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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美国史学界*奖班克罗夫特奖获奖作品、霍利奖获奖作品
◎史学泰斗W.拉夫伯尔代表作之一
◎近几十年以来，*本审视近代美日完整关系史的著作
◎研究透彻、文献详尽，深刻揭示了150年间美日之间的分歧、冲突、战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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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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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紧凑、同质、紧密团结，害怕无序；美国，庞大、开放，害怕经济危机，不断谋求国际市场。本书即讲述了自1853年以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分歧、冲突、战争与合作，以及其背后的爱恨故事。通过运用美日两国的文献材料，拉夫伯尔为我们呈现了重新武装日本背后的曲折、现代美日贸易谈判中的紧张、日本在为美国巨额赤字提供资金方面的持续重要性，以及两国开拓中国市场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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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W.拉夫伯尔（W. LaFeber，1933.8—2021.3）
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当代最杰出的对外关系史学者之一，著有《新帝国：对美国扩张的解释，1860—1898》《美国、俄国和冷战》《不可避免的革命：美国在中美洲》等。
拉夫伯尔的学术生涯跨越了“美国世纪”的后半段，其间，他不断向美国的“正统史学派”发起挑战，他的很多信徒也成为切实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包括美国前国会议员，现在是华盛顿特区顶级说客的汤姆·唐尼（Tom Downey），美国前任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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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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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 前 言
第一章势不可挡，志不可移 / 1
1 / 一 两个民族
6 / 二 遭遇“新西方”
8 / 三 美国人的出现
18 / 四 哈里斯大胜，以及井伊遇刺
25 / 五 美国人与现代日本的诞生
第二章 加入俱乐部（1868—1900年）/ 39
39 / 一 两种制度
49 / 二 两种制度、两种帝国主义
54 / 三 加入帝国主义俱乐部：伊藤、格莱西姆与甲午战争
63 / 四 夏威夷争端
68 / 五 加入帝国主义俱乐部：“精彩而微小之战”与黯然失色之战
74 / 六 美日一度是朋友
第三章 转折（1900—1912年）/ 83
83 / 一 列强与义和团
91 / 二 山县、罗斯福与日俄战争
103 / 三 中国东北：首次冲突
107 / 四 加利福尼亚危机及其他
112 / 五 中国东北：第二次冲突
第四章 革命、战争与种族（1912—1920年）/ 126
126 / 一 老欧洲、新亚洲
128 / 二 山县、威尔逊与革命中国的“边疆”
131 / 三 加利福尼亚：“另一个种族问题”
134 / 四 双线战争：1914—1918年
144 / 五 西伯利亚（俄国远东）：苦涩的选择
148 / 六 巴黎
第五章 创造新时代：从华盛顿到沈阳（1921—1931年）/ 163
163 / 一 胡佛、拉蒙特与新时代
168 / 二 华盛顿公约、纽约的黑室
180 / 三 “心平气和，以理服人”：1924年移民法案
183 / 四 又是中国
189 / 五 “他们仍然需要我们——这或许就是他们恼怒的原因”：1929—1931年
第六章 绳索Ⅰ：从沈阳…… / 203
203 / 一 日美关系的“典范”：20世纪30年代
204 / 二 华尔街与东北危机
216 / 三 高桥、赫尔，以及战争贸易与战争政治之间的竞争
225 / 四 战争与演员
第七章 绳索Ⅱ：……到珍珠港 / 234
234 / 一 系紧绳索
239 / 二 “共荣圈”
246 / 三 割断绳索的努力：珍珠港
第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两种愿景之争 / 267
267 / 一 天皇VS“机器法则”
272 / 二 加利福尼亚参战：再安置营和好莱坞
277 / 三 日本机器的失败
283 / 四 “我们被当成了傻子”：美国战后规划中，敌人成为朋友
292 / 五 杜鲁门和雅尔塔体系的崩溃
300 / 六 “双重打击”——与结局
第九章 创造一个新日本：改革、反转和战争（1945—1951年）/ 319
319 / 一 “要么给我面包，要么给我子弹”
325 / 二 占领的第一时期（1945—1947年）
333 / 三 占领的第二时期（1947—1950年）：美国人
