正可借喻……其字结体每有不妥处，譬如文用僻字、诗押险韵，不衫不履，转见丰采焉。”唐太宗褒尊大王而贬抑小王，但他的笔下，却同时得益于二王传统。一方面，唐太宗力求逼近前人，这些在用笔、结构、连带关系中都有体现；另一方面，却总有“生疏”“不妥当”之处，恰恰是这些“不妥”，使得观者感受到唐太宗笔下的“神全”与“烂漫”。
欧阳询书《化度寺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两件拓本，自面世后便争议不断，争议的焦点在于，两件拓本是否为原拓。值得注意的是，真伪与优劣是性质不同的问题。比如说，一件原石上拓出的拓本，如果是“剔后”“剜后”或者剥蚀严重的“晚本”，较初期精拓，其价值判若云泥。此外，此两本虽有争议，却与后世庸工俗手臆造、托名的伪刻帖有着本质的不同。欧阳询《化度寺塔铭》敦煌本早期被罗振玉目为传世唯一原拓，后张彦生、王壮弘等先生又依四欧堂本将其定为早期翻刻，再后又有施安昌先生经实物比对认为确与四欧堂本为一石所出。虽然对《化度寺》原石拓本的研究仍在深入发展中，但是敦煌本摹、刻、拓俱极精良，时代可靠性超出传世其他拓本，在传达欧阳询书法的形态、风神方面，惟妙惟肖，是研究欧阳询书风的重要材料。柳公权书《金刚经》，罗振玉、饶宗颐、朱关田等先生都认为是原拓，乃至精准到确认为“唐拓原裱”（饶宗颐），欧阳辅、吴鸿清等先生则提出了质疑，甚至推测此本底本“殆亦宋人刻”，“以其书貌似柳，故增柳名于后”（欧阳辅）。无论如何质疑，这件金刚经拓本“书貌似柳”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角度说是“酷似”，也并不过分。而对于学习者来说，用它来了解柳公权书风特征的某些方面，可谓足矣。若再参以柳书他碑，未必不是学书之一途。
《佛说大悲陀罗尼》，无书者姓名。为携带、翻阅方便，便将原拓逐字剪开重装，原纸及后配墨纸（即装裱所用墨拓衬纸）皆墨色古旧。该拓楷法完备、用笔精严，从里面重复的字（如“野”“曩”“怛”等）可以看出，该作书写者训练有素、发挥稳定，刻工也很好地反映出书写者的笔趣。该拓口字旁的字中，“口”部均收小并置于左上方，这点和初唐及更早之前的书写习惯相近。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凭此判断其书写年代。一般来说，越是规范、严谨的书写，比如写经、墓志等，其书风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比起同时代的书写，它更容易保留前一个时期的书写习惯。比如，即便是在唐代的造像或者墓志中，也偶尔可以见到有类似北朝书风的作品。此外，这件作品用笔腴润，也有近于颜真卿《多宝塔碑》一路的早年风格之处，细细分析，其结字之古与用笔之新，也使我们对它的书写年代有了更为合理的推测。这件拓本虽只存数十字，原册其他部分目前无法看到，但它所反映出的当时的书写面貌与风气，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件临本，分别为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法藏，楷、草二体墨迹）、唐人临王羲之《瞻近、龙保帖》（英藏，草书墨迹）、唐人临王羲之《旃罽胡桃帖》（法藏，草书墨迹）、唐人临王羲之《服食帖》（俄藏，草书墨迹）。“可以发现，当时敦煌的书法与外界有着广泛的交流，草书师法王羲之、智永一系。”（段鹏）从某种角度说，也集中反映了唐人对王羲之、智永书风的接受。
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所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散于江南诸寺，其人、其书，堪称师、范。蒋善进所临智永《真草千字文》，细看更接近“关中本”，当然，更确切地说，是更接近人们想象中的“关中本”底本。目前我们还能看到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墨迹本，即现藏日本小川家族的那一本，如果将三者进行比较，则小川家族所藏的那一本，在从容温文、圆润雍容方面，不及上述两本。