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摆脱战后体制”——日本安倍晋三政权的路线及实践」「 前言 」前言 “战后”是近现代日本史的特殊时期。以1945年战败投降为界，日本国家历史被划分为“战前”和“战后”两部分，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基于对战前军国主义的反思，战后日本选择了“重经济、轻军备”的国家发展道路，不仅很快实现了战后重建，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后实现了经济腾飞，跃升为世界经济大国，取得了通过战争未能取得的物质财富。然而，围绕如何看待战后历史，日本社会各阶层、团体的认识并不一致，随着时代的变迁、依据其身份立场的不同而呈现多种面貌，折射出光怪陆离的世间百态。在讴歌“繁荣与和平之战后”的主流之外，亦伏有一股孜孜谋变的“反战后”暗流，以“失败与受辱”的视角观战后现状。早在20世纪50年代，战后新统治秩序方兴未艾之际，就出现了与之相抗衡的政治潮流；70年代，大平政权推出“战后总决算”；80年代，中曾根政权大刀阔斧地开展“战后政治总决算”；90年代，政坛“常青树”小泽一郎提出要推进“普通国家化”等。也有数任政权从各自角度推进过相关的政治实践。作为他们的后继者，安倍政权举起了“摆脱战后体制”的旗帜，有计划、有步骤、多领域地向日本战后体制“发起进攻”；挟“超长期政权”之威，全面清算日本战后体制，大大超越上述各时期的前人，堪称“反战后”的“集大成者”。而在“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坛能否再现与之匹敌的长期政权或政治强人目前尤未可知。该情况使得安倍政权时期的“摆脱战后体制”在战后日本整体国家体制演变进程中的阶段性意义凸显，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笔者对于“摆脱战后体制”的关注，还源于对于国际关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日本国家治理总方略变化的觉察。现在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逾七十年，冷战结束已三十余年。国际格局处于深度调整中，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进入转型期。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重大判断。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年版，第2页。在此变局中，邻国日本也正在上演国家规模的变化，与前述世界性的动荡变革同频共振，联系紧密。其中，2012年起步的第二次安倍政权，凭借优越的主客观条件成为战后日本首屈一指的超长期政权，其路线与实践对日本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安倍政治”带动了新一轮日本研究高潮。“摆脱战后体制”表面上仅是安倍在2006年首次执政时打出的政策口号，实则却是前后两次安倍政权大部分政策背后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和真实的政治路线。这一路线的主旨在于令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形象，重新寻求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不仅反映出以安倍政权为代表的日本保守势力对于时局与国家的理解，更直接传达出鲜明的时代转换和国家转型意图。“摆脱战后体制”集体系、国家、个人（重要政治家）关键性变化于一身，使之成为从“日本之变”的角度考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 in 2020 AN EQUAL ALLIANCE WITH A GLOBAL AGENDA”，https://armitageinternationalcom/wp-content/uploads/2021/01/120720_ArmitageNye_USJapanAlliance_Reportpdf时期的切入口。研究安倍政权的“摆脱战后体制”路线及实践具有如下意义：首先，从国际关系角度而言。随着摆脱战后体制进程的推进，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规制受到愈加猛烈的冲击。日本正在快速摆脱“经济动物”的固有形象，日益展现出作为主要国际政治行为体发挥作用的强烈意愿，积极发展相关能力手段，尤其对参与大国博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在部分具备体系影响力的议题上“走上前台”，在有些时候“发挥主导作用”。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年版，第45页。这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国际体系中，行为模式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由于日本这一行为模式的转变受到了现有霸权国家的鼓励乃至推动，令转变的阻力减少，对现有秩序的冲击增大，而加大了其成为时局走向影响因素的可能性。鉴于此，外界须细致考察日本上述转变的意义，据此调整对日本的预期，以免战略误判。研究安倍政权的“摆脱战后体制”路线及实践，实际正是从源头上对上述“日本之变”进行“抵近侦察”，以进一步理解变化的原因、方向、阻碍等。其次，从日本研究的角度而言。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其影响而言，当前正在发生的“日本之变”都亟须从学术层面予以研究与反映。而“摆脱战后体制”既是“日本之变”的政策动因，也是研究“日本之变”的可行抓手。其本质上是由日本政治家安倍提出的，聚焦于战后体制问题的日本国家发展论及其实践。其主观部分是安倍围绕日本国家理想状态的认识论及如何达到这一状态的方法论，其客观部分则主要是安倍政权旨在改造战后日本国家现状的实践活动。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此类附带有相关实践的国家发展论通常被称为“政治路线”，并冠以路线代表性政治家之名，称为“××路线”，著名者如“吉田路线”“岸路线”等。安倍提出其“摆脱战后体制”主张后，很快也被外界称为“摆脱战后体制”路线或“安倍路线”。「『ＨＡＮＡの会』安倍路線継承中川昭氏ら派閥横断勉強会」、『産経新聞』2007年12月5日。政治路线的定位提示了“摆脱战后体制”在功能作用上与“吉田路线”“岸路线”的类似性，亦即提示了“摆脱战后体制”作为“日本国家发展路径”的性质。除此之外，针对“摆脱战后体制”路线的研究还有助于与时俱进地澄清本领域一些常见术语，譬如“保守主流/旁流”，及时反映当前包括战后保守主流边缘化，保守旁流主流化等在内的日本政治现实，揭示日本保守主义的动向，进而反映日本社会的变迁。最后，日本的“摆脱战后体制”进程与中日关系密切相关。