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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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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作为一个文类，日益受到大众喜爱，甚至溢出了专业研究的范畴。杨正润教授作为国内较早涉足传记研究的学者，多年来耕耘不已，成果拙著，除却专著之外，眼前这本书即是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这些论文或文章几乎涵括了传记研究的方方面面，既有理论品格，亦有研究实绩。既有岩石的质地，亦有彩虹的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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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系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现代传记文库之三。
著名学者杨正润先生在学术势头正旺之时，将大部分的精力转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传记研究，并最终将之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现在看来，这是先生基于对国内外学术前沿的敏锐判断，预感到传记时代的来临的契机。
莫洛亚在《传记面面观》中曾说：真实具有岩石般的坚硬，个性具有彩虹般的光彩，但是罗丹和他以前的希腊雕刻家们有时能把人的肌肉难以言述的曲线和变化不定的光泽注入大理石之中。在莫洛亚看来，岩石般的坚硬和彩虹般的光彩是优秀传记的精髓，这也是先生学术生涯的写照。在许多人赞羡先生取得如此彩虹般的光彩成就之时，我们更希望人们去触摸那彩虹背后所折射出的岩石般的坚硬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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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成立于2012年1月。该中心旨在顺应社会各界对传记事业的迫切需要，发展我国的传记文化，通过深入开展传记研究，力争建立现代化的传记学科，培养传记人才，拓宽与世界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空间。
传记中心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1ZD138），并创办《现代传记研究》集刊。
袁祺，扬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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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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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ⅰ
学术自传
传记研究： 我终生的事业写给青年朋友的学术自传3
理论与方法
自传死亡了吗？关于英美学术界的一场争论11
论忏悔录与自传28
论传记的要素44
解释与现代传记理念59
传记的界线史学、文学与心理学的考察94
实验与颠覆： 传记中的现代派与后现代113
传记家，请选好你的传主！129
我们向司马迁学习什么《史记》传记方法的现代意义144
比较传记： 历史与模式160
《资治通鉴》的传记学价值180
作家、文本与问题
西方现代传记文学中的精神分析201
莫洛亚传记文学述评218
二十世纪西方传记文学述评235
中国自传： 现代性的发生253
传记诗学的开拓者评利昂艾德尔266
中国传记的文化考察283
实现传记的现代化299
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307
危机与出路： 关于传记现状的思考342
中国传记不发达吗？对一种主流学术话语的质疑357
鉴赏与评论
文人无行？读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373
明星自传与卢梭的《忏悔录》382
二难并佳传出读王耀成《赵中安传》385
传家三味，味在文史之间读徐光荣《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387
关于外国传记的阅读和鉴赏390
《玛丽斯图亚特》赏析397
《雪莱传》赏析400
《但丁传》赏析403
诗心的对话读许结《诗囚》406
聆听传记家和传主的对话410
传记研究中的新局面读《传记文学新近学术文论选》414
传记出版为何这么热?答《光明日报》记者问418
木版刻出的英雄交响曲读忽培元《耕耘人生木刻家修军评传》
421
传记怎么写才吸引人？424
人物研究
无私的?不道德的?疯狂的?关于雪莱的故事431
游戏中的困惑与痛苦玛丽雪莱及其《弗兰肯斯坦》439
她使英国历史变了样关于伊丽莎白女王445
关于莱特的故事455
书序与后记
《灵魂的挣扎： 鲍斯威尔〈约翰生传〉中的人格叙说》序475
《文学的殉道者： 索尔仁尼琴》序478
《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序480
《〈富兰克林自传〉与美国精神》序482
《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序485
《东海西海之间： 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序488
《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序491
《自传忏悔： 从奥古斯丁到卢梭》序494
《自我的现代觅求》序497
《传记文学史纲》后记499
《众生自画像》后记503
《现代传记学》后记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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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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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研究：我终生的事业
写给青年朋友的学术自传
三十多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学习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的时候，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 有许多天分甚高，也非常勤奋的人物，为自己的研究几乎是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但是他们的成果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也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
