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政党是当代政治舞台上最主要、最活跃的角色，是各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政治主体。在各类时政新闻中，政党和政党领导人出现的频率最高，最为引人瞩目。在当今世界，所谓政治，几乎就是指政党政治；所谓政治家，基本上都是政党政治家。除了极个别的国家之外，如果有人要参与政治就必须参与政党；不要政党而要从政简直就是不可能之事。著名政治学家邓初民曾经指出：“近代的政治活动，一切都是政党的活动。近代的政治斗争，一切都是党与党的斗争。”[ 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因此，现代政治学研究一直将政党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自从政党在政治舞台上出现，它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英国的博林布鲁克、大卫·休谟，美国的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均有关于政党与政党活动的重要论述。18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更是提出了政党的经典定义，他说：“政党是人们为通过共同努力以提高民族福利，并根据某种他们共同认可的原则而结成的组织。”[ [英]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8页。]从19世纪末期开始就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政党研究学术著作，例如，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从事政党比较研究，并于1902年在伦敦出版了开拓性的著作《民主与政党组织》（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罗伯特·米歇尔斯通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于1911年出版了《政党：当代民主的寡头倾向的社会学研究》（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提出了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认为所有的社会组织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政治寡头的统治。
随着当代政治学的发展，政党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出版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科研成果。例如，1942年谢茨施耐德的《政党政府》（Party Government），1951年迪韦尔热的《政党：它们在现代国家的组织与活动》，1966年拉帕隆巴拉和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1967年李普塞特和罗坎主编的《政党制度与选民结盟》，1976年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制度》，1980年爱泼斯坦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1985年冯·贝伊姆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1996年艾伦·维尔的《政党与政党制度》，2000年布隆代尔和科塔主编的《政党政府的性质》，2001年拉里·戴蒙德和理查德·冈瑟主编的《政党与民主》等。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为了加强对国外政党与政党理论的研究，一些西方的重要政党研究成果逐渐被翻译和引介到中国。例如，杨德山主编的“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翻译了萨托利、爱泼斯坦等著名学者的著作；林勋建主编的“西方政党政治译丛”翻译了布隆代尔、科塔、艾伦·维尔等著名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于推动中国国内的政党研究，特别是加深对欧美政党研究的理解和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纵观政党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学术成果，可以发现如下主要问题：
第一是西方中心论。现代政党起源于西方，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早期关于政党的研究基本上均形成于西方。因此，在政党研究中长期以来就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主要研究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与政党体制变迁，并从中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形成一系列的政党研究概念和理论。当亚非拉地区的政党政治兴起之后，就形成了很多各具特色的政党与政党体制。原来仅仅依据欧美的政治经验发展和形成的政党概念与理论就不能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现实。
第二是民主中心论。根据西方的政治经验，政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政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自由结社的产物，并进而认为政党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运转的必要条件，政党就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支持结构。谢茨施耐德甚至明确指出：“政党创造了民主，保证了现代民主的运行。”[ [美]谢茨施耐德：《政党政府》，姚尚建、沈洁莹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在此，民主就被定义为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于是政党研究主要就是研究政党竞争关系和政党组织政府。可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多党竞争，有些国家即便存在政党竞争，也基本上没有政党轮流执政。对此原有的政党研究理论根本无法适用。
第三是选举中心论。自从约瑟夫·熊彼特提出“民主的另一种理论”，将民主简化为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罗伯特·达尔、塞缪尔·亨廷顿等众多政治学家均承继熊彼特的理论，强调竞争性选举为检验和判断民主的基本标准。于是所谓民主政治就变成了选举政治，政党的核心作用就是参与组织选举和提名候选人。在此过程中，政党就成为一种选举组织，仅仅为选举而存在，当要进行选举时，政党组织和政党干部就活跃起来，一旦选举结束政党马上偃旗息鼓、归于沉寂和休眠状态。因此，很多政党研究主要就是选举研究，范围越来越狭窄。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和发展政治学的过程中，中国的政党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历来关注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三是苏东剧变中一些大党、老党的衰败在中国引发关注和反思，特别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阐发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新的时代课题，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中国国内的政党研究开始形成一股高潮。[ 郭定平：《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比较优势与国际贡献》，《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早期研究成果包括复旦大学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之一的《政党与政府》（郭定平著，1998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萧超然、晓韦主编，2000年）等。随后中国政党研究学术成果就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大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例如，2002年王长江等人连续推出《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王长江著）、《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王长江、姜跃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执政党研究丛书”）等研究专著，林尚立于2002年出版《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郑长忠于2005年出版《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创新》（天津人民出版社），王邦佐等人于2007年出版《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俞可平主编《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陈丽凤于2008年出版《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周敬青主编《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外政党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在日益增多的中国政党研究成果中，虽然分析方法五花八门，研究结论莫衷一是，但是从研究的价值取向来看，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过于突出强调中国特色，夸大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个性，甚至走向“中国例外论”；二是过于强调政党研究的普遍规律，夸大了中国政党制度的一般价值，甚至开始倡导输出“中国模式”。
