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澳门与英国人（1637～1842）：香港的前奏》系澳门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澳门学是一门以澳门历史文化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新闻、社会、城市、区域合作等多个角度研究澳门问题的新兴学科。在目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研究澳门学，对于推动一国两制在澳门全面、完整、严格的实施，确保澳门的繁荣稳定，加强粤澳合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外交官、作家、旅行家，著者高志系英国著名作曲家埃里克高志（Eric Coates）之子，于192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
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英国在远东的殖民政府服务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来到东方，在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英国皇家空军情报单位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进入民事机构，于1949～1956年出任港英政府助理辅政司与新界理民官。之后应其要求，他被调到亚洲的一些其他地方任职，包括1957～1959年出任马来西亚沙捞越（Sarawak）华人事务官，1959～1962年出任科伦坡与槟榔屿的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首席秘书。
1962年，他辞去公务员工作，开始专心写作，进入了作为职业作家的第二个人生阶段。1965年，他定居香港，继续写作并到处旅行，成了许多亚洲名人的座上客，如泰戈尔、印度画家贾米尼罗伊（Jamini Roy）、甘地等。1993年，他移居葡萄牙，住在位于里斯本周边的一座房子里，直到1997年逝世。他享年74岁，终生未婚。
高志出版了大量与港澳问题有关的著作，如以澳门为活动背景的小说《失约之城》（City of Broken Promises, 1967），介绍自己在香港新界地区任特别理民官时经历的《洋大人》（Myself a Mandarin,1968），为皇家香港赛马会建立一百周年纪念而撰写的中国沿海赛马历史《中国赛马》（China Races, 1980）等。
1966年，伦敦的保罗有限公司（Routledge and Kegan Paul）出版了本书的早期版本《香港的前奏》（Prelude to Hong Kong），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将其再版，书名改为《澳门与英国人（1637～1842）：香港的前奏》，共232页。2009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又将其再版，本次翻译出版即以此为底本。
总览全书，高志在大量历史细节的基础上，梳理了1842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之前英国人的在华活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19世纪的西方如何对待中国？
高志认为，鸦片战争爆发前本有许多机会避免事态升级，但中英双方却一再做出错误决定，终致战争爆发。通过本书，我们也可以窥见作者描述的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50年里，存在于中英双方间的误解。高志在分析律劳卑使团失败原因时提到，有人认为在与和中国一样古怪的国家打交道时，英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毫无疑问，律劳卑勋爵并非带领使团出使中国的合适人选，这是英国人常犯错误的典型例子，他们总是以出身或者其他与正事无多大关系的标准来任命高等职位。（见本书第十章第五节）当然，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存在，许多西方人依旧以西方的视角看待中国，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准则，并且想当然地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待、要求中国。
鸦片在英国对华贸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高志认为鸦片实际上并不是英国打开中国大门的主要议题：鸦片贸易的泡沫越来越大，这个巨大泡沫反射出的影像甚至令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误以为鸦片才是中英贸易的主要议题，以为是鸦片让我们逼迫中国打开通商大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鸦片是茶叶贸易所需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时，它当然可以被描述为贸易的主要议题，但那样的日子早已不复存在了。1815年后，中国人随时可以戳破这个不断膨胀的鸦片泡沫（见第十章第七节）但从该章第六节高志给出的具体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鸦片在英国对华贸易中所占比重之大：渣甸高航速的鸦片飞剪船发挥了功效，原先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每年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只能往返两次，而这些飞剪船能往返四次。每年被运到中国的鸦片数量从1833～1834年贸易季的20486箱，增长到1835～1836年贸易季节的30202箱，1838年其总量已经超过40000箱。1837年，伶仃洋上的趸船数量从5艘增加到了25艘。换句话说，鸦片本来就已十分巨大的贸易量在五年的时间内翻了一番，最后占英国向中国出口货物总量的五分之三。由此可见，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动机问题上，高志也是非常矛盾的。
需要说明的是，19世纪30年代，英属印度的主要收入来自鸦片贸易。高志指出：随着茶叶贸易量增长以及它对鸦片贸易的依赖度加深，尽管广州的贸易条件与以前一样受到限制，但另一个因素也助长了鸦片贸易无法被禁止的气焰。在印度，东印度公司正在由一个仅有几处沿海殖民地的简单贸易机构，转变为一个管辖范围不断扩张的政府。这些殖民地作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的组成部分，急需更新交通设施和军事保障体系，并实行一套可行的财政及行政服务体系。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鸦片贸易，它买下鸦片，然后在加尔各答将其拍卖销售。到18世纪60年代，鸦片这一产于孟加拉地区的一年生作物，成为帮助英国维持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不可或缺的收入来源。因此，东印度公司开始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官员知道鸦片在中国属于禁运品，但他们仅需对印度负责，而无须对中国负责。无视中国利益可能会导致他们在很久之后的某一时刻受到谴责；但面对真实而又近在眼前的利益，他们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只要将这些每年都要售出的作物运至中国的不是公司的船，他们并不关心它们去哪儿了，不关心它们是如何被销售的，也不关心其买主是谁。（见第三章第四节）
