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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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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资料来源丰富，一方面来自甘肃身处第一线民俗工作者多年田野作业的成就，一方面来自长期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此书注意体现甘肃传统民俗文化的地域特色和多民族特色，展现了陇原大地民俗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该书的出版，不仅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研究资料，而且对于促进中华各民族的团结，促进新时代新文化的建设，加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联系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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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华民俗大典·甘肃卷》记录了甘肃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的“五四”以来主要民俗事象。 根据甘肃民俗文化特点，《中华民俗大典·甘肃卷》大类为九章，为了突出甘肃卷的特色，主要编选了对于地区和民族有代表性的民俗事象，特别对于甘肃的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三个独有民族的民俗事象做了侧重详细的叙述，对于汉族的民俗事象，选编了能代表一个地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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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世界文化宝库，《大典》对敦煌古俗专门作为一章叙述。主要以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文献记述的民俗为主，也有其他历史文献记载的内容。敦煌古俗一章也是本卷亮点之一，它对于我国古民俗以及丝绸之路多元民俗研究都是及其宝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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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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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钰，笔名：黄河。大学学历，研究馆员，历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歌考察组成员、《中华民俗大全》编委、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顾问，甘肃省民间文学集成办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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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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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俗文化概述
第一章 节日民俗
第二章 物质民俗
第三章 社会组织民俗
第四章 礼仪民俗
第五章 宗教信仰民俗
第六章 民间传统技艺与医药卫生民俗
第七章 民间游艺、曲艺与民间歌舞
第八章 民间工艺美术
第九章 敦煌古俗
第十章 甘肃民间文艺研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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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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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地图，你就会在青藏高原、内蒙古阿拉善高原和黄土高原三大自然区域的交汇处，看到长条形、哑铃状的甘肃省。它东西跨度达一千六百多公里，面积四十五万四千平方公里，辖兰州、白银、定西、庆阳、平凉、天水、陇南、金昌、武威、张掖、嘉峪关、酒泉等十二个地级市和甘南、临夏两个民族自治州，统领八十六个区、县（含六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总人口两千五百多万。甘肃这个省名，是由甘州（今张掖）和肃州（今酒泉）这两个古地名的首字合并而成。因省内绝大部分地区在陇山以西，汉王朝曾设陇西郡，唐王朝亦曾置陇右道，故历史上将甘肃简称为“陇”，近代以来，则多以“甘”作为简称。甘肃经纬度跨度宽，地势起伏大，平均海拔高，气候种类多。境内有祁连山、阿尔金山、乌鞘岭、西倾山、西秦岭、六盘山、小陇山、子午岭、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等大小山脉数十条，有黄河、渭河、泾河、洮河、大夏河、庄浪河、祖厉河、马莲河、西汉水、白龙江、黑河、疏勒河等大小河流数十条，形成了高原、山地、沟壑、丘陵、戈壁、沙漠、绿洲和小型河谷冲积平原等多种地貌并存的自然景观。据历史地理学家们的研究，远古时代的甘肃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布，土质肥沃，气候湿润，植被茂密，生态环境良好，很适合人类的生息和耕作。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华夏民族最初的文明星火，诸如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地呈现在甘肃大地上。甘肃作为中华民族农耕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已被越来越丰富的考古资料所证实。从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大地湾古人类遗址的挖掘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个长达三千多年（最早距今7800年，最晚距今4800年）的古文化遗址，属仰韶文化的先驱，比西安半坡遗址的历史还要早800多年。