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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疯狂成瘾者:TED脑科学家的戒瘾成功之路

書城自編碼: 296157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心理學變態心理學
作者: [加]马克·刘易斯 著,石湖清 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50294592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 2017-04-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312/220000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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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推荐一:《天生变态狂》姊妹篇,被外媒赞为首本从科学角度讲述成瘾经历和机制的回忆录。
★推荐二:诺贝尔会议演讲嘉宾、TED演讲者、欲望与成瘾研究专家深陷药物、毒品、爱情的真实冒险故事。
★推荐三:有着和奥利弗萨克斯的个案研究一样艺术的笔触,堪比托马斯德昆西《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的精彩小说,
★推荐四:我们为什么如此受瘾的驱动,要么臣服于它的摆弄,要么花费大量精力与之抗争?大脑有其天生的脆弱性,唯有强大的意志力和归属感能让人脱离万劫不复的深渊。
內容簡介:
我们为什么如此受瘾的驱动,要么臣服于它的摆弄,要么花费大量精力与之抗争?

对药物、爱情、性、香烟、肥皂剧、财富和智慧等的极度渴望就是成瘾。《疯狂成瘾者:TED脑科学家的戒瘾成功之路》以自传体回忆录的形式讲述了一位脑科学教授年轻时堕入成瘾深渊的原因及对多种药物成瘾的经历,同时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呈现了让人渴望的东西如何对大脑起作用。彻底堕落的他在经受了多重打击后开启了自我救赎之路。*后,曾经的成瘾者成了蜚声国际的成瘾研究专家。刘易斯想通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成瘾是因为大脑有其先天的脆弱性,但是了解大脑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了解那些能打败成瘾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它们如何作用。
關於作者:
马克刘易斯(Marc Lewis)博士
著名发展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奈梅亨大学教授,师承新皮亚杰学派代表人物罗比凯斯。他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同时是发展心理学专业刊物的编辑。著作有《情绪、发展和自我组织》《欲望的生物学机制》等。
目錄
第一部 分泰博学院记
第一章改变状态 003
第二章失控 023
第三章飞蛾扑火 038
第四章多巴胺与欲望:一个浪漫插曲 054
第二部 分加州生与死
第五章告别低潮 065
第六章致幻剂,性,暴力 088
第七章迷幻的终章:警察与天使 111
第八章海洛因,三人组,死亡之眠 123
第九章沉沦 141
第三部 分飘来飘去
第十章旅行开阔心胸 165
第十一章意识的失去与找回 188
第十二章鸦片地 208
第四部分 疾病与健康
第十三章老鼠乐园的夜生活 233
第十四章罪与罚 249
第十五章治愈 285
后记 296
致谢 300
內容試閱
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循环:渴望自己所没有的事物,追寻它,用尽或失去它,然后愈发渴望它。这种循环是一切成瘾的根源对药物、性、爱情、香烟、肥皂剧、财富和智慧上瘾。但为何如此?我们为什么极度渴望自己所没有或不能有的东西,常常付出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作为代价,为此冒险失去自身的平和与满足,不顾安全,甚至失去生命?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被自己的瘾所驱使,要么屈服于它们,要么用尽力气抵抗?本书通过一种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大脑的基本运转是如何成为成瘾问题的根源所在,以我人生中所发生的事件作为跳板来讨论成瘾的大脑。事实上我在这件事上里里外外都是个专家,因为我就是从一个药物成瘾者变成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药物成瘾与其他成瘾不同。它比许多成瘾更强烈,比大多数成瘾更有害,仿佛彩虹尽头的终极宝藏一样可望不可即。与其他成瘾都不同,药物成瘾透露的信息更多,因为它们直接刺激与健康有关的神经流,不须借助任何特定经验或事件。药物欺骗大脑释放与奖赏有关的神经化学物质,或模仿那些神经化学物质。药物提供了捷径,它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多巴胺和肽类、神经调质和受体的语言对大脑说话。所以药物可以教会我们很多关于大脑的事,而我们所知的大脑也可以教会我们很多关于成瘾的事。成瘾的神经科学研究在近2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这还不够。研究展开了拼图的图块,却没有把它拼起来,因为它忽略了真实的体验。正是受到了希望与享乐、决心与沉迷的驱使,人们才会一再地成瘾。