339 / 四 占领的第二时期（1947—1950年）：日本人、美国人和中国人
348 / 五 朝鲜：为日本而战——“上天的礼物”
第十章 20世纪50年代：关键十年 / 370
370 / 一 “日本……或为天使，或为恶魔”
375 / 二 戴明、杜勒斯和重大选择：中国还是越南？
386 / 三 新冷战
391 / 四 围绕安保条约的危机（1957—1960年）
第十一章 “奇迹”的出现与中国的再现（1960—1973年）/ 408
408 / 一 池田和其他“晶体管商人”的“奇迹”
416 / 二 肯尼迪、池田和“平等伙伴关系”的幻觉
423 / 三 约翰逊、佐藤和越南
434 / 四 尼克松和佐藤——或者“与敌人贸易”
439 / 五 尼克松冲击
第十二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1973年以来）/ 455
455 / 一 冷战时代的转折点
460 / 二 需要的是美国军人而非美国银行——或者“日本第一”
468 / 三 20世纪80年代：从“罗康”开始……
471 / 四 ……到两种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
478 / 五 ……到“日美关系处在1960年以来的最低点”
480 / 六 “冷战结束了，日本最终获胜”
485 / 七 海湾战争：美日冲突的典型案例
489 / 八 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亚洲的政策从日本开始”
505 / 结 语 冲突：回望中的现实
517 / 附 录
522 / 参考书目
556 / 致 谢
560 /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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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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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4年12月7日，为了纪念日本袭击珍珠港23周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纽约举办了一场以美日关系为讨论话题的非公开会议。在约翰·K.爱默尔森（John K. Emmerson，美国国务院资深日本问题专家）、詹姆斯·莫莉（James Morley，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事务著名分析师）以及罗伯特·W.巴内特（Robert W. Barnett，美国国务院高级亚洲事务专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
爱默尔森认为，最近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日本对于自己归属于远东（Far East）还是远西（Far West）产生了疑问。他们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桥梁。在莫莉看来，日本人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摇摆。
巴内特谈到，他希望上述两种观点都是对的，但恐怕它们都错了。他所见过的所有日本人，在谈论中国时都同时包含两种情感：一是对中国悠久历史传统的仰慕，二是认为一个日本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胜过一个中国人。
意味深长的是，这场讨论进行之际，正是日本经济奇迹开端之时—— 日本正迅速崛起，对二战结束后一直主导国际市场的美国工业霸权进行挑战。同时，这场讨论也发生于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担忧达到顶峰之时，中国于1964年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美国政府还批评到，在越南的棘手战事中，中国即使不是操纵者，至少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这些1964年12月7日留下的文字，揭示了本书的三个主题。首先，尽管美国和日本在绝大多数东亚事务上将对方视为伙伴（1931—1945年除外），但在150年的美日关系史上，它们确实一度陷入了一系列十分危险的冲突之中。冲突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于1853年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日本紧闭的国门。冲突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民意调查显示，随着冷战的终结，美日将彼此而非苏联视为自身最大的威胁。
第二个主题是，这些历史问题的根源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冲突，而在将来，这种冲突还将持续。20世纪90年代日本财务省的一个实权官员曾经解释了这种不同，他说美国奉行资本主义的市场政策，而日本则奉行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政策。这不免言过其实，但确实说到了关键：近400多年来，由于对混乱的恐惧，日本形成了紧凑、同质而联系紧密的社会。它试图通过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避免混乱，这个政府将引导那些推动经济运行的精密的非官方网络。另一方面，近200年来，美国形成了肆意伸展的多元开放式社会，这一社会有充分的理由对经济衰退心怀忧虑，并试图通过建立开放的国际市场来避免衰退。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国际”指的是边疆——北美大陆的西部以及欧洲和拉美。19世纪40年代后，“国际”也包括了爱默尔森和其他美国精英口中的“远西”——亚洲。