其中有些出土文物，堪称中国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发现，如大量陶器上所绘的鱼、鸟、蛙、虎和人形，反映了先民们的渔猎生活；黍米和油菜籽等碳化了的农作物种子的出土，证实了原始农耕的萌芽；陶制纺轮的出土，说明当时已有了原始的纺织技术；陶器上发现的十多种记事符号，也为我国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信息。尤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大地湾遗址恰恰处于“人文初祖”伏羲氏的诞生地——古成纪的范围之内，其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再加上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的平凉市崆峒山，西王母与穆天子会面的泾川县回中山，大禹治水的积石山等皆在甘肃境内，就足以证明甘肃与华夏古代文明关系的密切。夏末，周始祖后稷之子不窋因不满夏主的昏暴，率族奔狄戎之间，在陇东建立了不窋城。他殁后，儿子鞠陶、孙子公刘先后继承祖业，教民稼穑，为中华农耕文明的肇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周祖陵（不窋墓园）在庆城县东山，公刘殿在庆阳市西峰区温泉乡刘家店。在这两处，民间祭祀农耕先祖的活动至今不衰。周朝时，甘肃境内还曾建立过密须，义渠、共、秦等国，其中以秦最为强盛。秦氏族最初在天水市南西汉水流域的礼县、西和县一带为周王朝养马，后来得到很快发展并不断东迁，成为当时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最终完成了横扫六国、统一中华的大业。近十多年来在礼县大堡子山先后发现了大型、密集的秦先公先王墓葬群，出土了一大批国宝级的重要文物，进一步证明了秦人乃由甘入陕的史实。秦亡汉兴，西北疆域的开拓及丝绸之路的贯通，出现了商旅往返、贸易兴旺，丝绸西去，天马东来的繁荣景象。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令名将霍去病讨伐匈奴，迫使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归降汉朝，保证了河西走廊的畅通，而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的设立，则进一步促进了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三国时期，魏、蜀、吴各自逞雄，战事连连，甘肃的秦州（今天水）、陇城（今秦安）、武都（今西和）、西县（今礼县）、河池（今徽县）一带，成为魏、蜀双方激烈争夺、战争频繁之地。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祁山堡（在今礼县境），斩马谡的街亭（在今秦安县陇城镇）等古战场遗址至今犹存，三国传说故事也在这些地方广为流传。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动荡不安，战乱蜂起，聚居于甘肃境内的氐、羌、匈奴、鲜卑等族的上层统治者，乘机建立了各自的割据政权，如“河西五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等小国，但统治时差是都不长。唯武都白马氐族部落首领杨腾之子杨驹所建立的仇池国从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２１１年）开始，历经三国、晋、宋、齐、梁、陈、魏、周、隋等朝，传十八代，易三十三主，统治甘、陕、川六郡十八县达３８６年之久，其治所以“百顷”为号，在今甘肃西和县境内的仇池山上。西和县曾出土两颗爵封金印，其上文字一曰“晋归义氐王”，一曰“晋归义羌候”，这是因为晋惠帝时，氐羌部落在齐万年率领下举行起义，失败后归降，故印章上才有“归义”字样。隋朝时，甘肃一带又受突厥和吐谷浑的侵扰，隋炀帝率兵西巡，平定并安抚了吐谷浑，还在张掖会见了西域二十多个小国的君主或使者，恢复了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盛唐时期，由于国家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再加上唐王朝在丝绸之路沿线派兵驻守，建立驿站，开辟商城，保证了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国家使者和商旅的安全往来和正常贸易，文化交流亦蓬勃展开，出现了“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夜集》）和“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的歌舞升平景象。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侵占河陇地区，加之宋元以降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使往昔热闹兴旺的丝绸之路趋于萧条，而甘肃也逐步演变为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元明时期值得提出的，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开始大量在甘肃聚居。我之所以用这么多篇幅来叙述甘肃的历史，就是因为甘肃多民族的民俗文化传承，与其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许嘉璐同志在祝贺甘肃省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成立的贺信中，曾希望甘肃省的文化人以“源头·敦煌·丝路·交融”为主题开展民族文化的研究、建设、与促进工作，而这八个字，也准确概括了甘肃传统民俗文化的地域特色和多民族特色。比如，天水市的伏羲庙会、平凉市泾川县的西王母庙会、庆阳市的周祖陵庙会和公刘庙会等，从古至今长盛不衰，都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源头的许多特征，它们对“人文初祖”、“农耕先祖”的崇拜与怀念，同全国许多地方的民间俗神信仰在性质上是有明显差别的。敦煌不但是佛教东传的重要门户和石窟艺术中的姣姣者，而且也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之一。敦煌壁画和石室中发现的大量文献资料，不但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国内存续的众多民俗事象之所由来，而且也是研究中华民族民俗史的资料宝库。比如说，近二十多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研究傩文化的遗存，但有关傩文化的分类，大都依据敦煌遗书中所记录的古代傩歌唱词《儿郎伟》（共36首）所反映的内容，分为宫廷傩（官傩）、军傩、寺庙傩和乡傩（包括丐傩）四大类。再比如，关于伏羲女娲洪水神话的文字记载，过去的研究家都认为唐人李冗《独异志》中的记载最早，但敦煌遗书中的有关记载却著录于六朝时期，比《独异志》提前了四百年左右。这就说明，敦煌遗书中的民俗文化资料，对研究我国的民俗史和多民族的民俗文化交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高国藩的《敦煌民俗学》、谢生保主编的《敦煌民俗研究》、谭蝉雪的《敦煌婚姻文化》等专著，已经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民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甘肃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汉、回、藏、蒙、东乡、保安、裕固、哈萨克、撒拉、满、土、维吾尔等十二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1.31%，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69%。