本书结合大脑机制和真实体验,叙述我是如何堕入药物成瘾的境况中的,同时穿插着关于大脑的知识和当代神经科学研究中所揭示的大脑工作基础。我的冒险之旅开始于新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当时15岁的我情绪低落,与远在多伦多的家相隔千里。接着我从那里搬到了加州伯克利,适逢毒品鼎盛之时,我从偶尔尝试咳嗽药升级到迷恋摇头丸再到海洛因。在伯克利上大学的期间,我有两年在亚洲,在马来西亚丛林与军医一起嗅一氧化二氮,在老挝直接从工厂买海洛因,在加尔各答的鸦片烟馆成为常客。后来,我搬回多伦多,和一个合不来的女人结了婚,开始从心理学实验室偷毒品,然后从医学中心偷毒品,戒毒,离婚,复吸,最后在精神病院工作,那里的疯人们的咆哮让我重新走上了犯罪道路。最终我被捕并被定罪,而后踏上了迂回而漫长的康复之路。在30岁时,我卖掉了医药制剂去读研究生,最终成了发展心理学的教授,然后成了神经科学教授神经科学是我近12年来的研究领域。目前我致力于研究问题儿童和青少年的大脑,通过头皮产生的电信号来研究大脑内部发生了什么。但我时常想起自己曾经也是这些问题青少年中的一个不管参加过多少科学会议,始终都是。
本书的每一章以一种新的药物体验或药物成瘾的一个新阶段作为我人生段落的中心主题,时而穿插我所遇到的恋人、探索者和罪犯的生活。而且每种体验都是由某个大脑系统、神经化学流或突触过程所产生。我通过生活体验和神经活动的共同作用来揭示成瘾的大脑,显示出成瘾是神经系统本身的一种基本弱点。
这里叙述的所有经历都是真实的,是尽我所能记住的,尽管为了保持行文节奏模糊了部分情节,姓名和地点也偶有伪装,但我是绝对编造不出这么奇怪和可怕的瘾君子生活经历的。对话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交谈,有些片段从我记忆中消失了而另一些片段则从相对笼统的回忆中推断出来。通过20多卷日志的帮助,我回忆了自己十几岁和二十几岁时的生活是怎样的。尽管本书中涉及的神经科学内容已简化且适合普通人阅读,但仍是最新且准确的。许多脑科学书籍传递的内容来自于20年以前的发现,或模糊了细节让它们更易读。本书中的细节是准确的,数据来自于近年来的科学文献。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大脑虽极其复杂,却并非无法了解。


第十二章 鸦片地
 接下来的四月是我要离开吉隆坡的时候,我真的准备好要离开了,与父亲和康妮在一起的日子越来越让人窒息。我不太了解我体内到底蕴藏了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在自己爆发之前释放它。就像我离开泰博去往加州的乐土一样,我恨不得挣脱这牢笼般的束缚。从很多方面来说,这地方温和而美丽,但我在这里必须循规蹈矩、展现最好的言行,我努力表现得很好,或者至少假装表现得很好,这让我精疲力竭。我现在只想停止努力。我想去旅行、探险、体验,而我主要想体验的是毒品的盛宴,我确信它正等着我。
 我知道我想要挣脱的束缚并不是来自于父亲和康妮,而是来自于自己,我想要变得强壮、成熟、健康,并不只是针对他们,这也是为了取悦我的妈妈,我想要让它变得有意义。晚上我在房间里通过日记研究了这个问题,尽管妈妈在世界的另一端,我却总是能感觉到她的注视。对我来说,她像个严厉的、甚至是残暴的治疗师,在我的脑后分析性地看着我。她会从我的行为入手,比如我去药店购买哥罗丁,我一直从鹅麦以及父亲那儿偷毒品;还会从我的思想入手,我觉得她是通过某种超自然渠道发现的,然后从中得出一个诊断,是的,一个诊断:我又搞砸了,我很软弱,我不是个男人。妈妈的注视感觉像是一种持续的、极具侵略性的压力,而我明白我一直感受着这种压力,这是我病症的一部分:我对于他人认可的依赖,尤其是她的认可,她的评价一直都是我的标尺,不,我无法停止这种压力感。但是通过放大我的意识,这个我们试着通过一氧化二氮分离出的脆弱实体,以及通过将意识坚定地聚焦于自我,我可能会摆脱压力并有所成长。我可能可以对母亲注视下的不道德感说再见,靠自己的力量越过它,变得具有男子气概。

 这并不太容易做到。我坐火车一路去往曼谷译者注:泰国首都。。在火车上的两天一夜里,我入迷地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的绿色和星星点点的彩色;我窝在自己座位上时断时续地睡着,每醒来一次都感觉到更多的自我;我站在车厢之间相连的小平台上,任风吹乱我的头发。一路向前,穿过有着长长的带状地形的马来西亚,向前进入泰国境内。边境地带笼罩在游击队小规模战斗和其他危险的影响下,之后我们通过了边境。我们从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到达了佛教圣地,之后就到了曼谷。
 曼谷很大又大又丑,除了那些庙宇。我长久地独自漫步于这个城市欣赏这些庙宇。我有些孤单,特别是晚上。我很愿意在此偶遇其他美国人,于是我坐在了一个大钟旁边,周围是充满巨大能量的闲杂人等。我放松地与这些人待了好几天,他们是旅伴、瘾君子、怪人、嬉皮士,随你怎么称呼。我睡在他们的沙发上,谈论我要去的所有地方,我感觉良好,多亏有我的新朋友。在此期间我了解到年轻旅行者们横跨亚洲的线路:从巴厘岛译者注:印度尼西亚著名旅游岛。到加德满都译者注:尼泊尔首都。。