尽管中国从来都是日本进行自我认识的重要参照物，但当下中国之于安倍政权“摆脱战后体制”路线的重要性更因中国身份的多重性而愈加凸显。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受害国，中国从“防范军国主义复燃”的立场出发支持日本战后体制的“和平主义”原则，对日本安保体制改革和军力发展动向具有道义权利，更是日本围绕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问题的直接利益攸关方；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其国际地位和大国身份受到《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战后机制体制的确认；作为地缘大国，中日属同一地缘政治板块，彼此围绕地区内外的权力结构存在复杂的竞争合作关系；等等。总而言之，中日关系问题实则内嵌于日本“摆脱战后体制”进程之中。譬如，“摆脱战后体制”路线旨在解决所谓的“战败历史包袱”问题对照至中日关系领域，即为两国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处理问题。简言之，日本在“摆脱战后体制”路线指引下的国家发展，直指中日关系的基础，关乎双边关系的未来。所谓中日关系的“1972年体制”问题或逐渐凸显，甚至将直接拷问中日关系的本质。因而，从构建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出发，需要对安倍的“摆脱战后体制”路线及其实践进行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关于“安倍政治”的研究与安倍本人在日本政坛的起落息息相关，对其中“摆脱战后体制”部分的研究也不例外。因安倍首次出任日本首相时即提出“摆脱战后体制”，2006年前后相关研究在数量上达到一个小高潮。之后，由于安倍突然下台，并且后续政权无意继承其政治路线，外界的研究热情随之回落。有的研究甚至提出了“战后体制击败了安倍”的阶段性结论。福原亨一、「『戦後レジーム』に敗れた安倍政権」、https://wwwesujgrjp/jitow/232_index_detailphp。但随着安倍二次上台且长期执政，“摆脱战后体制”重回主流学界视野，并一直延续至今。经过两次研究高潮的涤荡，观察家们为认识安倍的“摆脱战后体制”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相关探索亦不断深化。但因时间上的晚近性，系统性的“安倍政治”研究本身方兴未艾，对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研究更是如此。此外，作为本研究的上级课题，针对日本“战后体制”的研究与讨论由来已久，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也不乏相关研究成果。此类研究有部分延伸至安倍执政时期，但同样受限于时间问题，其中的考察对象仍以第一次安倍政权为主。对于存续时间长度、实践内容丰富程度都远超首次政权的第二次安倍政权，现有研究仍稍显薄弱。部分见解以时政评论等形式大量散见于报刊、电视直播等处，呈现出零散破碎的状态；第二次安倍政权任内大量相关实践仍有待进一步整理；尤其缺乏一部对两次安倍政权的“摆脱战后体制”路线进行专门梳理、总结、评价的研究作品。这给笔者提供了研究空间。针对研究课题的特点，本书就研究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将安倍政权的“摆脱战后体制”路线置于个人观念分析与历史传承考察两个维度交叉的分析框架之下，通过相互印证与对照比较，研究“摆脱战后体制”的真正内涵，总结提炼出其中心任务清单，以之为逻辑统领相关实践的分析评估。在个人观念分析部分，又从安倍本人的“战后体制观”与“国家观”的两大基本观念入手，交叉使用概念分析、文本分析、分层解读、历史分析等方法，探究认识其“摆脱战后体制”意识的可行道路。通过上述一系列较为新颖的研究框架设计，尝试解决“个人观念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存在的难点，以及“摆脱战后体制”在意识结构上较为松散所带来的额外难度。此外，本书虽未直接基于国际关系学中的层次分析法设计研究框架，但鉴于课题在广义上可被视为战后日本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大背景下的制度变迁研究，狭义上也必然包括部分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涉及广泛的主体（行为体）、事件、行动。层次分析视角将为厘清不同要素之间的层次关系，考察行为与事件发生的起因与影响等提供便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首先将“摆脱战后体制”研究定位为个人层次的研究，并且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贯彻层次分析的意识。本书为更全面、准确地把握“摆脱战后体制”的真实内涵，立体、生动地反映“安倍路线”的真实面貌，在研究素材的选择上并不局限于两次安倍政权时期，而是广泛涉猎安倍政治生涯中产生的大量相关文本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安倍本人及其亲密幕僚、思想导师、政治“领路人”等公开发表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对政策实践的亲身解读与阐释；同时关注媒体、研究机构等第三方相关跟踪报道、实时评论，参考国内外学界关于安倍个人及“安倍政治”的研究成果等，一方面深入路线提出者安倍的政治理念层面，另一方面对这些政治理念的传承关系进行历史追溯，从源头上剖析“摆脱战后体制”的意识结构。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倍于2020年再度因病请辞后，外界开始对其执政历程进行各类总结回顾，挖掘安倍执政期间的文献资料；安倍本人也不断现身媒体，自诉任内政治决策“背后深意”，其性质相当于安倍个人回忆录。2022年安倍意外遇刺身亡，伴随其悼念活动的是新一轮“安倍热”，将对“安倍时代”的分析、评价推向新高潮。2023年，安倍去世7个月后，由其卸任后接受的专访等构成的《安倍回忆录》面世；日本媒体《读卖新闻》就该书关键内容做了系列解读报道。总体而言，出现了大量有价值的新资料可供研究者使用。在本书写作期间，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特别是经过当事各方以及实践结果等的相互印证，可以说适逢全面回顾总结安倍政权的“摆脱战后体制”路线的最佳时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在任时政策研究”的相对优势所在。但与此同时也须承认，虽然笔者有心以此书为中国的周边外交实践略尽绵薄之力，但毕竟受限于自身的学识水平，疏漏偏颇之处实难避免，企盼各位读者能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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