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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956年，毛泽东：“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60年前，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我国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上空闪过一道强烈亮光，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试验场区欢声如雷，全体参试人员热泪盈眶，激动万分。而这一切，还要从1945年说起……
1988年，邓小平：“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谨以此书，致敬为国铸盾的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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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回顾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攻关之路，反映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在国力极度薄弱，工业基础、科技基础几乎空白，科技人员非常短缺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审时度势、高瞻远瞩、英明决策，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科技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工人等无私奉献、奋力拼搏，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大协作，共同攻坚克难，铸造中国之盾的故事。这既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时间和空间，同时，又增加了世界和平的力量。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兼具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通俗文学的可读性，读来感人至深，使人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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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胡思得，浙江宁波人，著名的核武器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院长。一直从事并先后参加或主持领导了多项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工作，为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奖项，199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5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获2021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四川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荣正通，江苏无锡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钱学森生平与思想、聂荣臻与中国科技事业等，已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科技史杂志》《国际论坛》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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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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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核心部件浓缩铀球的材质是铀235。一颗铀球，由一模一样的两个半球组成。半球并不是实心的，还有一个内球，用来装核爆时的点火中子源。每个半球的内球和外球的同心度必须高度一致，误差不能超过0.0015毫米。外球的光洁度标准最高，精度要求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八分之一。因为铀球的硬度如钢铁一般、精度要求特别高，所以加工时纵向的进刀量深度不能超过0.2毫米，横向的走刀量不能超过0.15毫米。加工一个内球，至少要花三四个小时，而加工一个铀球，大约需要12小时。加工铀球用的机床是从东欧国家进口的特种球面机床。这样的球面机床当时全国只有两台，一台在北京，一台在404厂。铀球的加工精度要求特别高，因此在加工时不能使用普通的夹具固定铀球，只能使用真空泵把它吸住。如果切削强度过大，真空泵就吸不住铀球。因为加工区内是核沾染环境，所以工人只能站在完全屏蔽的机床外侧，隔着厚厚的玻璃观察窗，戴着双层乳胶手套从两个小孔伸进去进行操作。
