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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梁鸿的梁庄(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 套装二册)

書城自編碼: 293359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社會學
作者: 梁鸿
國際書號(ISBN): 9787D24079945
出版社: 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1-01
版次: 1 印次: 1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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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当代乡村与中国*完整的文本《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首次集合出发此次精装新版对图文进行了全面修订,增加梁鸿新序《给父亲》,并特邀陆智昌老师操刀设计,重磅出击。《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因其纪实性、文学性和社会性已成为国内非虚构文学的经典代表作。2. 从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乡村与中国*真实的形象《中国在梁庄》叙述的是作家与她的故乡,而《出梁庄记》则是中国的细节与观察。在梁庄,望故乡;出梁庄,见中国。在梁庄的本地人与出梁庄去外地的打工者原是不可割裂的统一体。此次关于梁庄*完整的文本,即《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本书首次集合出发。3. 附赠别册《梁庄》,特别收录关于梁庄议题的经典阐释《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出版之后,围绕梁庄及其承载的乡土中国当代中国乡村纪实等话题不绝于耳。别册《梁庄》即收录了社会各界关于梁庄议题的经典阐释,包括《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出梁庄,见中国》以及作家本人关于梁庄议题的反思与讨论。4.当代作家与她的故乡,情感的、个人的、文学的梁庄我思念我的故乡,思念大地、河流、村庄,思念与土地相关的时间与生活。本书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社会调
內容簡介:
作家梁鸿在其生命困顿匮乏之时,重返故乡,探访梁庄生活内部的驳杂与丰沛,叙述梁庄生命个体的迁徙与流转。前后历时五年,铸就《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关于每个人都在沦陷的故乡,关于每个流落在外的异乡人,关于早已隐没在时间长河中的温柔与哀痛。《中国在梁庄》,经过五个月的调查采访,还原了梁庄近四十年来的变迁史,记录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他们面对的现实困境:比如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记录了中国的转型之痛、乡村之伤。《出梁庄记》是作家梁鸿继《中国在梁庄》之后集中书写离开梁庄去外地打工的父老乡亲生存状态的非虚构作品,由梁鸿探访10余座省市、400余位打工者,以200万字图文资料整理撰写而成,是梁庄范本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细节的观察。
關於作者: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著有文学代表作《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神圣家族》等;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首届青年作家以及《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等。
內容試閱
《中国在梁庄》前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那片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在离开的这十几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个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也因此,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它的变与不变,它所经历的欢乐,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未来、现代相联系,而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
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回到梁庄,中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与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你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新旧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所在。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深刻,许多时候,即使你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
当有人问我,你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顿时茫然且有些害怕起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乡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与发展问题?我并不认同很多论者的观点,认为乡村已经完全陷落,但是,它又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我也并不认为农民的处境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步,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及乡村那里。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工,对于乡村的种种政策和努力都似乎无济于事,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我反对那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语,那种仿佛不如此激烈,就不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式的愤激话语,但同样,我也深知,我这种试图以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来呈现乡村图景的方式,也是一种温良的立场,它显示出一个思考者的早衰与某种同化。因为学术,及学术式的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无论如何,我警告自己,不要陷入某种潮流或派别之中,我宁愿是一个怀疑者,以自己有限的眼睛和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我害怕我的判断蕴含着某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因为我看到,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
或许,我所做的只能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因为,很快,我所熟悉的这一切,都将消亡。同时,故乡只是对于成人或时代而言,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来说,我所谓的现在,我所谓的丧失正是他们的故乡。
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 《出梁庄记》精彩选摘
《出梁庄记》后记
土耳其的当代作家帕慕克在凝视他的城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huzn。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有宗教的含义。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郁,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忧郁、伤感、郁结、凝聚、怀念,与真实的事物和情绪本身已稍有距离,有间隔,有审视的意味。它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于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于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事儿。人们抱着面对奇观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叹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只有轰动,而没有真正的事件。
