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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对陈寅恪“预流之学”（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实践
☆运用梵汉对勘的方法，探讨佛教文献学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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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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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流之学——佛教文献对勘研究》收录了作者关于佛教文献和佛教思想的十三篇论文。全书开篇从汉译佛经的“中国化”、汉地僧人对经义的误解和汉藏早期佛教交流等几方面论述了陈寅恪所作研究在观点和方法上的独创性及可借鉴之处。之后便以陈寅恪先生所提倡的“预流之学”，即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宗旨，围绕《无二平等经》《金刚经》《维摩诘经》和《药师经》等重要佛教经典，运用梵、汉对勘等方法，研究相关佛教经典的文本变迁、汉译中译者的思想以及汉地僧人对译经的理解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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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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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慕尤，女，陕西西安人，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梵语佛教文献、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已出版《〈无二平等经〉梵文写本的对勘与研究》，参与修订《梵语基础读本》。已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复旦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The Eastern Buddhist、Acta Orientalia等发表十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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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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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预流”之学——传承与创新
陈寅恪佛教文献研究的独创性与可借鉴性
《无二平等经》的文献学研究
试论《无二平等经》（Advayasamatāvijaya）之梵文写本与藏译的关系
梵文写本《无二平等经》之编辑札记
重估施护译经的价值与意义
《金刚经》的文献学研究
从梵汉对勘看鸠摩罗什译《金刚经》
“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渊源考证
——兼论《金刚经》的文本变迁与影响
《维摩诘经》的文献学研究
《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
——《维摩诘经?弟子品》梵、藏、汉对勘实例举隅
对支谦译《维摩诘经》的另一种观察
鸠摩罗什在所译《维摩经》中的思想倾向
“烦恼即菩提”与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
《药师经》的文献学研究
《药师经》梵、藏、汉对勘研究
女性地位与《药师经》的翻译与传播
义净译《药师经》真伪考辨
——以汉藏对勘为基础
鸠摩罗什与玄奘译经研究
鸠摩罗什译经中的“法相”“法性”和“法界”
最后的困顿与坚守
——玄奘晚年的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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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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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傅新毅
大约以19世纪下半叶为界，佛学研究发生了范式性的变革。在此之前，在中国佛教中有源远流长的义学传统，如历代《高僧传》中都有“义解”一类，记载的就是以义学研究知名的历代高僧。而在宗派意识更为自觉的日本佛教界，这又进而发展为宗学的传统。东亚传统中的义学与宗学，都是以信仰为前提，主要以汉语经典诠释为基础的佛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经学在佛教中的延伸。而至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东方学的兴起，取径于比较语言学的佛学研究在欧洲诞生，其重要代表便是比较宗教学的创立者马克斯?缪勒（F. M. Müller，1823—1900），并由师承缪勒的南条文雄（1849—1927）、高楠顺次郎（1866—1945）等传入日本。