而此时，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朝廷上下开始认识到鸦片对中国经济及国民身体素质与精神状态的负面影响。因此，清朝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禁止鸦片贸易，这触犯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的涅槃》（The Opium War ：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作者、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曾指出：探究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你会发现，非常明显的，大不列颠不愿意或者说是没有能够做到去了解中国这个地方，才导致敌意形成。战前50年时间里，英国人、美国人以及欧洲人对中国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按照他们制定的规则以及新近制定的国际准则行事。然而中国却有着自己的安全考量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规则。正是西方这种日益增长不愿向其他世界规则妥协的态度，导致了鸦片战争以及接下来一系列战争的爆发。
在本书中，高志站在英国的视角，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解释：从最广义的角度看，英国人在中国的目标一旦这一目标达成，岛屿和赔偿等较小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是改变中国将外国人视为夷人的这一传统观念，让天朝上国意识到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度，意识到必须平等对待来自其他文明国度的人。（见第十三章第四节）从这段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高志认为英国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打破中国的中国中心观，让中国打开国门，而割让岛屿、赔偿鸦片贸易损失对于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说不过是较小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英国人的一种自我安慰或自我辩护。
高志将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商人在中国的行动与英国本土的流行观点讽刺地称作理论与实践的二重性：珠江的英国散商向中国带去了他们认为中国人可以吸食的鸦片；而与此同时，在伦敦，英国人以公正和国家荣誉的名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提出要结束英国人长期在中国人手下遭受虐待的局面（却极少有人提到鸦片）。由此可见，英国国内当时并不认为鸦片有多么重要，他们认为发动战争是因为英国人在中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种虚伪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存在于今天的英国社会，例如时至今日，在英国中学教科书中，鸦片战争仍被称作英中战争或通商战争。
以上为本书提出的几个主要观点。广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对高志立场的偏颇之处有清楚的认识。高志在记叙英国海外殖民扩张进程中一些历史人物的所思所为时，因自己的英国人身份而具有一定局限性。读者们应该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描述展现出的帝国心态与殖民意识，以及作为英国人的高志对其的不自觉辩护。例如他辩称鸦片贸易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对吸食鸦片的喜爱，因为中国人对鸦片有无止境的需求，而不是外国人将鸦片强加于中国人（见第三章第四节）。又如在涉及鸦片战争的章节，他很少提及战争的非正义性，他所谈论的更多是英国远征军的克制：（义律）充分利用了他获得的训令中的部分条令，即仅在极端情况下他有权使用武力。在每个紧急关头，他都有意向中国人表明，仅在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他才会诉诸武力，而且他从不错过任何一次与中国和谈的机会。这样一来，从良心、上级及自己对中国现实情况的敏锐洞察给出的相互矛盾的命令中，他选择了一个不可思议却被人误解的方针。（参见第十三章第六节）有鉴于此，本次翻译工作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另一方面在于为广大普通读者提供了解西方历史观的新途径。
高志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本书，据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仅其直接参考的文献就有博克塞著《葡萄牙贵族在远东：1550～1770年》（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白乐嘉著《西方开拓者与他们发现》（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龙思泰著《早期澳门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等23种著作。但高志极少注明所引文字出自何处，可见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从史学写作方法来看，高志采取的是历史叙事的写作手法，并未对这段历史进行宏大叙事，而是选取约翰?威德尔来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女性涌入澳门等事件进行细致描写和分析。为了加强叙述的可读性，高志在书中进行了大量的细节穿插和文字渲染，如本书第十四章以破碎的魔镜为题，隐喻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导致天朝上国的幻想破灭。这种写作手法增强了历史叙述的生动性与趣味性，因此除相关历史研究者外，本书同样适合普通历史爱好者阅读。
总之，高志从1637年英国人来华时的曲折经历与冲突时的隆隆炮声开始着笔，以香港新建大厦的铮铮凿石之声结束叙述，将香港开埠之前英国人与葡萄牙管制下的澳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欧洲人两百多年来在华从事贸易活动的种种努力展现出来。其生动笔触勾勒出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明晰了澳门的历史发展轨迹，丰富了澳门历史叙事，拓展了澳门学研究的视角与视野。希望本书的翻译能够在广大澳门学研究者间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译者
二○一七年夏于广州暨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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