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当遭遇现代性时,我们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的当代思想家亚西斯南地认为,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于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量得和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我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婶、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吴镇老乡,那一家家人,一个个人,他们怎么生活?我想细致而具体地去观察、体验和感受他们的所思所做。我想把他们眼睛的每一次跳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躯体的每一次摇晃,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过的路和所度过的每一分一秒都记录下来。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梁庄在说,那也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说。从那些新闻和画面里,我看不到这些。我们不知道梁庄发生了什么。
他们欢乐、大笑、热情、自制,他们打架、示威、反抗、忍受,他们哭泣、冷淡、自嘲。这一切都源于那条河流,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默默流淌。静水深流,形成这个民族共同的哀痛,如此地源远流长。
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有关,但却又超越于这些,成为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温柔的、哀伤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着的,那棵树、那间屋、那把椅子,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那样一双黑眼睛,那样一种哀愁的眼神,那样站立的、坐的、行走的姿势。
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层面不是革命国家发展的层面去发现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哀痛能让我们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词语去思考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会使我们意识到在电视新闻上、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读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风景,而是真实的人和人生,会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它们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
我听说,为了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许多地区正在大规模地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也听说,梁庄,可能将和邻近两个村合并到一起,政府盖几栋高层建筑,把梁庄村民迁到楼上,腾出耕地,把村庄化为良田。实际上,中国大地上许多个梁庄正在被拆解并重新组装。
那么,梁庄原来的房屋、道路、坑塘、沟沟坎坎和一些公共空间将彻底消失;那在每家院子里和村头沟边的树枣树、苦楝树、杨树、椿树、榆树、槐花树、杏树、梨树、核桃树,它们生长在村庄的角角落落,把梁庄掩映在大地之中都将消失;那种在院子里的各色花草,花婶家的刺槐花、大丽花、月季花,玉花家的向日葵、指甲花、牡丹花,也都将消失;那原野上孤独的坟头和坟头上那孤独而郁郁葱葱的松柏也将消失。梁庄的人,将与泥土、植物、原野再无关系,他们将进入高楼,变为大地的寄居者。梁庄也将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将对面不相识,将永远被困在高楼。是这样吗?想到这些时,疼痛慢慢淹没我的整个身心。
这并非只是一种缅怀和感伤,而是对这一合并、打破、重建本身的质疑和忧虑。并村真的可以还地吗?这地是还给谁的?如何重建?在什么基础和前提下重建?谁做的论证?农民是否愿意?为什么愿意?为什么不愿意?这一切,都是在语焉不详的情势下进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遮蔽权力欲望、资本推进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弈,也为拆建等中国当代生活中最常见的粗暴词语找到遮羞布。我尤其担心的是,以发展为名,农民又一次成为牺牲品。在这其中,每一个人都被绑架。
我们所要思考的不是简单地让村庄变为城市,而是,我们的村庄为什么会变为如此?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我们的生存状况为什么会变为如此?反过来说,难道农民搬到楼上,或被迫进入城市,一切就都改变了吗?农民就获得了权利,他就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工作,就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就老有所依,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了吗?社会就更加文明、更加安全和更加公平了吗?形式的改变不能代表什么。否则,一切都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换来换去,农民连那一点点的立锥之地也被换没了。
有许多人说我们现在走的路正是台湾当年走过的路。台湾的工业化比我们早二十几年,但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了的台湾,村庄及传统文化仍然活在大地的角角落落。那里的村民、民众活在大大小小的庙里,他们有种类繁多的祖佛,妈祖、大道公、关帝爷、财神爷、玄天大帝、观音菩萨、土地公,他们祈求祖先的保佑,在庙里祈祷、许愿、玩耍、聊天、学习、商量村事。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心灵。在台江一个村庄的庙里,主人带我们到大道公像面前,让大家拜一拜。然后他开始向大道公禀报,说,大道公啊,今天是大陆那边过来的人参观,我给你说一下,希望你能保佑他们平安健康。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
不是直接地否定和放弃,而是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他们在努力以自己的形象去建构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是在建构自己的文明方式。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存在方式,显示出它巨大的容纳力、活力及独特性。
如果过去和未来,传统与现代,都只被作为现在的附庸和符号而利用(就像不断被拆掉的老城区、古建筑和不断再建的仿古建筑和仿古景点,崭新的古代,让人悲怆的滑稽),那么,我们的当代将被悬置在半空中,无法对抗并生成新的历史洪流。如此单薄而脆弱的当代,怎么可以建构开明、敦厚、合理的社会和人生?
我喜欢梁庄在的感觉,我为我能站在母亲的坟头思念她而感到深刻的幸福,因为它使我感觉我生活在自己的大地上,是我自身,它是独一无二的,那里有属于我的、一直流淌着的河流。我还曾经幻想着,我能够把在台湾找到的苦楝树的种子,种到梁庄老屋前的院子里。如果它能够生根、发芽、成长,那么,春天来的时候,我将再次看到那淡紫色的束束小花,再次闻到那渺远的清香。
我那耸立在平原上的故乡,它像是扑满一样保存着我们的回忆。
然而,一切都将永远的失落。
我要衷心感谢梁庄的亲人们,感谢我所访问的所有打工者。他们误工误时,想办法给老板请假,他们到处打电话联系,陪着我去找其他老乡和伙伴。他们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使我感觉到,梁庄,还是他们心中的神圣家园。因为有了梁庄,我们才有根本的亲近和亲情。我无以回报。
感谢穰县的朋友们和在各地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不管各自的生活轨迹如何不同,在这样一个公共的交叉点上,我们为共同的事物奔走,为可能的美好激动、感叹。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因为我们还没有使自己完全熄灭。
必须说明的是,书中城市里面所涉及的部分地名、人名和人物关系都作了技术性处理,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我不希望大家进行绝对的对位。梁庄里的中国,只是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理解的梁庄和中国,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
感谢我的家人们,他们一如既往地、全身心地支持我。我要特别郑重地感谢我的父亲,这本书有他的劳动和汗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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