接下来是本书的第三个主题：这两种资本主义的冲突焦点在中国。佩里强迫日本开国，是因为华盛顿当局希望将日本作为富庶的中国市场的战略中转站。而正如巴内特指出的那样，日本人既将中国视为自身文化的来源，也将之视为自己潜在的边疆。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与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通力合作，这一合作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沙俄帝国在华北扩张势力的担忧。日本在1904—1905年击败俄国之后——这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巨大胜利震撼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即开始着手在亚洲大陆建立自己的帝国。到1915—1920年，由于日本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以及对西伯利亚（俄国远东）事务的介入，华盛顿对东京的不满已经到达了极点。
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是美国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又最被忽视的外交会议之一，它解决了日美之间的这些冲突，但也只是暂时解决而已。会上达成了一个交易：日本在西太平洋获得事实上的海上霸权，作为交换，它同意与纽约的银行家一同开发中国的部分地区。但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交易也既没有为日本，又没有为日益处于革命边缘的中国带来秩序。而在1929年后，作为协议基础的美元开始暴跌，协议本身也随之烟消云散。
日本军方随即开始掌握主动权。财阀——实力雄厚的家族式工业金融联合体——与军方合作以摆脱对西方的经济依赖。财阀一直以来都在从强大的政府机构获得诸多援助，正如加拿大外交官E.H.诺曼（E.H. Norman）在二战前夕出版的一部眼光独具的作品所阐述的，这一军工政的集合体并非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在德川时期（1603—1867年），尤其是明治时期（1868—1912年）就已经出现了。
到一战时，美国已经通过实行政治与贸易相结合的强力措施——包括关税和对生产商、铁路建筑商的大量津贴，使得自己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而在意料之中的是，一到达这一顶峰，美国人就决心打开全世界的市场，为他们蓬勃发展的工业和农业寻求利润，为他们剧增的、多元的人口谋求工作机会。和日本人一样，他们将商业目光投向了亚洲大陆，即使日本已经开始部分封锁这一庞大的市场并将之视为自己的禁脔。
然而，与日本人不同的是，在美国人眼中亚洲只是一个巨大机遇的一部分。虽然日本从历史出发，极为重视东亚与东南亚对自身生存的重要性，但美国却发展出一种全球视野，从而将亚洲视为一个更为庞大的体系的一部分。美国人和日本人之所以爆发冲突，并不仅仅因为中国问题，更是因为，日本将亚洲大陆视为首要利益，而美国将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视为首要利益，如果东亚与东南亚没有融入这一体系，它就会毁于一旦。最终，美国于1941年参战，因为它无法在中国问题上解决与日本的分歧，尤其是在中国如何被融入世界市场这一问题上。
20世纪30年代美元的暴跌和二战的惨状使得美国人坚信，在1945年后，他们的全球愿景必须要实现。他们的国内秩序与繁荣有赖于此。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看起来他们最终具有了实现这一愿景的能力。为此迈出的基础性的一步是对被摧毁的日本的占领和重建。然而，作为日美关系中许多有趣的讽刺之一，华盛顿官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日本发展出强大的出口贸易，它才能生存并避免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相应地，这一决定带来了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日本工业金融联合体的重建，以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这也导致了强有力政府机构的重建，以引导这些联合体并驱动整体经济适应出口贸易的需要。在吉田茂首相的领导下，日本人将美军占领化为己用。吉田说道：“许多历史案例证明，在战争失败后仍然可以通过外交取得胜利。”
日本复兴政策的关键环节是对资本的控制，以及在实际层面对美国投资的排斥。美国人从20世纪30年代学到的教训是，封闭的经济集团（例如日本和德国）将带来战争，而绥靖（例如1938年在慕尼黑与希特勒达成的交易）只会鼓励侵略者。然而，日本人从20世纪30年代学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教训：他们再也不能依赖从外部获得资本；这也意味着必须寻找军国主义之外的、能够在东亚开拓经济机遇的手段。