 20世纪70年代早期有一条著名线路,横穿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曼谷、万象译者注:老挝首都。、清迈译者注:泰国第二大城市。、缅甸,然后像下水道一样通向印度,通往加尔各答、瓦拉纳西(Varanasi)译者注:印度东北部城市,旧称Benares。、果阿(Goa)译者注:印度城市。,或者向北通往大吉岭(Darjeeling)译者注:印度东北部城市。和加德满都。这条路很多人走过、确认过,有穿着各色条纹衫的嬉皮士,有充满洞察力的理想主义者,疲倦不堪的瘾君子,追寻真理的人,宗教狂热分子,新世纪的冥想、养生、瑜伽探索者,初期佛教徒,以及穿着当地服饰的长发白人苦行僧。这是来自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和无家可归的人来寻求冒险的地方毒品供给着他们的内心世界,每个城市和村庄都能发现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人。这些孩子并不全是坏孩子,他们甚至根本不坏,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尊重那些他们所横穿的土地上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试图模仿那些看起来陌生而奇怪,却又充满吸引力、清新敏感的风俗,这些风俗与他们所背弃的粗鄙的西方习俗形成了对比;但是也有一些人标榜自己的出身;有一些人愚蠢又粗鲁、聒噪、以自我为中心、目中无人。我决心要做个优雅的游客,只要醒着就只留下优良美德。我在去老挝的火车上学了好几个小时的法语,为了便于我与老挝人交流。但在路过当地的鸦片种植园时,我就没有那么恭敬了。这些毒品对泰国和老挝的经济有帮助,却同时破坏了他们脆弱的文化纤维。起初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每经过一站,我就多看到一些随着毒品而来的危害,对这片种植鸦片的土地和追求鸦片的人的危害。
 老挝的首都万象,遍布灰尘,为贫穷和腐败所苦。这是个奄奄一息的城市,连树木看起来都死气沉沉:肮脏、微红、干枯的棕榈叶静止不动地悬在炙热的空气中。和曼谷的宏伟宫殿相比,这里的庙宇艳俗而又无趣。从越南战争前线不时传来大炮的轰隆声,不分昼夜。我来到一个廉价旅馆四处打听,今晚我想找一些真正的麻醉毒品,是的,今晚,理想的话,就是海洛因。然后我被告知去哪里找哪个人。我的心情不太好。那天下午我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有一个乞丐走近我,他伸手要钱,然后我把手伸进口袋。可是之后他跪了下来,他肯定觉得我要拒绝他,因此他必须进一步地恳求。他反复咕哝着一些咒语,东方的乞丐经常如此,但我的反应有些极端:我感到一阵厌恶和愤怒。起来!我用英语对他大喊,你没看到我就要拿出钱来了吗?为什么你要下跪,像个动物一样?你没有自尊吗?我的分寸感摇摇欲坠。他怎能如此可悲、可怜、明目张胆地下跪?我只想让他离我远点,于是愈加绝望地翻出零钱。我讨厌他让我感觉如此难为情,我讨厌他让我暴露在我们之间极其不平等的关系之下。
 日落时分,我走向镇中心的一个集市。我不打算注射任何东西,这是我在从吉隆坡来的火车上对自己做的承诺,因为我害怕,我知道如果我开始在东南亚注射麻醉毒品,我有很大可能会死在这儿。不,我不打算注射任何东西,我只想买点海洛因来吸食。这种终极麻醉剂如同午夜的深蓝色,它将洗尽我在马来西亚滞留八个月所累积的灰尘和这里已经落在我身上的灰尘,让我像个物质享乐主义者一样践踏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有人给我指了一个毒品赌博室,我站在门边问老板哪里可以买到海洛因,也就是哪里可以得到我的精神食粮。他表示乐于为我提供帮助,他派人去叫一个年轻男人,十分钟之后那个男人来到门边,带我去另一栋楼。他很瘦,瘦到他的牛仔裤仿佛悬挂在腿上。他的假笑暗示着他知道我是谁,他知道我想要哪种,我想要多少?要花多少钱?由于我们的语言几乎不通,我根本听不懂他的喋喋不休。但我给了他五美元,然后他消失了几分钟。五美元不多,我已经准备好要被骗了,如果他不回来,我就去别的地方试试。但他回来了,带着一包白粉量多得令人震惊。
 我回到旅馆房间,塑料袋里装着四分之一袋的洁白无瑕的白粉,这海洛因算很多了。那这个价格买来的品质能有多好呢?它真的是海洛因吗?不过这里是老挝,它可能就是在几条街之外的地方制造的。我告诉自己,小心点。我坐在一个小桌子旁,轻轻倒出一小堆海洛因放在我正读着的一本平装书上,我卷起一张纸做成一个小管,把管子的一端伸进我的鼻孔,另一端伸向白粉堆。我捏着另一个鼻孔轻轻吸入,小心地避免吸入太多。但是当我往下看时,看见白粉堆基本没变化。我漏吸了吗?我正准备再次放低我自制的管子时,我的内脏开始收缩了,房间的轮廓开始变暗、变模糊,好像被毛皮所覆盖,而后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介于晕眩和收缩之间的感觉吞没了我,把我拉进自我。我因海洛因而感到体内的奔腾,而我只吸入了少许海洛因。如果我把面前剩下的一小堆也吸入的话,那我现在肯定失去意识了。