少数民族中，东乡、保安、裕固是甘肃独有的三个民族。东乡族因聚居于河州（今临夏市）东乡（1950年设自治县）而得名。其形成的时间大约在元末明初，由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和蒙古人所构成，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与回族大致相同，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手工业、饮食业和商业。在过去，擀毡、钉碗、当筏客子（水手）是东乡族人的绝活，现在则以餐饮业最为突出，尤其是“手抓羊肉”更是享誉全国。保安族因最初聚居于明王朝修筑在青海同仁县的“保安三庄”而得名。清同治初年，因躲避当地喇嘛教隆务寺主持及农奴主的欺压而东迁至甘肃省积石山下的大河家、刘集、大墩、梅坡一带，形成了新的“保安三庄”，其语言亦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信仰伊斯兰教，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部分人兼营手工业，专门制作各种花色品种的保安腰刀，技艺精湛，远近闻名。裕固族自称“尧呼尔”，历史上曾被称为“撒里畏兀尔”、“黄番”等。源出于唐代甘州回鹘的一支——黄头回纥，后几经迁徙，才定居于祁连山北麓的狭长地带和酒泉市附近的黄泥堡、前滩、明花、明海一带，1954年2月，建立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有两种语言，西部裕固族操尧乎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部裕固族操恩格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裕固族人以牧业生产为主，最初信仰萨满教，后来改信喇嘛教的格鲁派，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有史诗《我们来自西至哈至》和叙事诗《萨里玛珂》、《黄黛琛》等在民间广为流传。到目前为止，甘肃省已有54项民俗文化，被批准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最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有：兰州市的太平鼓、兰州鼓子、苦水高高跷、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的松鸣岩花儿会、临夏砖雕、保安腰刀锻制、东乡擀毡技艺；庆阳市的道情皮影戏、香包刺绣；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德尔”、藏族民歌、史诗《格萨尔王传》演唱、舟曲多地舞、卓尼巴郎鼓舞；定西市岷县二郎山的花儿会、洮砚制作技艺；天水市的伏羲祭典、清水道教音乐、武山旋鼓舞、秦安小曲；河西走廊各市、县的河西宝卷、夜光杯雕、凉州贤孝、裕固族民歌、裕固族服饰、敦煌曲子戏、永昌万字灯会；陇南市西和县与礼县的七夕节（当地人叫“巧娘娘节”）、武都高山戏、文县傩舞“池哥昼”；平凉市泾川县的西王母信仰习俗、庄浪县抬阁等。这些项目或以民族、地方特色浓郁见长，或以古老风俗本真性的存留而凸显其价值。比如说，乞巧节在历史上曾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是中华民族最有特色的女儿节。在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化的今天，这一风俗在大多数地区已明显淡化甚至消失。但在甘肃省东南部的西和县和礼县，这一传统节日风俗却保存得相当完整，并在继续大规模传承。其延续时间之长（七天八夜），流传地区之广，参与人数之多，治动内容之丰，在全国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可称得上是“华夏第一”。总之，现在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中华民俗大典·甘肃卷》，以其古老性、多民族性和敦煌民俗为重点，充分展现了陇原大地民俗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这不但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家们提供了全面、真实、丰富的研究资料，而且在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新文化以及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等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乡族民歌可分为叙事歌、东乡号子、端斗拉、宴席曲等。
叙事歌，叙事长诗较古老，都是说唱体。大多用东乡语演唱，有时用于伴舞，主要是在婚礼中表演。
东乡号子，有用汉语唱的，也有用东乡语唱的。
“端斗拉”音乐，曲调属平板山歌，不紧不宽，无大起大落，以其中庸适度而区别于其他花儿。上下乐句略趋于方整，调式多为五声徵调式或商调式。润腔装饰多为倚音，少用颤音。声调高亢、悠长、嘹亮，跳跃幅度大，多采用真假音相结合的唱法。与回族，汉族“花儿”相比较，在旋律上更突出级进和同音反复。但总的来看，与当地的回族、汉族民歌较为接近。
宴席曲，一般通称家曲。由民间传统仪式曲发展而成，有散曲、说唱曲、叙事曲三种。
散曲，一般指恭贺、赞美之类的内容，曲调很多，大多一词一曲，固定不变；说唱曲，兼说兼唱，由起头、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叙事曲，一般吟唱爱情悲剧故事和生活故事，多为二句式和四句式，可换调演唱。
“花儿”是东乡族人民最喜爱的一朵艺术奇葩，几乎人人会唱，人人会编。它语言精练，情景交融，富有生活气息。是四句一首，前两句为比兴，后两句为本意。每三句各是七个字或是九个字，二、四句多为八个字，樱桃好吃树难裁，白葡萄搭起（个）架来。心里育活口难开，“花儿”里带上个话来。东乡语中把“花儿”称为“端”。“端拉斗”就是“漫花儿”。近一二百年来，“端”在东乡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东乡“花儿”唱道：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音“哈”），不死就是这个唱法。“花儿”表达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因此，东乡族的“花儿”即兴歌手很多。
此外，东乡族人民还演唱小调和酒曲。小调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演唱的小型民歌，酒曲是在猜拳行令时演唱的小调。东乡族的小调、酒曲和当地回族、汉族的小调、酒曲无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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