比如欧洲中世纪的绝大多数学者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一切学问都在《圣经》之中，把一切学科都变成神学的婢女，成为对《圣经》的注释。他们对《圣经》中的某句话、某个细节，进行无数繁琐的注疏、考证，或是引申为经院哲学的问题。他们的那些手稿，至今还保存在欧洲一些古老的图书馆里，那密密麻麻、一丝不苟的文字向参观者诉说着主人的辛劳，但是却摆脱不了蛛网尘封的宿命，只能作为一件古董而存在，没人关心其内容。连篇累牍讨论把猪牵到市场去的是手还是绳子这类问题的论文，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我也发现，我见过的一些人物有同样的命运。我童年时代见过父亲的塾师，人人都尊称他大太爷，是个秀才，家乡著名的博学人物，据说他每天五更必定起床读书，几十年如一日；他骑着毛驴赴京赶考，路上几个月不停地背书，能把十三经一字不差地背完。我在南大图书馆把他的一部著作找了出来，看到其内容是把中国史上的大事编成四字一句供学童背诵，这样的启蒙读物有其用处，但类似的读本已有很多，我真为他那满肚子学问惋惜。还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同事，他多少年中只做一件事：
翻译和注释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些英国通俗小说，这些小说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也早已过时，其中又涉及许多背景资料，翻译起来并不容易。我忘不掉严冬季节，在没有火炉而又朝北的房间里，他戴着棉帽、放着护耳、裹着厚厚的棉大衣缩在一个角落，一边呵手，一边查字典的情景。这位先生执著于此，花费了多年时间，听说他译完了，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译稿。他的中英文都不错，我想他如果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就吧。
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 勤奋固然是学业成功的前提；但是，勤奋并不一定就能成功。对一位学者来说，确定研究的方向至关重要，有些课题是注定做不出什么成果的。我很庆幸，我刚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中国第一批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的名单。这在大学，特别是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硕士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博士生导师，那时同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一样，是非常尊贵的头衔，让人肃然起敬。我们都关注这个名单，我看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朱东润教授的大名就在其中。
朱先生的招生方向是中国各体文学中的传记文学，从此传记两个字牢牢吸引了我。说来好笑，我毕业于大学中文系，此后教过十年中学语文，少年时代也翻过家里的一部线装《史记》以及一些现代传记作品，但是对传记二字却很茫然。我的一些同事好像也差不多，记得一位朋友就对我说过：你要研究传记，好啊，我也写过唐人传奇的文章，我们可以交流的。
这些都验证了胡适的一句话：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事实正是如此，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除了《史记》外，就好像没有提到过其他传记作品。外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流行的几种西方文学史教材，也只说到罗马时代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十八世纪英国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好像再没有其他传记作品可谈。至于传记理论，更是少见，那时翻遍大学图书馆的中英目录，也没有查到几本。
带着疑惑，我进一步考查历史。我又发现，中国和西方国家不是没有传记，而是出现过大量传记作品，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纪传体，主体就是人物传记。此外广义的传记，诸如日记、书信、游记等等更是车载斗量。西方国家同样如此，传记作品很多，但是其中优秀传记太少，难以传世。
这种状况，到二十世纪初期开始逐步改观。首先是英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伍尔芙带头写过四部传记作品，而且对传记进行了研究，她写出的传记论文，奠定了现代西方传记理论的基础。此后传记迅速发展，传记作品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加，优秀作品也不断出现。1917年，美国著名的普利策奖就设立了传记和自传奖。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受到西方这一潮流的影响。胡适、郁达夫、茅盾、朱东润等人，他们都指出中国传记的落后，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关心传记、写作传记，并且身体力行带头写传记。尤其是胡适，显示出他作为新文学领袖人物的远见。在他的倡导之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诞生了，很快形成了一个高峰，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特别是自传，胡适、沈从文等人都写出了中国现代自传中的经典之作，新文学左翼的代表鲁迅和郭沫若也都写有大量自传类作品。但是由于战争、动乱等原因，这一高潮并没有延续多久。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中国现代传记逐步形成第二个高峰，每年出版的长篇传记从几十种攀升到几百种；九十年代达到几千种；近年来更是达到上万种，远远超过小说的年出一千多种。这一现象并不奇怪，文学是属于时代的，先秦是散文，其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文类。小说从明清延续下来，现在开始让位于传记了。美国《纽约时报》1996年在一篇专文中惊呼： 现在是一个文学回忆录的时代。文学回忆录是传记的一种形式，我同意一些学者的说法： 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
