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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作者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刻的思想，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真实呈现中国各阶层的生存真相，对大众关心的土地、房产、股市、商业、农村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对社会的各种分层如资产阶层、中产阶层、平民阶层和农村都有描写，对不同身份如商人企业家、知识分子、大学生、平民、农民工等的生存现实的忧思，对社会未来的机遇与挑战的展望等等，给读者带来启发。读者可从中看清个人所处阶层，解答些许疑惑。
2.《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紧扣时代脉搏，关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心理与社会交点问题，如倦怠、焦虑、教育、消费、自媒体文化、网络文化等，作者对这些与我们的人生切实相关的问题都有深刻的洞察与思考，并能给予我们有益的启迪。
3.《中国文化的性格》晓声深度剖析中国根性文化与国民性格。作者从历史、文学、文艺等多个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总结与解读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中国的人精神气质。书中不仅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属性，还探讨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以及对未来文化走向的思考。作者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多元面貌，充满人文关怀和文化情怀。书中对人性、道德、文明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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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本书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经典力作，聚焦中国社会的常青树作品。作者根据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群特征、普遍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特点，将中国社会的构成归类为多个阶层，并以平民视角思考人生和社会中的常态现象及潜在问题，从现实和精神两方面对社会现状进行深入思考，在历史事件的共振中引发读者共鸣，给读者深刻的启发，为人们理解当下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参照，展现出作家的社会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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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作者站在当今社会现实的立场，从文化到社会，从日常生活到世道人心，对当代中国人的人生境遇、心理、人性及文化心理状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犀利却不失温暖的评述。本书紧扣时代脉搏，关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心理与社会交点问题，如倦怠、焦虑、教育、消费、自媒体文化、网络文化等，作者对这些与我们的人生切实相关的问题都有深刻的洞察与思考，并能给予我们有益的启迪。
3.《中国文化的性格》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解读中国根性文化与国民性的重磅力作，荣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社科类推荐图书。作者立足当下社会现实，对照世界文化底蕴，对中国文化展开了辛辣而富有思辨性的剖析。通过宏观历史观察与微观文本解构的双重路径，深入解读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从儒家思想与朱元璋权力逻辑的冲突、清朝高压统治下的民间文化韧性到民国双面性，串联起中国文化的演进逻辑；同时深入《诗经》《红楼梦》《聊斋》等经典，以林黛玉“吃醋”折射的礼教秩序、唐诗宋词背后的社会隐喻等生动案例，揭示文艺作品中的精神密码。此外，本书还有对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世道人心的深刻追问与思考。本书不仅是一面映照中国人精神的棱镜，而且能引发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更能为当代人寻找文化归属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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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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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代知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创作了包括散文、小说、杂论、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逾千万字。代表作有《父母岁月》《雪城》《年轮》《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凭借作品《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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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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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中国文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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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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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阶层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馆里没有鲨鱼，没有巨鱆或没有鲸，没有海豚，也好比动物园里没有狮、虎、豹、熊、犀、象。