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一个核心思想在此一目了然:“人体内的精神在思考”“手与脚都受精神控制”。莫里茨(Kal Philipp Moritz)为儿童编写的《新蒙学》就是这样来解释人的双重性:“精神”与“身体”，心理-身体彼此相连。蕴含其中的是关于”完整的人”的构想，它在此书中备受关注;该书不仅是书写与拼读的辅助书，同时还欲启迪思维。莫里茨既是教育学家，也是经验派的心灵探究者。在书的第3--8篇中，他解释了“肉体--心灵”的关系问题以及人的五种感官;在第13--17篇中则加入了一小段文化史:人从野蛮状态进化为有教养的人，这个过程勾勒出人的种族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发展，文化与文明所走的歧路也被涵纳其中。
《新蒙学》简明扼要地概括出一门新学科的研究范畴。在启蒙运动中，人处在哲学、医学、神学、教育学与社会政治学关注的中心。自此之后，心理学开始研究个体，种族学与此相反，开始研究人类作为种族在不同历史与地理条件下之变体。18世纪为这一庞大的研究领域造出人类学(Anthropologie，在希腊语中，anthropos=人，logos=“言说”=“思想”“话语”)这个概念，并在大学为此创建了一门新学科。大量书籍都以含有“人”的复合词为标题，文学也不免受到影响。像爱、性、梦、犯罪及疯癫等人类主题以前所未有之势占领了“美文”领域，它们不仅是主题，同时也是分析的好奇心所关注的认知领域，影响了叙述的方式。近三十年来，“文学人类学”这一概念为这个广阔领域所认可采纳，下文就将对此作介绍。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还将以不同的文学体裁为例，诠释具有代表性的角度。它们既可分别独立成章，也可根据书中的建议进行深化，或者还可以经由其他例证和问题得以补充。
1.2 作为研究视域的文学人类学
在本书中，文学人类学意欲利用由“人学”得出的内容与方法论视野，更好地来理解文本。它的宗旨是，文学研究是为文学服务的，而非反之，所以它更多的是提供了阐释的可能性，而非以稳固与维护某种理论立场为己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耳曼学研究者沃尔夫冈·里德尔（Wolfgang Riedel）反对系统固化的各种理论、立场和方法之间的争斗，这种较量在文学研究者那里很受欢迎。里德尔讨论的更是一种开放意义上的文学人类学，而非一种可能的方法论的角度与选项：
选项在此的意思我理解是处理文本与传统的方式，它并不一定非得需要大量的理论支撑，却仍然（也许恰恰因此）具有可操作性，只要它适合从所选取的角度来阐释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有需要的话（但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对它们进行“新的”解读，不过无论如何都会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并让今天的读者（比如说大学生们）接受它们（Riedel 2004， S. 355f.）。
这种对文学阐释的坚定表态是对一场论争的回应。论争关涉研究方向明显的跨学科化与思想史化的趋势（尤其受到英国“观念史”传统的影响，参见 HWPh 1971ff.， Bd. 4， Sp. 135–137）。在日耳曼学界，对此标志性的奠基作应属兴斯（Hans-Jürgen Schings）的《忧郁与启蒙》（Melancholie und Aufkl?rung，1977）：这本书首次用医学史与科学史的精神来全面溯源18世纪文学。针对这样一种文学史化的倾向，先是文化人类学，紧接着文化学都提出了不同的质疑：
1.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区分虚构的与事实的证明是没有意义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不应受到特殊对待。文化自身所有的表现形式都可被当作人的“文本”来阅读。文学研究者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者或历史学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研究人而阅读。从这个一般意义上讲，文学作为其“所属文化的评论”（Riedel 2004， S. 351），其独有的、保持距离的美学地位，而不仅仅是某个知识序列的文献，这样的认知诚然并未受到关注。 2. 局限于在文学中来证明特定的医学与心理学主题、动因和知识内容，这种狭隘的文学研究兴趣与广义地将文化视为文本一样，会遭到同样的诟病，即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证明材料来滥用。当日耳曼学研究者几乎干着与科学史学家一样的活时，情况尤其如此，他们把对“‘完整的人’的兴趣反转成了对理论史和科学史材料的微观研究”，“‘美文’本身倒成了次要的”（Erhart 1999， S. 109）。针对这一状况，提议强调要有“独一无二的、专门的人类学知识形式”（Benthien 2002， S. 70），它的特殊“技巧”（Pethes 2007， S. 23），最终落在“人类学的文学性 ”上（Pfotenhauer in: Schings 1994， S. 557）。与此相应，本书将探讨游记文学、散文、诗歌、剧本与戏剧当中所运用的人类学表现手段与效果策略。
3.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在日耳曼学研究者中备受推崇，他的追随者们认为，专注于历史现象与文学个案的思想史还需进一步发掘理论深度。作为另类的思想家与文化批评者，福柯试图借鉴各式各样的—大部分是法语的—文献资料，通过“考古式”的方法来发现隐藏着的权力结构。在启蒙表面的人道化之下—比如在对待罪犯与精神病人方面（详见本书第 3、4、13 章），福柯嗅到的是隐藏的规训、监控及压迫机制的不断增强，他对启蒙的诊断因而是批判性的。这样的想法可以从本书的论证结果中衍生出来，但书本身有意识地放弃了对所描述的现象强加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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