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克弟（Mark Driscoll），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日本与国际研究系副教授。译有《佳楠与火之档案：两本日本殖民小说》（Kannani and Document of Flames： Two Japanese Colonial Novels）；并曾在《社会文本》（Social Text），《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等刊物发表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领域的论文。
本书描述日本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升为世界强国。当前叙述日本崛起的主流方法是关注权力的中心，这个中心或指现代科技与启蒙理性的发源地欧美，或指日本的西化宗主城市东京。主流理论认为，源于欧美和现代城市的先进理念与技术形式是现代发展模式的唯一动力；针对这种看法，贱民后殖民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本书的两种主要理论路径则认为，批判的焦点应该转向人的生命和劳动，特别是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区的生命和劳动。由此，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活力，以及被资本所剥削的剩余劳动，可被视为驱动帝国主义扩张的源动力。本书中，产生于日本边缘地区的朝鲜和中国的边缘生命和边缘劳动力将走出历史叙述的阴影，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生命和劳动的具体存在是身体，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上瘾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本书称这些身体为先验边缘（the peripheral a priori），所谓先验边缘，是把作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主体的边缘性作为时空叙述的首要对象，套用菲尔德豪斯（D. K. Fieldhouse）的比喻，边缘殖民地是摇晃殖民主义小狗的尾巴（引自Uchida J. 2005，38）。在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研究中，这条摇动帝国主义小狗的尾巴包括：中国苦力、在通商口岸活动的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这些身体输送能量与劳动剩余价值给日本帝国主义。
19世纪末叶的日本政治精英非常清楚边缘殖民地对于帝国的重要性。日本的民族国家制度建设与帝国扩张同时进行，这和德国的现代历史很像。明治时期两度担任首相的政治寡头山县有朋，是最早提出殖民地边缘与帝国中心的互补性的人之一。为抵抗欧美列强对东亚的侵略（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山县设想了两个同心圆，一个是日本本国（主权线），一个是抵抗西方侵略的外围警戒线（利益线）。日本帝国主义者想方设法说服中国人和朝鲜人，宣扬日本真心诚意保护他们抵抗西方侵略者。然而，仁慈的护佑总敌不过卑劣的贪心，资源掠夺和劳力剥削从未停歇。台湾（从1895年起）、南满（1905年）和朝鲜（1910年）三块殖民地迅速盈利，而当时日本本国还在依赖伦敦金融市场获得资本。这条外圈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缓冲地带，外圈反过来还将利润输送给内圈，这些利润来源于走私毒品、拐卖妇女和榨取中国苦力和朝鲜佃农的血汗。大亚洲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有时候能够稍许降低外圈的劳动剥削和掠夺的残酷程度，但即使是最激烈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日本亚洲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现实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强权政治，比如鼓吹东亚和睦的杉田定一（1884）在中国时说：我不知道在这场即将来临的飨宴中，日本究竟是西方人的盘中餐还是座上客。当然，做座上客总胜过当盘中餐。（引自Iriye1980, 331）杉田不是孤例，当时许多人都怀着希望早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取代中国的东亚朝贡体系霸主地位的野心，加入19世纪80年代的大东亚主义和强权政治意识形态。日本数百年来发起的唯一一场大型战争就是为了争夺东亚朝贡体系的领导权，即1592年至1598年的万历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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