 那晚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妓院。我告诉自己这会是一个最彻底的纵情声色的夜晚,而我为自己能成长为不良少年而感到骄傲。我是做了全套,是吗?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依然很骄傲,我坚持要送那个妓女回家。我们沿着一条狭窄且肮脏的小路穿过光线暗到难以辨认的树林和花园,空气清新而芬芳,只不过到处都是树荫。我要她领路,但她不看我,也没话可说。她只是走着,头微微低着,大部分时间跟在我身后,只有我不知道要转弯时才会走到我前头。我们到她家门口时天才刚蒙蒙亮,我准备道别,想着我们之间可能有某种连接,但一个年长的男人突然出现并粗暴地呼唤她,他空洞、半睁的眼里只有贪婪你收了多少钱?然后他转身离开,仿佛她并不存在。在回旅馆的漫漫长路上,我思考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她肯定是个仆人,或奴隶,或他的女儿,谁知道呢?而我为这种交易付了款,我让这交易做成了,我感觉糟透了。
 我在万象又多待了两天,但是无事可做。于是,我买了一张湄公河游船票,这会是我近距离看到现实世界、外部世界的一个机会,既然我已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调整到了满意,那么我应该能借此机会看看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离开的前一晚,我坐在房间里的桌子旁,用六七个四环素(Tetracycline)译者注:抗生素的一种。胶囊装了海洛因,然后把剩下的都扔了。游船终点在泰国边境,而我不敢想象边境当局会怎样对待一个带着一包海洛因旅行的白人。此刻,带着装满海洛因胶囊的处方药瓶,我相信这足够维持好几周,而且也不用担心会有被抓的危险。向上游开了八小时之后美妙神秘的八个小时,欣赏着沿途的东南亚山丘和水田船到达了过境处,这是位于河岸左侧的一个泰国小镇,但我根本没看见类似关卡或海关的地方。有人指着上游告诉我说,沿路向上一直走,会看到一个小房子。走了20分钟之后,我差点儿觉得已经错过了,然而接着就到了:一个小房子,门上有个标志写着海关。这真像个笑话,敲了三次门之后,一个中年妇女应声了,她不可能是工作人员,她腰部以上除了胸罩什么也没穿,而且她似乎快要睡着了。她不可能是但她示意我进去,自己坐在一张凌乱的桌子后面,从某处拿出一个图章和一块印泥。我出示了我的护照,然后她面无表情地在上面盖了个戳。
 我在泰国待了两三周,坐火车、汽车或任何偶遇的交通工具旅行。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每晚我都用某个熟悉的东西安抚自己:令人舒缓的麻醉剂晚安之吻。我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有些人和我一样年轻和迷失,和他们在一起我总能得到更多毒品,当海洛因用尽时,这能派上用场。一天傍晚日落时分,我遇到一个人,他带我坐在他摩托车后座,在周围几不可见的黑暗路上前行。他停下走进一栋房子里,没和我说一个字。然后他回来了没有像我最初所害怕的那样带着匕首,而是带回一种叫红岩(red rock)的东西,这是一种海洛因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廉价衍生物。我们在一张悬在他打火机上的破旧锡箔纸上吸食了它,然后我坐回摩托车后座,等待着美妙的感觉。我迷醉了,他一定也是。我们开到一栋大房子旁,房子被十几扇闪光的窗户点亮,像是午夜花园里的一个巨大灯笼。即便已经这么晚了,房子里仍然有活动:我看见十几二十个年轻女人他的姐妹或是表亲?她们都很漂亮,至少看上去如此,她们在房子的各个房间里制作雨伞,雨伞上装饰着鸟和蝴蝶的精美图案,上面涂着色彩明亮的颜料,黄的、蓝的、红的、绿的、橘的、粉的。我被安置在一个小房间的床上,房门挡住了光亮,却挡不住年轻女子们的闲聊声,我躺在床上呼吸着有檀香味的空气。
之后我又在缅甸待了几周,去了各种小镇和城市,没有特别安排行程,每天根据前一两天与别人的谈话来制定路线。我想在这高深莫测的文化世界中活在当下。这里有太多东西可以去体验,但我的道路似乎是由我的内心世界来决定的,我需要不断搜寻新的兴奋点。最终我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是一家叫作印度航空的小型商用航空公司,飞机震颤着降落在加尔各答,印度似乎就是旅程的终点,至少目前是这样。我会在这里停留一阵子,我想我会买一个西塔琴回家,认真学习怎么弹奏它。

 可是我遇到了麻烦。我住在加尔各答市中心的一家破旧的三层旅馆,名为现代旅馆(Modern
Lodge),在此期间我才一点点地明白了过来。我在这里养成了穿拖鞋洗澡的习惯,我不可能让自己光脚去接触这里的地面。我睡在自带的被单上,时刻警惕着蟑螂和臭虫。在这里,我与阿片类物质的关系稳定了下来,就像度过了过山车般的热恋期后,终于步入了婚姻生活。但这需要时间。我的毒瘾来袭,像是临终病人身上的寿衣,在每一个震颤的呼吸中起起落落。某些夜晚,我在沮丧中开始吸毒,这种沮丧支配着我,像是去年我在旧金山和吉米道别时的那种激动情绪的小规模版本。但我这次是真的陷入麻烦了,我几乎每晚都吸毒,不只是一周如此,而且持续了两个月。我的眶额皮层和纹状体突触的减弱已经持续了太久,至少目前为止,这些价值与动机的仲裁者已不再具有灵活性,不再有可以雕刻的原材料,不再有感受性。意义此时已经成形,其他事都不怎么要紧了。最终结果就是我的精力、热情、创造力和乐观精神都指向了唯一的方向。
 现在我选择的毒品是鸦片,它是最原始的麻醉剂,而我已经学会如何在加尔各答弯弯绕绕的胡同小巷里找到它。在那时,生鸦片在加尔各答是合法的,你可以在政府扶持的窗口买到它,此外还能买到按周供应的大麻。不过精制鸦片是违法的,这我能理解:精制鸦片效果更强而且极容易上瘾。吸食精制鸦片的烟馆是很难找的,基于某些原因,这些烟馆似乎只在穆斯林地区才有,那里普遍是弯弯绕绕的小巷,如果你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你就永远不会发现它所隐藏的秘密。白天我在现代旅馆周围闲逛,与路过的游客闲聊,但我很快就厌倦了与西方人聊天。到了晚上,我在勉强算得上大厅的小庭院里踱步,要不然就在简陋的餐厅里等着吃晚饭。我浑身躁动,多巴胺开始积聚,意味着那唯一的目标即将到来,就像城里的唯一一场演出即将开场,它的到来以夜晚的来临作为示意。
