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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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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意义：幸福是人类社会一直探寻的永恒主题，而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增进人类社会的幸福，是经济学探求的终极目标。本书以经典经济学为背景，以尝试梳理古典经济学的幸福思想为基础，以幸福和谐思想为主线，把其幸福思想贯穿于古典经济学，以探讨经济学家的幸福思想，并认为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均以幸福思想为其主线来分析经济问题的。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2）现实意义：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幸福进行研究，作为在我国当前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同时在中国梦的背景下，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传统的以GDP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转型时期，生态环境污染严重、道德水平下滑的今天有必要停下脚步反思这种发展模式在总体上对人类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害是否值得。为此，有必要从经济学的思想中吸取智慧和养分，分析中国的幸福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把握国人的幸福度的变化规律，更好地理解政策变化或社会发展趋势如何影响国民幸福度，从而提出更可持续的幸福政策之道，为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持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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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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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说明幸福思想一直处于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中，并以幸福思想贯穿于整个论著来说明各个重大主题如何被添加在了现代经济学的幸福大厦上或如何被从这一幸福大厦上抽掉了。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经历、知识和社会背景描绘了一副不同的蓝图，对幸福大厦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幸福不可能实现，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幸福是可以实现的，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幸福大厦的建设上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幸福经济学思想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5AJL007）成果系列梳理经济学家经济理论，对凯恩斯、哈耶克、刘易斯、罗宾逊等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了评析，在必要之处进行了改建并扩大了空间。从古典经济学的探讨可以看出，幸福始终是经典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幸福思想始终贯穿于经济学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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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傅红春，男，经济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级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硕士，留校任教，先后兼任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武汉大学教务处副处长。1987年考取西南财经大学刘诗白教授博士生，毕业后返武汉大学。
1992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做访问学者。
1996年起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2002年起任博士生导师。
2003年被引进上海师范大学新组建商学院，任首任院长。
2007年9月被引进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在人民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等，出版多部专著、译著、教科书。
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统计研究》等发表论文200余篇。傅红春，男，经济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级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硕士，留校任教，先后兼任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武汉大学教务处副处长。1987年考取西南财经大学刘诗白教授博士生，毕业后返武汉大学。
1992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做访问学者。
1996年起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2002年起任博士生导师。
2003年被引进上海师范大学新组建商学院，任首任院长。
2007年9月被引进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在人民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等，出版多部专著、译著、教科书。
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统计研究》等发表论文200余篇。
近年研究兴趣主要在中美经济比较、幸福经济学等。近年主持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上海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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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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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凯恩斯《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1919～1940）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
庇古《福利经济学》（1920）
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1927）
米塞斯《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1930～1969）
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1944～1956）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1949）
米塞斯《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1949）
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1981）
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54）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5）
哈耶克《哈耶克文选》（1950～1980）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1973）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1988）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1955）
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1957）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1958）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1973）
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1960）
罗斯巴德《权力与市场》（1972）
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1995）
罗宾逊《经济哲学》（1962）
罗宾逊《凯恩斯以后》（1973）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1973）
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学》（1976）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1979）
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1980）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1992）
吉尔德《财富与贫困》（1981）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
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2005）
洪特、伊格纳季耶夫《财富与德性》（1983）
森《伦理学与经济学》（1986）
森《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
森《生活水准》（1987）
森《正义的理念》（2009）
柯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1992）
卢兹、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1998）
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1998）
罗斯柴尔德《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2001）
爱德华兹《如何与经济学家争辩》（2002）
伯恩斯坦《财富的诞生》（2004）
赛德拉切克《善恶经济学》（2009）
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2010）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2012）