无论是比较语言学还是比较宗教学，都号称是“科学的”研究，今天看来，也并非没有其隐含的预设。比如进化论的观念与基督教的信仰都是其“科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这表面互为冲突的两者实则吊诡性地“家族相似”。比较语言学试图通过对印欧语、闪语乃至汉语等的比较研究，来发现人类最初的“原始语言”，这是基于对《创世纪》的信仰；而比较宗教学试图通过对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来发现它们的共同本质，如缪勒将其定位为领悟“无限者”（the Infinite）的能力，依然没有摆脱一神教的背景。撇开这些具有时代局限性的宏大叙事，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在百余年来的发展中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佛学研究提供了持续的生长点和坚实的方法论支持。
近现代以来，中国学者也并非完全没有参与这一佛学研究范式性变革的进程，如曾师从戴密微（P. Demiéville，1894—1979）、钢和泰（A. von Stael Holstein，1877—1937）、列维（S. Lévi，1863—1935）等的林藜光（1902—1945），其所校订的《诸法集要经》（Dharmasamuccaya）就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但由于各种原因，新时代的佛学研究主要是在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专业中发展起来的，梵巴等古典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则落户于外国文学专业。在文献资源不足、对外交流受限的草创时期，以任继愈（1916—2009）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学人，筚路蓝缕，为中国佛教的研究积累了资料（如《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培养了人才、产出了经典性的成果（如《中国佛教史》三卷本）。另一方面，在梵巴等古典语言领域，则有季羡林（1911—2009）等数代学人的坚守。而将这两个领域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提升中国佛教研究的品质，在坚持中国学术本位的同时，于国际佛学研究界真正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则是新一代学人的使命。
在我看来，这种结合具体有两个方面。其一，以梵巴汉藏多语言、多文献的比较研究为基础的全体佛教的视野。缪勒有过一句名言，被概括为“只知其一，一无所知”。研究诸宗教如此，研究诸宗教中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世界性宗教也是如此。没有对全体佛教的基本把握，不了解作为佛教之源的印度佛教，也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佛教中国化的意涵。在今天，不乏这种想象式的、标签式的对佛教中国化的言说，比如说中国佛教讲孝道。父母有生育之恩，这是基于生物本能而来的认识与情感，上升不到文化的差异；或者用更为严谨的哲学表述，孝具有形式上的普泛性，语言与文化的差异造就的仅是其质料上的差异。印度佛教也将父母称作“恩田”（upakāri-k?etra），因为他们是“身生本”（prabhava），即有情自体（ātmabhāva）的来源。奉养父母者（mātāpettibhara? jantu?）是善，杀害父母则属于果报最大的“五无间业”（pa?cānantaryā?i karmā?i）。所以不能将在CBETA中检索出来的“孝”都认为是中国佛教的，只是印度没有那种家国一体、忠孝一体意义上的孝，这种质料性的差异是存在的。进而言之，如果一定要一言以蔽之地来说佛教中国化的基本点，那么在我看来，一是以解脱主体来融摄轮回主体，并进而导入体用架构的学理范式（《起信论》），二是以“定慧等”为引导，以慧（“无住”）来融摄定（“住”）的禅修实践（禅宗），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总之，不借助语言学的工具，没有全体佛教的视野，就很难说清楚某一区域、某一时代的佛教，专业分工不是故步自封、惰性畏难的借口。
其二，在梵巴汉藏多语言、多文献的比较研究中，彰显汉语佛教文献的资源优势。汉语佛教文献是现存数量最为庞大、时间跨度最大的佛教文献群，保存了大量特有的佛教文献。近年来的研究更是表明，早期的汉译经典可能并不是从梵文翻译的，而是根据犍陀罗语等写本，因此不能简单地以现存较晚的梵文写本为依据来对勘早期的汉译经典。考虑到梵文写本也有一个长期不断的演化过程，汉译经典可能保留了这些文本的早期形态。至于大量中国僧人乃至古代日本、朝鲜僧人用中文撰写的佛教著述，尤其是佛教适应性和生命力的体现。遗憾的是，东亚佛教中源远流长的义学传统，在佛学研究的转型后几近失语，汉语佛教文献则部分受惠于敦煌遗书等的发现，主要在文献学的领域受到关注，或是因其史料、语料等的价值而被利用。如果说多语言、多文献的比较研究是我们进入国际学界的通行证，那么汉语佛教文献与汉语佛教哲学正是我们进入国际学界的优势与资本，当然资本未必就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汉语虽然不具有梵语等屈折语的语法，但它也有自己的句法和文脉，并不能随意断句、随意解释。有鉴于连引文标点都连篇错误更遑论其解释的论文都能在所谓C刊堂皇面世，要彰显汉语佛教文献的资源优势恐怕还任重而道远。
慕尤教授师出名门，在海内外接受了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曾参与修订了A. F. 施坦茨勒（A. F. Stenzler）著、季羡林译的《梵文基础读本》。她的博士论文是对《无二平等经》（Advayasamatāvijayamahākalparājā）的对勘整理与研究，已于2011年由中西书局出版。我对密教素无研究，因2009年曾在中山大学与她有过一面之缘，故购置一册在手，以为学习梵文之用。后人海浮沉，疫情后我又与之重逢于沪上，得知她多年来沉潜涵泳斯学，多有创获，深为感佩。
不日前慕尤教授以大著相示并命为之序。展读之余，深感与我的理念不谋而合，只不过她已是具体的实践者与推进者。在本书中，慕尤教授一方面延续了她一贯严谨规范的梵文校勘释读风格，另一方面自觉地加强了对汉语文献的利用。若有更多的青年学子能继之而起，如本书书名所示，入此“预流之学”，则中国的佛学研究亦并非不能再度辉煌。是所望焉！
是为序。
傅新毅
2024年12月28日
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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