鉴于上述，“比较政党与国家治理研究丛书”将旨在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对世界各国的政党与国家治理开展研究，具体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全球视野。本丛书既关注欧美发达国家，也包含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在当今世界，政党活动遍及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各个国家的国家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均发挥重大作用。本丛书提倡并鼓励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发展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原创理论成果。与此同时，本丛书也加强对欧美发达国家政党政治与政党体制的最新发展趋势与特点进行创新研究。当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加强对相关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研究是共建“一带一路”减少风险、提升效益的重要保证。
二是治理取向。传统的政党研究过于偏重民主与选举，严重忽略了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政党是一种政治组织，但不是一般的政治组织，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权力、掌握政权、制定政策、服务民众为志向。因此，政党在很多国家均履行国家治理的功能，团结和凝聚社会，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改善人民福利。因此，本丛书将把政党研究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重点研究政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研究政党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三是比较方法。本丛书将运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的政党与国家治理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无论是例外论，还是普世论，都有失偏颇。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无疑会面对很多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在维持社会政治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会采取相近的措施、建立相差无几的制度规范。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在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方面必然存在一些差异。因此，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将非常适合开展政党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方面的研究，就是力图在保持一般政治发展规律与国别政治发展经验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产生出更多更新的政党研究成果。
本丛书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研究的众多丛书之一，也是第一套以政党研究为主题的丛书。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创立于1923年，在过去近百年的政治学研究历史中，政党研究一直是关注的重点之一。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研究外国问题的指示，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改名为国际政治系，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才。于是，复旦大学的政治学研究集中研究西欧北美的政治制度和政党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系教师编写出版了《英国政府机构》《日本政府机构》《法国政府机构》等著作，翻译出版了《独立共和党》（让·克·科利亚尔著）、《今日法国政党》（弗·博雷拉著）、《美国民主党史》（小阿瑟·施莱辛格著）、《美国共和党史》（小阿瑟·施莱辛格著）、《西欧共产党》（尼·麦金尼斯著）等著作。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复旦大学的政党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不断拓展。早期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就是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合著的《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1984年）。20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组织撰写出版的“现代政治透视丛书”（王沪宁主编）中就包括了《政党政治》（施雪华著），另一套“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中则有《政党与政府》（郭定平著）。进入21世纪以来，复旦大学的政党研究更是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例如，林尚立连续出版了《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社区党建与群众工作》《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等重要著作；任军锋在翻译出版《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米歇尔斯著）之后，撰写出版了《超越左与右：北欧五国政党政治比较研究》等学术专著；郑长忠撰写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创新》研究专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组织编辑的《复旦政治学评论》多次聚焦政党研究，先后出版《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政党与政府改革》等研究专辑。另外，桑玉成、陈明明、郭定平等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政党研究论文。应该说，这些均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政党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编辑出版这套“比较政党与国家治理研究丛书”，我们希望在继承复旦大学政党研究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党研究的发展提供鲜活的个案研究资料，贡献原创的学术概念和理论，提升中国政治学的世界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加深对各国政党政治与政党体制的理解，吸收和借鉴各国政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为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中国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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