 我本来没计划在加尔各答待这么久,我在等着我的西塔琴制作完成。自我在父亲旧金山公寓的印度房间里度过那些夜晚之后,我就被印度传统音乐的丰富音色迷住了。在马来西亚上了六个月课之后,我已经掌握了一些基础,但为了继续学习,我需要一把好乐器,而不是玩具。而你是无法买到现成的高品质西塔琴的,这和买塞尔曼牌(Selmer)单簧管或马丁牌(Martin)吉他不一样,买西塔琴必须预订,而且必须等。我花了一周左右时间打听,大家都让我去拉什比哈里大街(Rashbehari Avenue)的海兰罗伊(Hiren Roy)商店,那里似乎是加尔各答音乐界的中心。从不微笑且一直蹲坐着的海兰罗伊先生是个西塔琴大师。起初我是去看一看,我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试着一直蹲坐而不抽筋,试着用混杂的英语和孟加拉语与罗伊先生及他的手下随意闲聊。有个男人一直在打磨两个琴桥,这两个琴桥支撑着其间的二十根琴弦,然后他很快将琴桥粘到他面前的一把快要完成的西塔琴的柚木表面上。另一个男人把雕工不俗的白色骨质镶件嵌入与之契合的二十个琴栓凹槽里。终于,我得以告诉罗伊先生我的需求,然后他开了个价,这个价在加尔各答肯定是很贵的,但对我来说并不太贵。他们对我说,三周之后,我就可以骄傲地成为西塔琴中的佼佼者海兰罗伊西塔琴的拥有者。
 我一周去琴店好几次,有人告诉我这样才能让他们把琴做好,这样才能让他们加快速度。但三周里,我的西塔琴没有任何做好的迹象,他们只是说话,打手势,作保证,茶水一直在换,这真是让人沮丧。六周之后,他们从店后边拿出一把西塔琴来给我,这把琴的精致镶件已经完成了大半。他们让我选,我是想要普通把手刻着简单螺旋轮缘的,还是想要刻着盛开莲花的把手?我一直去店里,但我似乎无法加快制琴的进程,仿佛有个无法超越的基本限制,比如音速或光速这样的物理阈限。在加尔各答,制作西塔琴的速度极度缓慢。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而我的西塔琴差不多要做好了,它很快就会呈现在我面前。但我的一部分热情已经被消磨得所剩无几,它被湿气减弱,被过久的时间拉长,还频繁地被我的另一个追求所影响,就是那个每晚天黑时开始出现的追求。热情是多巴胺所扮演的角色在世界荧幕上倒映出的心理的影子,而我的多巴胺已经不能再自由分泌了。

 傍晚时分我躺在自己的床上试图找出解决方法。我对自己说,再多待几天就好,但现在的我已经不怎么在乎了。期盼拥有一把上好的西塔琴所带来的骄傲似乎是假的,是我虚构出来的。但我会拥有那把西塔琴的,只要再过几天,或者下周就会有。到今晚为止,它都被照顾得很好:我已经能体会到了。我起身踱步,开始变得兴奋,多巴胺的释放受到了毒瘾的限制,变得有针对性而又僵化,难以通过日常生活的愉悦和人生追求而获得,却在与毒品有关的事物进入意识时突然涌现。只需一个闪现,一个图像,一个回响在记忆里的单词,一次腹中的咕噜声,这些都是最初的戒断症状,或是从中国餐馆传来的海鲜酱的气味,它与鸦片沸腾冒泡的气味有着令人可怕的相似之处。是的,今晚多巴胺又一次占据了主导,我的思想转向接下来注定要发生的戏码,这出戏码的开场就是黄昏时分聚集在这里的黄包车。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倒在床上虚度光阴,或是懒洋洋地倚靠在休息区破旧的家具上,现在差不多是时候了。多巴胺所产生的渴望和激动聚集在我的神经突触中,再次在它熟悉的地方安营扎寨。
 一小时之后,晚餐就快做好了。坐在我对面的两个白衣俄勒冈州人无聊到极点,他们一直谈论一致性、万事万物的内在统一性、造物主在每个生灵面前显灵,延伸到植物与岩石的宇宙意识,诸如此类。在我看来,唯一的一致性就是鸦片,它是我的夜间消遣,是演出的主角。我面无表情地快速道了晚安,然后起身离开。在晚餐后消失已经成了我的常态,但我不想表现得没礼貌。我最后看了一眼那颜色怪异的稠粥,难以形容的各种水汪汪的蔬菜,它们装在擦亮的铁盘上,摆放在两张长桌上。在这里,不同年龄和性格的印度年轻人与西方人坐在一起吃饭,像是处于一个文化实验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太走运或没什么钱。我们时常沉默地吃饭,我比较喜欢这样,但这些俄勒冈州人要在一个漫长的道别之后才会让我走,这让我的内脏逐渐产生一种紧张感,一种如同多巴胺聚集在我神经突触时的折磨人的紧绷感:离开这里,去找黄包车夫,在他消失之前找到他。他现在正等着我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而且他比我更了解目的地附近的环境。
 我走到了街上,汗水立刻从我的脸上滴下来,多巴胺在涌动:我必须要去那里。多巴胺沿着过度扩张的轴突涌出,充盈了化学增强效应的神经凹槽,离开腹侧被盖区去往它的三个主要目的地:腹侧纹状体,它负责给行为发出指令,集中和释放行为;眶额皮层,多巴胺在此处注入与毒品价值有关的细胞;杏仁核,联想记忆的两个最重要成分意象和情绪在此处的突触中会面。由于有了成瘾所带来的神经重建,多巴胺将感知和记忆转换成价值和推力的力量,结合了代表意义的眶额皮层所释放的谷氨酸。这些眶额神经元了解鸦片将会带来多么美妙的感觉,于是谷氨酸离开了位于眶额的仓库,就像高峰期时的交通一样,它涌向不远处的杏仁核细胞,唤醒与愉悦和抚慰有关的细节浓黑的海洛因的画面和气味,以及它融化我焦虑的感受。杏仁核的突触结合是持久的。感知和感受的信息沿着轴突的通路涌回眶额皮层,细节在此汇聚成一个单一的全景:一大片纯粹的意义。同时,从眶额皮层扩散开来的谷氨酸又回到了最初唤起它们的腹侧被盖区,由于腹侧被盖区对此时触手可及的大量谷氨酸处于警惕状态,因此腹侧被盖区会输出更多的多巴胺,而这就是以价值为主体的反馈回路:多巴胺从腹侧被盖区到眶额皮层,谷氨酸从眶额皮层回到腹侧被盖区,彼此助长,循环往复(见图4)。然而谷氨酸的大潮会去往最后一个目的地:成瘾的忠实记录者腹侧纹状体价值在此转化为行动。