众所周知，智永是虞世南的老师，虞世南书法可谓得永禅师三昧，而当我们将蒋善进所临智永《真草千字文》与传世虞世南书作相比较时，却更容易感受到一些相似的风味，这也为我们深入理解智永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尽管王羲之书法不是到了唐代才备受推重，但由于唐太宗等人的推重，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巅峰地位得以最终确立。王羲之书风的传播，也不仅局限于中原地区。楼兰出土的晋人残纸，已绝似馆本《十七帖》，足见王羲之书风影响之广。敦煌所出唐人临王羲之《瞻近、龙保帖》《旃罽胡桃帖》《服食帖》不仅是研究王羲之书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传播、接受的重要材料，对于学书者而言，更是可以参考的范本。宏观上说，唐人尚法，在临习草书时，我们从上述临本与十七帖中相应拓本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唐人在学习W羲之摇曳浪漫、欹侧多姿的风格的同时，也不经意但习惯性地展现出唐人对于“法”的执着——这既是唐人的局限，又是唐人的风格。当然，唐人临本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临摹思路，这种思路在后世如赵孟頫、文徵明等人身上也可以找到一些相似之处。“诗无达诂”，临书亦然，唐人的临摹实践应给我们以更多的启发。（本书另附录同出敦煌之唐人临王羲之《其书帖》，今藏处不详。）
两件“时风”手迹，即武周人书文书残片（法藏，行楷书墨迹）、五代后梁人书《韩逊生祠碑》四十六行（法藏，楷书墨迹）。前些年有人提出一个概念，即“流行书风”，这两件作品，可谓当时的流行书风。武周人书文书残片（前帖）虽只保存了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件墨迹笔法精熟、气息洁雅，丝毫不亚于当时名公手笔。这件墨迹气息近虞（世南）而更飘逸灵动，笔法近陆（柬之）而更注重停匀，在时风浓郁的用笔中，又有着明显的学王书特征，如《兰亭序》《圣教序》之类。五代后梁人书《韩逊生祠碑》则是典型的欧书风气。当下有民谚云：“九成宫，九成宫，十个学了九个不成功”，足见学欧书之难。而欧书（特别是《九成宫》）之所以难，主要是由于拓本临摹带来的“难度系数”增加。事实上，当我们关注书法史上一些有趣的现象，如“买王得羊”“买褚得薛”，再如米芾之后有吴琚，何绍基之后有何维朴，类似的例子都能够说明，时代更加靠近的或有风格陶染、继承关系的书家之间的神、形相似程度往往要大于时代相隔更远的后来书家。也有专家认为，宁愿看某位书家同时代并不著名的书写者的书迹，也不愿看后世辗转翻刻的拓本，足见看墨迹带来的启发，要远超于拓本。这件五代后梁人书《韩逊生祠碑》将欧阳询的用笔原理展现得一览无遗，相较于碑版上被修饰、更庄重的风格，其书写性则向我们揭示了欧书学习的门径。当然，喜欢《九成宫》的学书者在受这件书作启发的同时，在转向大字临摹时，小字、大字用笔原理的差异也要关注到。
“印宗秦汉，书法晋唐”，这个说法向我们揭示了晋唐书法在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以及其中所藴含的营养。唐人书作，或可称为不祧之祖，或可谓之八法之宗，特别是对于初学者，唐人笔下的“法”，可谓学书法门所在。前些年，书坛有人提出要“启动”唐楷。其实，“启动”唐楷首要的一个点，就在于要看到唐人楷书中高妙的艺术性，而非仅仅将唐楷乃至唐法视作入门级的范本和方法。本次出版的十种名迹，其中既有高妙的唐人行、楷书，也有唐人留给我们的“学书示范”，如临王羲之、智永。这十种名迹以生动的、不同学书阶段的展示，又恰好呈现了从临摹到创作的学书路径，以及“蕴古而出新”的习书路径。当我们流连其中、汲取营养时，其实才真正开启了“启动”之旅，这，其实也是编者的苦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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