讽刺还没有结束。日本出口商既需要原材料也需要市场。而截止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官员认为东南亚将最佳地满足日本这两种需求。1941年这些官员曾加入对日作战，部分原因就是东京坚持在东南亚建立封闭的“共荣圈”，但如今，这已经不重要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其他高层官员警告说，如果日本不能获得一个开放的东南亚，它要不就是被迫向美国倾销商品，要不就会与共产党中国做生意，后者无疑更糟糕。正是这一方针使得美国投身越南，也正是这一方针使得美日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之后围绕对越、对华政策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当美国身陷东南亚的沼泽之时，日本却打开了与北越共产党政权的贸易渠道，通过提供越南战争的军需而日进斗金，并开始重回中国市场。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之行如同起跑的发令枪声，拉开了日美争夺中国市场的序幕。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后，中国有望成为21世纪前半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为了这个市场展开的激烈竞争被以下两点掩盖了：美国对日本巨大贸易顺差的强烈抗议，以及美日安全伙伴关系带来的共同利益，这种针对苏联的伙伴关系允许日本保持小规模的、低成本的军事设施。
出于美国的利益，尼克松最为亲信的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希望让中国与日本鹬蚌相争，即使这意味着日本可能会掌握核武器。记录显示，他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U.S. Joint Chiefs of Staff）上说道，“日本人一向自私而奸诈，而且不断追逐自己的利益”。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开始增加军费，中国将十分忧虑。这是一件好事……让中国保持忧虑对我们十分有利”。
1989—1991年的一系列事件又一次改变了这种关系。首先，80年代末，中国的变化引发了美日之间的重要分歧，即在对中国的考量之中，是否应当有比贸易利益更优先的其他权益。第二，1990—1991年的海湾危机重创了美日关系，因为日本拒绝推翻战后的反战政策而援助美国，即使最后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援助，日本也是极不情愿的。考虑到美日在中东利益上越发扩大的分歧，这一点并不奇怪。第三，自1955年以来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垮台了，它成了腐败和无能的受害者。第四，由于强势的通产省的过度投机与过度监管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济奇迹终结了。第五，1991年12月25日的苏联解体使得促进美日弥合分歧的共同对手不复存在。贸易与中国问题成为最重要的事务，它们如此重要，以至于被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1992年大选中用作攻击乔治·布什（George Bush）的武器，并在之后塑造了克林顿的外交政策。
在所有这些混乱之中，日本经济政策的转变却十分微小。它仍然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资本来源和受到监管的社会。美国大使迈克·阿玛科斯特 （Michael Armacost）评论道，尽管日本投资了亿万美元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但日本所有的外国投资却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3%，而这个数字还在下降。尽管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建立了大量工厂，但世界500强企业只有不到一半在日本有经济存在，而且大部分只是在联合控股中拥有少数股权。日本人有计划地接触美国的科技，但同时确保外国人不能接触自己的科技。他们科技中的关键部分都设计为军民两用。到1983年，东京甚至用法律为借口阻止其国防科技向它的保护者——美国出口。
冷战后的两国政策必然是新旧参半的，新的部分是对安全条约的重新界定，以应对威胁双方关系的离心力量。对美国来说，防务协议给予了它影响亚洲发展的最有效杠杆。对日本来说，这使得它依赖美国获得保护，从而得以在利润颇丰的民用商品领域而非国防预算上进行大量投资。对中国和东南亚来说，条约也提供了安全保障——这防止了日本重新军事化。
因此，美国在日本及其周边部署了近五万名美军和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海空力量，以保护它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使得这个对手能够轻易进入业已消除疑虑的东亚和东南亚。这样的政策（和讽刺性）深深植根于150年的美日关系史中，也只有在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它。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围绕中国展开的竞争、美国以西方方式将日本纳入西方体系的企图、不时喧嚣的种族主义——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有关美日关系史的阐述所不断引发的争议，都可以追溯到美日关系的原点。1995年围绕如何看待50年前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所爆发的激烈争论向我们证明，在过去和现在，美国和日本都在利用历史为自己的政策提供合法性。