图4:连接眶额皮层、杏仁核、腹侧被盖区、腹侧纹状体的两个反馈回路:一条为多巴胺通路,一条为谷氨酸通路。这些回路彼此重叠,并且互相刺激,产生一种渴望或目标导向动机的状态,集中于腹侧纹状体。
因此,腹侧纹状体悬浮在两条汇聚的波浪之中:眶额皮层的谷氨酸携带着价值或意义,而腹侧被盖区的多巴胺携带着推力。此时由于眶额皮层和杏仁核之间逐步形成的合作关系,感知的细节也同样得到了传输。但腹侧被盖区的多巴胺流也放大了杏仁核的活动,为支持细节阅读提供了能量;而杏仁核也直接向腹侧纹状体传递情绪力量的信息,用精确的感知目标武装动机行为。我坐在晚餐桌旁,低头盯着我的盘子,想象着液体珍珠般的鸦片从那女人的针上滴下来,而我的腹侧纹状体在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完全就是我想要的,而且我现在就要。这一切产生了第二个反馈回路,与第一个反馈回路相重叠(见图4)。这是以推力为主体的反馈回路,或者说是动机行为的反馈回路原注:毒品渴望产生的基础是流入腹侧纹状体的多巴胺,众多研究者报告了这一发现,如罗宾逊(Robinson)和贝里奇(Berridge)于2003年发表在《心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第54卷中的文章。在一个巧妙的研究中,可卡因成瘾者在毒品发放前报告自己的渴望感,而非快感,此时眶额皮层和纹状体的激活达到最高峰该结果由赖辛格(Risinger)及同事发表于2009年的《神经药理学》(Neuropharmacology)第56卷中。。眶额皮层和腹侧被盖区之间的合作关系传输了更多的多巴胺到我的腹侧纹状体,仿佛在说,如果不介意的话,给我的伙计更多的多巴胺,直接传输过来。然后我的腹侧纹状体通过各种介质向腹侧被盖区传回信息,索取更多的多巴胺。这就是渴望建立在价值或意义之上的方式,是的,价值通过一个反馈回路放大了自身,而推力通过另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起来,最终结果就是对毒品的渴望。一旦我的杏仁核被更多细节所触发:比如毒品的画面、气味或感受,渴望就会更加纯粹,我会比之前更加深陷。
 这两个反馈回路互相增强彼此的作用,如图4所示,它们是连锁反应,因为这就是大脑工作的方式。但它们在像我这样的成瘾者的大脑中的连锁反应更加紧密,因为它们关闭了互相竞争的输入和其他的意义。它们不断地循环往复,逐步建立,以一种不断螺旋上升的方式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和谷氨酸,形成一个神经兴奋的双螺旋。这产生了一种定向的渴望:对毒品的渴望到了极点,以至于其他事都不重要了。这不仅仅是渴望,而是定制的渴望,有着狭隘的目的,其自身反复的突触选择史造成了这个不断上升的螺旋的结果。
沿着连接眶额皮层和纹状体的通路,即眶额纹状体通路,兴奋的突触被选中的那些突触得到每一次循环的加强,而不参与的突触,那些像是舞会中没人邀请加入舞池的突触,则枯萎退缩了。这个塑造突触的过程会在大脑的许多部位进行,而这就是大脑在儿童期和青春期发展的方式。经历就是这样塑造着大脑回路,记忆就此形成,意义就此得到编码,期待就此产生。而毒品成瘾者的大脑就这样被反复吸毒经历中的情感力量所滋养,像孩子一样发育,但发育得更快、更具决定性:通过其自身不断的行为,绷紧、僵化、滑稽化。毒品不是口香糖,它已经随着人类文明飞速演变了好几个世纪,因为它的感觉太好了。由于它具有缓解痛苦的作用,提供了连接的无可比拟的温暖,甚至比它所模仿的内源阿片类物质效果更好,而它使我不断地想要更多。一次又一次,一夜又一夜,我的大脑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行进,我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行进。而习惯变得越来越强大,突触越来越精细,它们之间的连接也越来越固化,它们只剩下唯一的宿命,就是失去可塑性。
 这就是成瘾的阴险之处和毒性所在。由于它对突触有塑造作用塑形和修剪,神经通路越来越受限,这种作用通过多巴胺和谷氨酸夜复一夜地放大,被目标情绪力量所推动对毒品的渴望以及之后的抚慰,仿佛是情感空间的高度和深度。要记住:用过的突触就是加强的突触,它们像是花园中的凹槽,雨水在里面流动,形成了越来越深的水槽。突触通道的凝固和窄化,在眶额皮层、杏仁核、腹侧被盖区、腹侧纹状体中交叉,留下越来越少的选择。随着每一次基本情节的重演,通路越来越少。这导致了更多的重复,更少的灵活性;更多的习惯,更少的选择。
 选择减少、兴趣变窄的心理现实这些众所周知的成瘾特征恰好与突触通路模式的灵活性降低的神经现实是对应的。但是有一点:大脑与心理并不是相对应的,这是个误称,是想象中的近似。反过来是成立的:心理与大脑是相对应的,大脑运行的方式突触塑造和神经化学增强的生物学规律,彼此互相强化约束着成瘾者的心理、行为、愿望和梦想。而我的愿景更美好,我希望有一扇后门,一扇侧门,一个秘密入口,为心理超越物质而开。可是并没有。我希望这只是生物还原论或神经科学沙文主义的一次运用,但它并不是。这就是事物真正运作的方式。