传记热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探索愿望，传记的繁盛需要学术的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创新，要创新应当考虑两个因素： 新材料和新方法。王国维说得好：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古来新学问起，大都源于新材料。在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就有赖于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卷轴、流沙简牍、宫廷档案等，有了这些材料，就有了学术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面，除了新材料，还需要新方法，有了新方法才能有新视角，提出新问题，得到新发现。我很幸运，在我关注传记、决定从事传记研究的时候，不但传记正在进入高峰期，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而且新方法也出现了。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称之为方法论的年代，国外那些已经并不很新的方法和那些刚刚出现的新方法，比如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都被一一介绍到中国来，新的学科，特别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它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开始了复苏和发展。今天看来，那个时代虽然免不了幼稚，其中包含着种种偏激、肤浅、误解，但成就也是空前的。
我读研时的专业方向就是西方文论。我发现，西方文论新方法的引入，带来了传记研究革新的可能。长期以来把传记同小说靠拢，用小说的标准来评论传记，或是依靠一些传记家写下写作感受来指导传记，这种状况应当结束了，应当从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中汲取养料建立现代传记理论。这样，我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传记研究从此成为我终生的事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阅读大量传记作品，掌握材料。前后总共花了大约十年工夫，我对这些材料进行清理和研究，写成一部《传记文学史纲》。在这部著作中，我把世界传记文学看成一个整体，考察了十个主要国家或民族三千多年传记文学的历史，重点论析了其中几百部代表作品。这样我对研究对象就有了比较充分的把握。
另一件是研究西方文艺理论，掌握新方法。我曾听到一位著名的前辈学者介绍治学经验： 要把什么学问吃透，最好的方法是给学生开这门课。于是我开设了西方文学批评方面的课程，给硕士生开了二十年的西方文学批评专题研究，给博士生开了八年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课程名称没有变，但我每年讲授的内容都不同，讲课的过程是我一步步深入西方文学批评的过程。为了避免现代西方文论研究中浮于表面、泛泛而谈和生吞活剥的通病，对各种流派，我不仅关注它们的理论建构，而且考察它们的批评实践。我的老师张月超教授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受老师的影响，我对莎士比亚戏剧也有浓厚的兴趣。我发现莎士比亚是一切文艺理论流派的试金石，莎剧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伟大代表，任何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只有在莎剧研究中有所建树，这一流派才能在文学批评中真正立足。于是我在研究现代西方文论的时候，特别注意它们对莎剧的解读，这样我对它们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更容易把它们融入传记理论。我发现西方古典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摹仿理论，西方的主体理论、身份理论、对话理论、叙事理论等，都是传记理论中可以参考和吸收的。我还指导了九篇研究传记的博士论文和几篇硕士论文，带领他们编写了一部《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9）》和一部《外国传记鉴赏辞典》，指导他们写作的过程同样是我深化对传记认知的过程。我还为自己喜爱的英国诗人雪莱写了一部《雪莱传》，得到了对传记的感性认识。
在有了比较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我完成了一部《现代传记学》，这也花了我十多年的时间。我的传记理论包括本体论、范畴论和书写论三个部分，我试图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传记理论体系。每当我看着这七十多万字、厚厚的一部书，心中会升起许多感慨。传记是一个古老的文类，正在焕发青春。我在传记领域所做的工作，也只是第一步，其中有许多缺陷、不足和遗憾。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包括我的学生，正在传记研究的领域崭露头角，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多、更好。但是我也感到庆幸：
当学术的发展使传记研究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的时候，我选择了它，这是一个正确的、及时的选择。
同样使我感到庆幸的是，现在我又有机会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我的事业，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我觉得，在交大这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进行这项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任何学科都是人的创造，传记则是人的历史。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不同学科的学者越来越注意到传记，把本领域代表人物的成就同他们的经历联系起来考察，传记已经成为任何学科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英国当代物理学家霍金在他的名著《时间简史》中就包含了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三位物理学家的传记。一些自然科学家、工程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在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传记和传记研究不但进入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核心领域，而且它也在更高的层次上推动着各种学科的发展，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工具理性在物质活动中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也只有伴随着人文关怀，它才会具有更强大的力量。传记是人生和人性的记录，传记是人类精神的纽带，在人类盼望着和谐共存的今天，世界需要传记；我也相信，交大这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同样需要传记。我当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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