近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作者在一本著作中审视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完整美日关系史。本书试图做到这一点，并且试图展现一段与1995年争论中所显现的截然不同的美日关系史。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有一句名言：“过去从未消亡，它甚至从未过去。”这句话正是对美日冲突的实质性阐释。
美国人的出现（节选）
驱使这些访客横跨太平洋的，既有“天定命运”的国家信念，也有越来越强烈的征服亚洲市场的愿望，还包括对国内危机加深的担忧——尽管这一点似乎有些矛盾。“天定命运” 的口号最早于1845年出现在狂热推崇扩张主义的民主党报纸上，它要求征服俄勒冈，即使这意味着与宣称拥有这一地区的英国开战。这一口号后来逐渐具有了如下含义：美国人［正如边疆作家马克·吐温所说，“（他们）如同手握4张A的基督徒那样从容自信”］相信，上帝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去传播自己崭新的政治体制、延伸自己成功的商贸路线——先是在北美大陆，之后扩展到拉美，随后尤为重要的是照亮愚昧的欧洲与亚洲。
在这一原则指引下的美国人同样希望获得利润。上帝和财神——终极的救赎与个人的世俗成功，在美国主流社会中从未相互疏离（日本则恰恰相反，当终极目标——日本式的“天定命运”出现时，它很少受到个人对财富追求的影响）。
1790—1853年间，至少27艘美国船只（包括3艘军舰）造访了日本，但全被拒之门外。1832年，作为其划时代的太平洋航行的一部分，埃德蒙·罗伯茨（Edmund Roberts）接到了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当局的命令——与日本缔结条约，但他在到达日本前就去世了。5年后，在广东的美国人名下的“莫里森”号（the Morrison）试图以送返日本失事船只幸存者的名义访问日本。此外，船员还希望能让日本人皈依基督教，同时“做一点儿生意”。但无情开火的海岸炮将“莫里森”号打回了中国。1846年，新组建的美国东亚舰队的司令官詹姆斯·比德尔（James Biddle）海军准将在东京湾附近与日本官员进行了激烈讨论，日本人强调自己没有兴趣与他贸易，他也无须再来白费力气。为了表明日方的立场，当比德尔试图强行登上一艘日本船只时，一个日本船员击倒了他。
与此同时，美国的捕鲸船在富饶的日本沿海水域作业，于是遭遇海难的美国水手们不得不经常依赖于日本村民并不友善的怜悯与帮助（就像1848年那样）。当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于1851年出版《白鲸》时，捕鲸成为美国人跨越太平洋这最后一个伟大边疆，以及迫使美国人挑战这些边疆的狂妄自大的心理隐喻［后来，当佩里准将希望一位作家讲述他如何使日本向西方开放的故事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向佩里推荐了梅尔维尔。大约140年后，梅尔维尔的作品塑造了美国和日本的文学研究］。
在1842年上海开放贸易之后，日本受到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美国船只循着最短的北方环形航线从加利福尼亚前往上海，这一航线使得它们经常靠近日本。1846—1848年对加利福尼亚港的征服以及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为美国打开了一个历史机遇—— 也可能是潜在的陷阱。1848年财政部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注意到了这个机遇：“有赖于最近在太平洋取得的成果，亚洲突然成了我们的邻居。我们之间的平静海洋，正在邀请我们踏上一条比整个欧洲加起来都更广阔的商路。”1851年，《亨特商人杂志》（Hunt’s Merchant Magazine）警告称，美国商品已经使“我们面临一个潜在的危险：持续扩张的资本必将为自己寻求新的使用渠道”。这本杂志相信，决战将在美国与同样具有扩张倾向的英国之间发生，而其前景则十分乐观——美国将控制“整个东方贸易”。
但“天定命运”也有其暗面。随着广阔的新疆域被迅速并入领土，在蓄奴的南方与反蓄奴的北方之间，围绕谁将控制新征服的西部及其港口爆发了激烈争论。在国会通过了“1850年妥协案”（Compromise of 1850）后，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包括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内的许多人都担心，危机只是被掩盖了。在1850—1851年，韦伯斯特甚至通过放大与奥地利之间的一个微小问题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以此将美国人的视线从国内的危险点引到相对不会引发分歧的国外问题上，这一点在后来也为他自己所承认。韦伯斯特长期担任辉格党领袖，而辉格党的大多数实力派成员都来自深层介入国际贸易的商业集团。在是否要将德克萨斯并入联邦的早期辩论中，韦伯斯特完美地抓住了辉格党外交政策的重点，声称一个旧金山的价值抵得上二十个德克萨斯。利用美国港口作为前往亚洲的跳板，成为韦伯斯特主义的原则。1843年，作为国务卿的他撰写了一份指南，促成了1844年第一份中美贸易条约的缔结。1842年，他起草了一份声明，并由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发表。声明中表示，其他列强应当将夏威夷视为美国特殊的保留地。韦伯斯特制定了美国首项对太平洋政策和对华政策，接下来就轮到日本了。