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2012）
布坎南《宪政的经济学阐释》（1989）
布坎南《财产与自由》（1993）
阿克洛夫、希勒《动物精神》（2009）
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1973）
克鲁格曼《致命的谎言：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1998）
卡尼曼《思考，快与慢》（2011）
莱亚德《不幸福的经济学》（2005）
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2007）
麦吉本《幸福经济：从更多到更好》（2007）
博伊尔、西姆斯《新经济学》（2009）
繁荣社会的幸福宣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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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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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对幸福的离弃与回归
斯密之谜的一种解释
英国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给后人留下了两个谜：一个谜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一般称为斯密的价值之谜，说的是钻石用处小而价格高，与水用处大而价格低的矛盾，这个谜的谜底被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学派给出，得到大家公认；另一个谜是斯密去世后的19世纪中叶，由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的，一般称为斯密之谜斯密问题斯密难题斯密悖论，说的是斯密两部著作即《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矛盾。这个谜的谜底，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一个未解之谜。
斯密之谜的几种解释
对于是不是存在斯密之谜，本身就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斯密之谜是个伪命题，没有谜面，也就无从谈到谜底了。在认为确实存在斯密之谜的人中间，对于谜面到底是什么，也有不同意见。而谜面的确定（两个不同的斯密，如何表述，如何概括，如何比较），直接关系到谜底的探究和揭晓。
有人说，矛盾在于《道德情操论》中把人的行为归结于同情，与《国富论》中把人的行为归结于自私。《道德情操论》表明，斯密在伦理学上是利他主义者，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而《国富论》则表明，斯密在经济学上是利己主义者，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心。也有人说，《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其实是同一个经济学的上下册。
《道德情操论》是经济学的感性学分册，《国富论》是经济学的理性学分册。有人认为，斯密之谜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17世纪中叶的霍布斯提出过，与斯密同时代但比斯密成名早的休谟提出过，休谟和斯密之后的康德提出过，现代的帕森斯和哈贝马斯也提出过。
笔者认为，《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和《国富论》的斯密并非截然相反、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因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斯密长时间地、交叉地、多次打磨而成。
《道德情操论》初版于1759年问世，1790年的第6版是定型版；《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出版，1786年的第4版是定型版。不管有意无意，斯密的思想不可能是断裂的、游离的。说《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和《国富论》的斯密完全是一回事，没有一点差别，也说不过去。那么差别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前面列出的几个谜面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还有一个谜面，那就是《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而《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则是欲望约束。
斯密之谜的谜面与谜底认为《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应该不会有什么疑义，但认为《道德情操论》的主题是欲望约束，明确提及的人不多。如果细读此书，会找到许多证据，限于篇幅，只引一段：称为节制的美德存在于对那些肉体欲望的控制之中。把这些欲望约束在健康和财产所规定的范围内，是审慎的职责。但是把它们限制在情理、礼貌、体贴和谦虚所需要的界限内，却是节制的功能。《道德情操论》论及的道德情操，在斯密时代，就是用于说明具有自私本能的人，为什么又不可思议地会具有克制这种自私本能的能力。
简单地说，笔者给出的谜面是财富增长和欲望约束（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那谜底呢?就是幸福，或者说是幸福最大化。幸福=效用／欲望的公式是萨缪尔森给出的，但这个公式体现的思想内涵，在斯密那里是存在的。《国富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财富（更现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长；《道德情操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规范约束下不至于恶性膨胀（这和许多宗教所推崇的无欲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会有斯密之谜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斯密那里，分述财富增长（《国富论》）和欲望约束（《道德情操论》），对于幸福最大化而言，思想上、逻辑上和操作上都是一致的，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难题斯密之谜了呢?这是因为，斯密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离弃了幸福。这种离弃，在凯恩斯（1883～1946）那里达到极致，至今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于19世纪中叶提出斯密之谜之前，汤普逊（1775～1833）就非常明确并尖锐地指出了经济学对幸福的这种离弃。他在1822年完成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写道：一切研究经济学的人，都可以被分为两派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精神学派宣称人只要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差不多不必凭借物质的从属作用，就能够得到幸福；机械学派则正好采取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做出这样的安排尽可能多地生产另一方面，则是想出各种办法来找到足够的消费者使用生产出来的这些物
品这一派学者所关心的，只是怎样达到最高额的生产和保证最大的消费或有效需求。
汤普逊所划分的两派，前一派到后来基本上不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至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而后一派则离幸福越来越远。最开始的离弃，也许只是研究方法的需要：一是因为幸福没有标准的统一的定义，很难定性，进而造成幸福很难定量；二是财富确实是增进幸福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很多的经济学研究中，直接研究的就是既容易定性又容易定量的财富。
对效用的研究，逆转了经济学发展离弃幸福的趋势，是难得的对幸福的回归。讲效用比讲财富更靠近幸福，但这种回归并不彻底，也不成功，因为效用也很难计量。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经济学家的内心是否还记得财富增长可以带来幸福增长的假定，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对幸福越来越漠视和疏远。西尼尔（1790～1864）明确说：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我所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财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许必须省略掉一切与财富无关的考虑。到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的马歇尔（1842～1924），财富也好，效用也好，进一步被规定为必须由货币来表示，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使个人的货币收入最大化（包含 了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如果极端一点讲，凯恩斯关注的就是一个国家总体的货币收入（现代说法就是GDP）。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只要消费沦落为生产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GDP崇拜症的根源。就我国的情况看，在经济改革之前，有点汤普逊所批评的精神学派的倾向；而经济改革之后有一段时间，则有点汤普逊 所批评的机械学派的倾向。事实证明，这两种倾向，都不是幸福最大化这个终极目标本身。回归幸福：两个斯密合二为一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而非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在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这些经济学家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现代斯密的阿玛蒂亚森，是一个代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也是一个代表。但是，完全否定这个假定，认为财富增长一定不带来幸福增长，甚至是一定带来幸福的负
增长，也是不对的。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推出幸福增长要求财富负增长（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这种推论）。
回归幸福的经济学，也不否定已有的经济学的成就。幸福经济学作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学，当我们记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货币计量的所费和所得，其终极目标是幸福最大化时，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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