它们是水族和兽纲中最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它们的存在，水族馆不算是水族馆，动物园又何谓动物园？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是商业时代繁荣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是商业时代的酵母。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说、一种愿望。恐慌于他们的存在的人，是“叶公好龙”式的人。我们有理由反对的，只应当是“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反对。因为这两个以官僚为母体，受孕于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的“杂交阶层”，对于权力的腐蚀性是无可比拟的，对于普遍的商业原则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同时必定等于对全社会的公平意识实行强奸。它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因而使商业的行径近乎于“偷汉子”。它们使权力卖淫于金钱，因而使权力形同暗娼。结果是商业和权力，同时变得下贱、卑鄙又肮脏。一个“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层出不穷的社会，哪怕他们还没有形成为阶层，都是在本质上难以真正建设起所谓“精神文明”的。他们对全社会的污染和危害，一点儿也不逊于黑社会和流氓团伙。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比黑社会斯文，比流氓团伙体面。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资产者中，也当然不乏由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定义了的“阶层分子”。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在中国经济秩序还没来得及形成的几年里，他们往往很容易地就能从银行贷出大笔款来，而且往往是无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机于最初的股票买卖或房地产买卖。对于他们没有所谓风险可言，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信息灵通，买入顺利，卖出及时。在别人来不及反应和动作时，他们已然做出了反应，采取了动作。当别人被“套”住时，他们早已携利别往。当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经济秩序的声浪高涨时，他们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另一些有机可乘的地方。对于他们，“游戏规则”差不多总是滞后产生的东西。而所谓机会，总好像是有人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或者，为他们预留的。他们的后边，似乎有一个“机会服务团队”，或曰“机会黄牛党”。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个沿海小市掀起了开发热潮。我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身影。因为那在当时是中国又一个提供地皮炒卖大好时机的地方，所以几乎成了他们的一个“会师地”。我是应邀去参与一次电视剧策划的，他们是为地皮炒卖这一种商业“游戏”而去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员陪同，充当“高参”一类角色。我到后，黄金地段皆已有主。那当然是一纸空文就了结的事。他们转手倒卖地契，旋即乘机回归，坐收其利。一亩地价翻涨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们“创收”之丰可想而知。短短的数日内，他们便暴发了一次，并且同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观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进行的。只不过这种合法进行的商业“游戏”，是别人没法儿也没资格“玩儿”的罢了。
如今那小市的开发热早已冷却，因为地价在炒的过程中涨得失去了开发利润。当然也有人倾家荡产在那里，不过绝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些人。
钢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烟、酒，凡是曾一度紧俏过的商品，哪怕属于国家调控物资，几乎都为他们中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过。“卖批件”“卖条子”这一种现象，在中国曾经是见惯不怪之事。王宝森不是挪用过两千万人民币给他的情妇去做生意吗？他难道不是先成了阶下囚，才详查出这一条罪状的吗？否则，“挪用”将不成其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北京市副市长亲笔“批给”的。有权支配几十亿美元的一位官员，“批给”谁两千万人民币做生意还不是小事一桩吗？公开的对外的对付审计的招牌往往是“集体所有制”，实质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个体”的。非说“集体”，也是他们自己那一个小“集体”。赚了一概划入个人账号，亏了算国家为繁荣“集体经济”交“学费”了。亏个一干二净算全交“学费”了，挥霍了也算全交“学费”了。在中国经济秩序杂乱无章、剪不断理还乱的几年里，国家如此这般交了许多不明不白的“学费”。当然也不能说完全白交了，毕竟使他们先富起来了。甚至，也不能说交的“不明不白”。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两亿以上的富豪，“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儿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的隐形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和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中国文化的性格》：