1851年5月，韦伯斯特从即将执掌东亚舰队的约翰·H.奥里克（John H. Aulick）那里得知，送返17名日本失事船只幸存者可能会提供一个“打开对日贸易关系”的机会。国务卿指派奥里克承担这项任务。经验丰富的“亚洲通”詹姆斯·戈林（James Glynn）向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总统和奥里克提供了良策：不要像“对待比我们野蛮的人”那样对待日本人，不要陷入关于处理美国船员问题的争端，仅仅致力于达成贸易条约。不仅如此，戈林还精明地补充道，不要寻求美国独有的特权，而是要求日本向所有国家开放。 如此一来，强大的英国就有理由支持而非反对美国的主张。
1851年5月10日，韦伯斯特起草了一封菲尔莫尔总统给日本天皇的信。信里向天皇保证奥里克没有承担任何宗教任务，仅仅要求“友谊和通商”，以及美国船只在通过北方航线前往中国时所需的帮助（尤其是煤）。尤为有趣的是，韦伯斯特在信里强调了最近美国在领土扩张与技术进步方面的巨大成功：
您知道（菲尔莫尔致天皇），美利坚合众国的疆域如今已延伸到了两侧大洋；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的广大地区也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从这些富含黄金、白银和宝石的地区，我们的轮船能够在20天内到达您治下的乐土……
这些船必须经过您的帝国的沿岸，暴雨狂风可能使它们在岸边失事，我们请求并希望您能对我方人员施予仁慈和善意……我们希望我方人员获许与您的臣民贸易，但我们不会允许他们违反任何您的帝国的法律……
您的帝国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而这是我们的轮船在从加利福尼亚前往中国的途中必须用到的。
正如韦伯斯特对奥里克表述的，“接上大洋蒸汽航行链条的最后一环的时刻已经临近了”，“我们充满进取心的商人将为这一宏大链条的最后一环提供支持，而这将把全世界连为一体”。 在19世纪初，这样的梦想驱使着许多实力雄厚的美国商人向西进军，跨过太平洋。
日本国门的打开，既源于美国从事对华贸易的需要，也要归功于19世纪40年代的技术突破（尤其是蒸汽）。被韦伯斯特称为朋友的日本是一个关键，因为上帝将煤炭“深埋在日本列岛地下，以促进人类大家庭的福祉”。然而，奥里克错失了留名青史的契机。他因受到指控虐待一位巴西外交官而被菲尔莫尔撤换掉，继任者是马修·佩里准将。这位准将开始比较抗拒：他更希望能指挥美国的地中海舰队，而非再去尝试打开日本国门。佩里于1794年出生于罗得岛，在声名显赫的兄长奥利弗·哈泽德·佩里（Oliver Hazard Perry，他在1813年的一场战斗之后发表了日后著名的简短讲话：“我们遇到了敌人，他们落入了我们的手心！”）的麾下参与了1812年战争。到1837年，马修获得了晋升并指挥美国首艘蒸汽军舰。在墨西哥战争期间，他加入了对韦拉克鲁斯（Vera Cruz）的征服行动，并因而赢得了一些声望。
最后，佩里克服了对即将成为韦伯斯特对付日本的攻城槌的抵触情绪，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尤其与对亚洲贸易兴趣浓厚的商界人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准将还向韦伯斯特要求在任务期间获得更大的活动余地，国务卿在1852年10月去世，临终前他满足了佩里的要求。用韦伯斯特的话来说，佩里是带着“任意自由裁量之权”前往日本的，但他的行动受到其职责的严格限制。“任意自由裁量之权”包括在遭受日本人对待不幸的比德尔准将所采取的恶劣态度时使用武力的权力。
佩里的四艘军舰，“萨斯奎哈纳”（Susquehanna）号、“密西西比”（Mississippi）号、“普利茅斯”（Plymouth）号和“萨拉托加”（Saratoga）号，在到达日本之前，沿着传统的漫长航线跨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沿途经过了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上海。随后它们短暂返回了中国沿岸，最后于1853年7月驶入了江户湾（东京湾）。荷兰人向将军的政府——幕府警告称美国人即将到来，然而佩里来得如此之快，以致让日本人大为惊讶。更令人惊讶的是，站在坚船利炮之下的佩里无视日本低级官员，而坚持只与“奉行”（由将军授予特定职权的人）进行交涉。当进一步得知菲尔莫尔总统的信是写给天皇——似乎天皇、将军这两者地位平等——之时，他们的惊讶转化为近乎恐惧。7月14日，震惊的幕府决定派两位奉行去接受信件以拖延之法争取时间。他们还送去女人安抚美军，使其分心。一位美国军官记录到：“居民……以最明白无误的信号邀请我们与他们的女人上床。”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解释道，“美国人有枪，于是日本女人掀起了裙子”（在后来的1945年，同样的一幕将再次上演）。虽然转移了视线，但佩里担心日本人会一直拖延下去，直到他的淡水和食物补给消耗殆尽，如此他就不得不狼狈离开。佩里随后宣布，他将离开并前往中国，但承诺一年后会带着武装力量重新归来，以接收日本人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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