 对我来说,今晚的渴望空前地强大,但我必须忍受与这些俄勒冈州人无止境的对话,必须忍耐他们冗长的告别,我已经忍得够久了。我抑制了冲动,是的,抑制得够久了,现在我要去释放了!渴望是一种生理唤醒的低级核反应堆,围绕着一个单一目标而建立,而那个目标物总是正好在我面前。现在这种渴望延伸到我的前运动皮层,它主要负责移动我的腿、嘴、手,而我的手正翻着我的口袋,把一卷卢比扔给我的黄包车夫:带我去那里。我的腹侧纹状体就像亚哈(Ahab)的鲸鱼译者注:出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书中的亚哈船长为复仇而捕杀白鲸,最后人鲸共亡。一样升起,悬浮在那两条碰撞的波浪之间:紧急与评估,动机与意义。我的这条鲸鱼带着它疯狂的执念逆着风浪而行。我想吸毒,就现在。
 这些神经化学活动自然只是前戏,它只是对伴随着吸毒涌现的抚慰的期望。不过,毕竟前戏是在这个阶段的结合中最有趣的事,行为本身,原始的行动,相对而言是日常的。烟斗与嘴唇的相遇,针管与血管的相遇,都是相同的,或者几乎是相同的,次次如此。产生戏剧化的是到达那里的手段。于是我站在人行道上,流着汗,观望着。在煤烟浓厚的空气中,仍然湿热的晚上八九点,双层巴士驶过来,以奇怪的角度倾斜着,挂在扶手上的人物线条画像是绝望的漫画,而我看到它的躯干向我驶过来。同时来了三辆黄包车,他们发现有个白人面孔,于是都疾驰而来,想赶在别人之前到达。我很快走近我认识的那个车夫,以避免产生冲突。但有一刻是令人困惑的,每辆黄包车看起来都完全一样:都有一个很宽的座椅能容纳两到三个人,一个可折叠的防雨顶棚,一个陡然倾斜的台子上有点儿放脚的空间。我的车夫朝我点了点头,然后我踏上大车轮旁的小台子,猛地坐在位子上。车上伸出两根竿子对称地向前弯曲,以便车夫可以一只手抓一个。他抬起竿子,车轮上的车身整体向后倾斜,然后他就开始头也不回地沿着街道小跑起来。去哪里?我说了一个最近的主街的名字,因为别的我也说不上来。它在加尔各答中心大型公园的另一边,在邮局和其他政府建筑的另一边,在道路十分曲折的穆斯林区。但目前为止,车夫还认路。
 多亏了车夫的强健有力,我们20分钟之后到了一个熟悉的区域。宁静的林荫大道变成了挤满仍在营业的小商铺的狭窄小街。我看到了牛肉,这在我们刚刚经过的印度教地区是亵渎神明的一种行为,而现在这些牛肉挂在肉店的前面,胡子拉碴的男人穿着走样的白袍坐在牛肉前面,用水烟袋抽着加入了甜味的烟草。装满难以名状的食材的罐子和篮子,散发着可怕而难以忽略的气味。几分钟之后,街道向远处岔开,变成窄而曲折的小路,几乎是小巷子,这种地方我根本记不住。我在建筑的拐角没有看见任何街道名称,没有门牌号,只有隐秘的门或悬挂的布带我们去到未知的世界。
 起初我对于坐在黄包车上被一个看起来只有我一半重的人一路拉着感到有些尴尬。提醒你一下,他的体重完全是由肌肉和肌腱构成的。有几次我醉了或者吸食了太多毒品,然后就坏了规矩。我会莫名地骗车夫上车,或者发现他蜷在那儿睡觉,然后我就在他移动之前抓起车把手,然后开始拉着他走。但每次都以爆发性的抗议告终,然后我会回以一个微笑你不明白吗?你看,这只是个玩笑。你来拉我来坐是完全随意的,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不是吗?肤色、地位都是虚的。然而并非如此,这比俄勒冈州人的宇宙一体宣言还糟糕,因为我玩弄的是他们的基本生计。黄包车夫并不觉得是玩笑,你就是不能这么做。他是拉车的人,而我是乘客。出于娱乐自己或满足某些幼稚的理想主义的目的而把角色弄乱,这是一种侮辱,当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周之后才开始彻底了解。司机与乘客的角色关系建立在常理之上,打乱这种关系是对他们的贬低,其结果与我的初衷基本是相反的。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破坏规矩的能力。平等的赐予者!他们不敢。现在我坐回到位子上,我用手势指路,车夫显然很有耐性,拉着我来来去去,而在这些异域风情的街道中穿梭真是令人激动,尤其是在通往毒品乐园的路上。我们终于到了一条很窄的巷道,窄到对于这迷你的交通工具来说也是个挑战。随后,我奇迹般地发现离自己最喜欢的鸦片烟馆只有几步之遥了。
我穿过小小的门厅,进入一个充满阴影的房间。一个宽架子其实是另一层从房间中间伸出,用某种竹席盖着。我在门口脱掉自己的凉鞋,然后坐在架子的边缘,等着轮到我。所有的客人一共有四五个人都是印度人。这时最后一个客人结束了,他们坐在外墙边上的矮长凳上,姿势各异,完全处于放松状态,像是僵硬的拙劣模仿。我很快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走上前去,向一个女人点了点头,挤了个微笑,然后在她一米开外的地方躺了下来。我们的身体是平行的,面对面,仿佛我们将要进行某种形式的性爱。她向我做手势:让我靠近一点。我躺在自己这边,头放在一个木制的类似枕头的支撑物上,与之不到一个手臂的距离处有一个形状像大梨的玻璃圆筒。一簇火焰在圆筒中心稳定地燃烧着,圆筒的末端在一个圆孔之下。火苗十分平稳。
 那个女人摆弄着长针上的一滴精制鸦片。这不是生鸦片,它纯粹而柔软,近乎液态,像是浓稠的蜂蜜,大小和形状像一滴巨大的泪珠。她在那团火焰之上不停地用模子温柔地将它塑形,直到它变成一个完美的圆锥形,完美地处于针的中间。她的眼中闪着难以言喻的光芒。她把鸦片戳进洞里,那个洞显然是做成了容纳鸦片的形状,洞在圆形铜盆的中心,连着一根一米长的长木管,那木管和那女人看起来一样老。她抬头看我,捕捉到了我赤裸裸的期待。我的需要、我的渴望,现在开始延伸,伸入即将到来的满足感之中;而我无法将其隐藏起来。她干老的嘴唇咧开一个微笑,笑容里掺杂着一丝疯狂和友好,既可怕又美好。在这一刻我属于她:她的毒药已经感染了我,冻结了我的四肢,麻痹了我的心脏。我想她可能是疯狂的,那个笑容,仿佛是和谁串通一气而又完全不知耻的。也可能我是那个疯狂的人,与她一起跳着这支舞?