论林黛玉的不“醋”
黛玉的“醋”，是早已有了定论的。一部《红楼梦》，几乎章章回回都写到黛玉的“醋”。黛玉的“醋”，又总是因宝哥哥而新旧交替滋生。
但黛玉竟也有过一次不“醋”的时候，或进一步说，那一次本该令她“醋”意发作的事，她反而不“醋”。倏忽又“醋”了起来，照例是为着宝钗。而宝钗委实和那一件本该令她“醋”意发作的事毫无关系……
在第三十六回，写到了这样一件事：
凤姐向王夫人请示，往后怎么分配丫鬟使女们的月份钱，自然地议到了袭人。从贾母到王夫人到薛姨妈到凤姐，都是特别赏识袭人的。凡涉及下人之间的利益，也都明里暗里地偏向着她。王夫人甚至说她“比我的宝玉强十倍”。于是王夫人做主，给袭人涨了“工资”，而且一涨就涨了一倍多，由以前的每月一两银子，增加到每月二两一吊钱。王夫人还强调：“以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接着凤姐还提议，干脆给袭人“就开了脸，明放在他（宝玉）屋里岂不好？”那么一来，袭人便等于是宝玉的婚前之妾了。大面上自然不能以妾待之，但实际上便是那么回子事了。果而依了凤姐，袭人的地位名分就相当于平儿了，而且是大观园的“上级领导”们内定的。但王夫人毕竟考虑得更为周到，只恐袭人反而不再敢以“老太太房里的大丫鬟”的资格时不时地约束一下宝玉的放纵言行了，主张“如今且浑着，等再过二三年再说”。
紧接着，书中写道：“不想林黛玉因遇着史湘云约他来与袭人道喜。”
意思很明白，史湘云要向袭人道喜，并约黛玉一同前往道喜，而黛玉则欣然前往。
道的什么喜呢——恭贺袭人涨了“工资”了。涨“工资”则意味着地位名分的提高。什么地位什么名分什么待遇啊。
虽然袭人并未就被即日“开了脸”，虽然王夫人主张对袭人的正式“任命”先不明确，“且浑着”为好，但“上级领导”们所议，是没避开着黛玉的。黛玉明明是“在现场”的。没避，大约是因为还不曾实际掌握黛玉与宝玉之间的恋爱情报。但一向想得多想得细的黛玉，当然是应该预测得到，从此袭人与宝玉的关系，是将发生微妙之变化的。
什么样的变化呢？那就是——宝公子在明媒正娶之前，已暂且不便公开地拥有着一个性实习对象了。只要宝公子想那回子事，袭人肯定是不但乐于奉献，而且是她必须那样的义务。一倍多的“工资”不是白涨的。如果说平素有点儿少心无肠的史湘云并不思考这么多，但一向小心眼惯了的林黛玉也根本没多想，似乎令人不解。小心眼不就是凡事往别人并不多想的细处去多想吗？怎么竟也欣然相陪了前往，一块儿去道喜呢？史、黛两个到了宝玉处，“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旁边放着蝇帚子”。
“林黛玉见了这个景儿，连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湘云毕竟厚道，怕黛玉“醋”起来，又取笑宝钗，急找个借口扯她走了。而“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两声”……
看林黛玉，那会儿又是何等的敏感！
然哉。黛玉的“醋”和敏感，是专对着宝钗的。至于袭人，无论与宝玉关系怎样，她都是不“醋”的。《红楼梦》全书，无一笔哪怕仅仅点到过黛玉对袭人“醋”。宝钗也不曾“醋”袭人。非但不“醋”，还心怀着多种的好感。
于是局面成了这样——与宝哥哥最形影不离、朝夕相处者，非别个，袭人也；呵暖呵寒，侍起侍眠者，亦袭人也；陪聊伴谈，推心置腹，甚而最经常亲使性子娇作嗔者，还是袭人。就连袭人的名字，都是宝公子给起的。“花袭人”——这名字起的，就足以证明她是很受宝玉爱悦的人儿。事实上也正是那样。钗、黛二位姑娘因了宝玉心照不宣地争情夺意之战还没拉开序幕之前，人家宝公子已与花袭人初试了云雨情了。那可是林黛玉进了贾府以后，已与宝哥哥相互吸引着了的事。说明了什么呢？爱不是最自私的一种儿女情吗？怎么这最自私里边，竟容了袭人的一份偏得呢？尤其在最希望和要求百分之百占有的黛玉这一方，不是太显得异乎寻常地大量了吗？
也许，在黛玉的头脑中，思想和王夫人们是一致的——袭人毕竟是服侍宝哥哥的，又一向服侍得好，爱竹及笋，所以不“醋”。
也许，那黛玉情窦初开，对爱的需求，更主要地痴迷于一个“情”字。百分之百的占有愿望，也更集中地体现于一个“情”字。恰在“情”字上，自信袭人绝对不能对自己构成威胁。至于性的方面，反而忽略。故即使袭人对宝玉由侍起侍眠发展到奉体于枕席，也是不甚在意的。虽然，她和宝哥哥两个偷看《西厢记》，也曾羞得脸儿绯红，显然对性事也是心有向往的。
也许……
但无论有多少也许，这么一个“也许”，怕是怎么绕也绕不开的，便是在林黛玉的观念之中，对于男人包括她所知爱的宝哥哥纳妾甚而婚前拥有性实习对象这种事，是与当时的普通女子们一样持认可态度的。并且，她头脑中也许还存在着相当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她的认可态度，是由当时贵族们的生活形态所决定的，无须析究。她头脑中的等级意识，虽也无须析究，却很值得一评。而且，是历来的“红”学家、评“红”家们不曾评到的。
分明，在她眼里，袭人左不过就是个丫鬟，是个下人。故袭人对宝玉怎样，宝玉对袭人怎样，左不过是下人与主子、主子与下人的一种关系罢了。即使那一种关系发展到了在肉体方面的不清不白暧暧昧昧，也还是一种主子与下人的关系。无论宝玉娶了她自己，或宝钗，或竟娶了她俩以外的哪一个，袭人迟早注定了都将是宝玉的妾，这一点，大观园上上下下的人心里都是有数的。黛玉也不可能在这一点上竟多么迟钝。但即使做了妾，也还是由下人“提升”了的一个妾啊！
所以，宝钗之容袭人，体现着一种上人对下人的怀柔，一种“统战”，一种团结，一种变不利为有利的思想方法。而黛玉之容袭人，则体现着一种上人对下人的不屑，一种漠视，一种不在一个层面上不值得一“醋”的上人姿态。
故可以想象，设若宝玉果而娶了黛玉，袭人即使为妾，那日子也肯定是不怎么好过的，也肯定是不如平儿的。凤姐对平儿也是“醋”的，但毕竟视平儿为心腹。黛玉对袭人，则也许连凤姐对平儿那样也做不到。她可能干脆连袭人是妾的角色也不考虑，依旧地只将袭人当使唤丫鬟对待。
黛玉确乎是令人同情的。自从她的父亲也死了，她在大观园里的处境，也确乎近似着寄人篱下了。她的清高决定了她在下人中绝不笼络心腹，她幽闭的性情决定了她内心是异常孤独的。只有宝玉是她在大观园里的精神依托，也只有宝玉配是她未来人生的依托，起码以她的标准来衡量是那样。而宝钗，另一个与她处在同一等级坐标线上，但人气却比她旺得多的小女子，会轻而易举理所当然地将她的宝哥哥夺了去。
宝钗是由于其等级的先天优势才令黛玉终日忐忑不安，心理敏感，神经常常处于紧张状态。
袭人是由于其等级的先天不足才绝不能构成对黛玉的人生着落的直接破坏。
宝玉则由于其等级的“标识”才成了钗、黛的必夺之人。在钗，意味着锦上添花；在黛，意味着雪中偎炭。设若宝玉非是大观园中这一个宝玉，而是大观园外那一个甄宝玉，钗、黛还是会如此那般地去爱的，只要那甄宝玉也是贾母的一个孙……
黛玉悲剧的最大原因其实在于——她的视野被局限于大观园，而在大观园里的等级线上，只有一个贾宝玉。在她自己的等级观念中，也只有一个贾宝玉。
归根结底，爱情和世上的其他万物一样，它的真相是分等级的。几乎关系爱情的一切悲剧，归根结底又无不发生于那真相咄咄逼人地呈现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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