为了加工铀球，位于戈壁滩上的404厂在1963年从全国海选技术最精湛的车工来比武，最后确定由上海汽车底盘厂的技术工人原公浦主刀核心部件加工。原公浦先用钢球练手，然后用材质接近的铀238球练手。除了加工精度外，原公浦还担心发生临界事故。临界事故的主要危险是瞬发射线的外照射，它会使工作人员受到大剂量照射，从而导致人员伤亡。小小的铀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承载着千万核工业干部职工的心血。原公浦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半夜经常说梦话。在最后冲刺的三个月里，因为整天练习车同一尺寸的球，他走路、睡觉眼前都是球。身高1.7米的原公浦瘦到只有90斤，一天下来连一个馒头都吃不下，只能每天由专人给他从静脉注射葡萄糖针剂。
在把浓缩铀坯件加工成铀球时，加工室里只能留下三个人，因为人也是反射层，可能造成临界事故。留下的三个人中，第一人是主刀——原公浦。第二人负责监护，一面提醒原公浦的操作，一面要及时拾起他车下的铀屑，防止其积聚在切屑盘内，引起裂变链式反应。第三人负责测量，原公浦每车三刀，他就要测量一次，看看还差多少，还要车多少刀。
1964年4月30日上午离家出门前，原公浦心事重重，欲言又止，最后对在同一分厂工作的妻子郭福妹交代说：“我上班去了，你要把女儿带大。”这句夫妻之间不到生死关头不会轻易说出口的话，让郭福妹瞬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她不敢追问，但是眼泪已经夺眶而出。原公浦上班后，从公安部派驻404厂的处长到404厂负责保卫的副厂长一个个先后找他谈话，都是一个意思：铀球比生命还要重要，不能出任何偏差，必须百分百完成任务。
4月30日12时，原公浦穿好三层防护服，戴上双层乳胶手套，和组长何绍元、助手匡炳兴一起走进他的28号工作间。404厂厂长周秩、总工程师姜圣阶、车间主任祝麟芳和保卫干部都守在门外。铀球装上真空吸盘后，原公浦突然紧张起来。也许是因为进刀力度把握不准，铀球突然从吸盘上脱落，哐的一声掉在切屑盘里。这是练习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工作间里的三个人都惊呆了，原公浦更是几乎本能地不顾一切地用双手捧起了铀球。他吓得大汗淋漓、衣衫湿透，担心铀球有没有摔坏。幸运的是，经技术部门反复检查，铀球安然无恙。此时厂领导必须决策，是当场换人，还是明天继续干？周秩和姜圣阶没有批评原公浦，而是充满信任地宽慰他：“小原，你就是太紧张了，你的技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姜圣阶让郭福妹冲了一杯牛奶传递进来，让原公浦喝下定定神。
原公浦在休息区用吸管喝下牛奶，镇定多了，随后请求马上回28号工位继续加工。球面机床再次转动起来。到了午夜时分，原公浦报告说：“我要加工最后三刀了。”这是最关键的三刀，车多了，铀球就可能报废；车少了，铀球有可能产生硬化层，影响原子弹爆炸，因此必须丝毫不差。原公浦全神贯注，车一刀，停下来量一下尺寸，然后车第二刀，再停下来仔细测量，车完最后一刀，他几乎要瘫倒在地。原公浦后来说：“其实关键时候我连防护眼镜都拿掉了，顾不得了，受辐射就辐射吧。”5月1日凌晨3时许，检查员报告：核心部件的精确度、同心度及尺寸等各项数据全部达到设计指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铀球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诞生了，原公浦也因此成为中国核工业史上有名的“原三刀”。
原子弹的产品振动试验风险很大，试验人员要有视死如归的勇气。振动试验就是把产品装到汽车上经受路况的颠簸试验。根据规定，就是行驶在有坑洼的路况上，汽车的行驶速度也不能改变，以观察产品承受的颠簸力度，试验多大的颠簸力度才会引起爆炸。为此，行驶过程中要做好一系列数据记录。用于振动试验的原子弹内部没有核装药，但是有用于引发核爆炸的高能常规炸药。第一次试验时，汽车上装的虽然是真弹，但是没有插雷管，主要是为了获取路面颠簸的数据。因为知道不会发生爆炸，所以试验人员都不紧张，驾驶汽车跑得很欢。第二次试验时，汽车上装的是插着雷管的真弹，还必须严格按照第一次模拟试验时取得的数据和速度行驶。这次当试验车队开到海晏县管理站时，因为前面路况很差，大家都不敢开了。谁都明白，一旦颠簸得太厉害，超过极限，必将引爆炸药，导致车毁人亡。直到杨副厂长坐到产品车上稳定大家情绪，汽车才敢继续前进。一路上谁都不讲话，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次振动试验任务最终顺利完成，大家下车后都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又是哭，又是笑。
研制原子弹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总装。1964年夏，第一颗原子弹的零部件陆续运入221厂。7月20日，在第二生产部副主任蔡抱真等领导的精心组织下，负责各部件分装和总装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开始投入紧张的装配工作。在总装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一段时间里，王淦昌、朱光亚等科学家和张爱萍、李觉将军经常到车间检查工作进展，慰问工作人员，鼓舞士气。当时因为谁也没做过，更没经验，工人们经常担心原子弹会突然爆炸。李觉将军就和工人们坐在一起，并说：“你们就放心干吧，要是出了技术上的问题我担着，如果问题严重了，那咱们就一块儿吧！”王淦昌不怕核辐射，每次进车间，他都要摸一摸那个令人敬而远之的大家伙，就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王淦昌告诫其他人不能摸，有危险。他还经常夸工人们干得不错，使他们信心倍增，干劲十足。8月19日，第一颗原子弹全部装配完毕。不久之后，九院的全体参试人员登上专列，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罗布泊核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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