 这时我完全熟悉这些步骤了。她双手转着管子让洞处于底部,然后她将其放在火焰之上,将长长的末端指向我。碗口就在玻璃圆筒中的圆孔之上,管子的末端离我的脸非常近。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将管子末端对准我的嘴唇,我完全没想有没有细菌。几不可见的火苗舔舐着铜碗里的鸦片,片刻之后它开始冒泡了。然后她开始吸气,这是让我做同样动作的信号。我照做了,刺鼻的烟味撕裂了我的喉咙后部,但它的味道如我所知的那么令人身心舒畅。黑暗、浓郁而微苦,咳嗽的感觉开始聚拢,然后差点儿从我的胸中爆发,而后又在爆发之前平息了下来。鸦片剂是强效咳嗽药的关键成分,能平息几欲释放的咳嗽,使其逐渐减弱直到平息,我的身体在对鸦片这个入侵者采取措施之前就早已投降,而这种诡计,这种给予和剥夺,这种攻击与培养、伤害与抚慰的混合,从某种方式上抓住了这种毒品的精髓。鸦片的攻击效力是无敌的,但它的抚慰作用也同样无可比拟。

几天之后,我的西塔琴完成了,我离开了加尔各答。对鸦片的生理成瘾让我好几个星期都不舒服,不过这种不舒服还是过去了,一部分是因为我回到加拿大做暑期工作的时候吞了好几口可待因。我的戒断症状不如和吉米一起吸食海洛因之后那么严重,但持续了很久。代价本可能会更糟的。之后,我终于还是戒掉了鸦片,但我仍处于困境之中。我的复吸更多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为更多的悲剧奠定了基础。外界的阿片类物质已经成为我安全感的来源。阿片类物质等待着我的一天结束,为我提供安全感用以抵抗苦闷无聊、孤独、羞愧、反复的自我怀疑它们每天早晨都重新出现,而我成瘾的事实又让一切变得更糟。它让一切变得更加令人恼火,因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可怜虫、一个蠢蛋,如此全身心地沉迷于愚蠢的毒品,以至于我无法体会到多姿多彩的生活和日常的感觉盛宴,而这些是我周围的世界上最穷苦的人都能享受到的。我陷入了困境,因为我的病症所需的治疗方式只会令它更加糟糕、更加不详和危险;我陷入了困境,尽管我还不太明白是为什么,但是未来每次我接触鸦片剂的时候,某一部分的我都会被进一步侵蚀。我的毒瘾会随着令人担忧的意外而萌芽,我会丧失自控力,我会承担超乎想象的风险。鸦片剂通过向下丘脑持续提供肽类物质让我感到安全、温暖、关爱、抚慰。它们让我掌控了我自认为需要的温暖,用于与它们自发产生的羞愧和抑郁作斗争。
 我在多伦多度过了夏天,然后九月回到了伯克利,回到学校完成了音乐学业:和声与复调,莫扎特歌剧和贝多芬交响曲。这些都对我的初衷印度音乐没有帮助,但我很满足。夏天我向逃离印度那个火炉来加州的著名音乐家学习西塔琴,得意于闪着星星眼的奉承者的谄媚,其中不乏一些美女。三年后,我毕业了,之后回到加尔各答开始长达九个月的认真学习。这次我不是独自一人了,迈克尔和我一起来,他学习手鼓(tabla),这是一种为西塔琴伴奏的鼓。我们每天练习四五个小时,挥汗如雨,然后在像直升机一样飞速运转的吊扇下吹干。一周里有好几天晚上,我会回到我的宝贝鸦片烟馆,但渴望没有以前那么强烈,大概是因为我有迈克尔和音乐作为慰藉。可是除了至高无上的美感及其给我的生活带来的自律,这种音乐不能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加拿大和美国没有印度音乐家的市场,而我也不打算在印度生活。此外,我遇到了一个多伦多女人,我想我爱上她了。莎伦(Sharon)原注:莎伦是化名。和我正讨论结婚,而这意味着我要找一份正经工作,并在北美选一个地方安家。我决心成为一个心理学家,尽管我还没掌控自己的自我实现,尽管我还在吸毒并承担着与之伴随的风险,但我觉得我能在研究人类行为的方式和原因的领域中获得成功。研究心理似乎仍然是最崇高的追求。我特别想了解情感和内驱力,以及它们开拓成功或失败道路的惊人力量。我觉得我准备好了,我觉得我可以凝聚我的智慧和精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服务。而且我觉得我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能够有一个晚上等我回家的妻子陪着我。
于是我在1976年的春末再次离开加尔各答,开始着手安排在接下来的秋天结婚。我已经被多伦多大学录取了,我将在此完成心理学的本科学习,取得第二个文科学士学位。在回加拿大之前,莎伦和我在欧洲旅行了两个月,我们一路都在争吵,从一个国家吵到下一个。部分争执的内容围绕着我冲动之下在英国买的摩托车每天早上为了发动摩托车,她都要在后面推着它。我们应该像她所希望得那样租一辆汽车。但是争吵让我觉得疲惫,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本应让我对即将到来的婚姻更加谨慎,但我还是决定要结婚。我致力于成为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自己,靠着意志力、崇高的目标、自律来克服困难,我不会因消极情绪的入侵而受到影响:生平第一次,我不会因自我毁灭的冲动而脱离轨道。然而1976年10月,我们婚礼的前一晚,当我在镜子前系着领带,和我弟弟一起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时,我意识到这是个错误。我意识到这婚姻是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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