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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路在何方？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大成之作
探索中国“现代转向”的漫长革命
中国现代化的三大主旋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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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中国现代化研究大家金耀基教授的一部力作，主要着力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考察，二是考察东亚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全书以中国现代文明转型命题为主线，通过透视百余年中国近现代历史，清晰地勾勒出百年中国现代文明转型的现代化三大主旋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
名人推荐：
诚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但它还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还不断在学习、提升、反思、完善、持续的试验中。如果再有三十到五十年的和平环境，在21世纪里，一个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的现代文明将可修成正果。对此，我是有所憧憬的。我也深信，这是中国人的历史共业。 ——金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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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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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1935年生，原籍浙江天台。台湾大学法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社会学与中国研究》《中国政治与文化》《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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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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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转向”的漫长革命
东亚另类现代性的兴起
儒学、现代性与亚洲的民主
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诠释——论香港的理性传统主义
现代化、现代性与中国的发展
现代性、全球化与文化认同
文化自觉、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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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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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目的，简单地说，有二：一是使中国能跻身于世界之林，使古典的中国能够成功地参与到现代世界社会中去；二是使中国古典文化彻底更新，使中国古典文化能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扮演一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本质上，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承继了康梁维新、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的正面精神而向前推进的。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世界的潮流，中国不能违逆这个潮流，而一相情愿地同归到“传统的孤立”中去；在这一点上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有顺着潮流走。在一个全新的物理的“天下”结构里，我们应该培养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在古典的物理的“天下”结构里，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因此，我们自然地形成了“中国中心的”文化观；而今日，中国只是中国，中国不复就是天下，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世界中心的”文化观（严格地说是“地球中心的”文化观）。只有在“世界中心的”文化观上，我们才能成功地妥当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运动。
以“世界中心的”文化观作为观念基底，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充量地、理性地、选择地“借取”“吸收”西方文化的质素，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现代型模”是以“西方型模”为主要基料的，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地、一心一意地接受西方文化，凡是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我们都应予以借取。人类学者告诉我们，文化借取是任何一个文化丰富、发展它自己的必要途径。胡适之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呢！”a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工作就是使中国业已堕失或衰微的传统，经过理性的批判重整的过程，重新产生的文化动力。中国古典文化在上一个世纪中，一直在“退却”中，现在应该使之“重来”，这一“重来”的过程就是“新传统化过程”。新传统化过程，主要在使已经丧失的传统价值得以回归到实际来，但这一工作，在性质上是一“创新”，亦即它必须要符合中国现代化所需求的，否则是“复古”，而不是“创新”，亦不能视之为“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譬如，多子多孙是中国古典文化所重视的价值观念，但这一价值观念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却是冲突的，因此，我们应加以扬弃。反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原是中国古典的文化理念。而此一理念与民主虽有基本之异，但二者是却亦有共同相通之处。无疑地，掘发古典的民本思想是有助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的，那么，我们应该使之回归。再则，中国新传统化过程的工作，在方法上，必须运用并借助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行为科学，对古典文化作系统的整理和发挥，中国文化是否能在世界文化中占一席地位，是否能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所补益与贡献，与它之研究态度与方法都具有第一重要的关系的。
中国现代化运动，更具体一点说，应该系统地、持续地从下列三个步骤做去：
第一，在思想教育上，应该积极推进科学思想教育。现代化是与科学化不能分开的，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是伦理的、美艺的，诺索普（F. S. C. Northrop）在比较中西文化之性格后指出：中国（东方）文化的特性是建立在“美艺的质素”（aesthetic；component）上，而西方化的特性则建立在“观解的质素”（theoretical component）上。这一看法大致已为比较文化学者所同意。因此，我们必须普遍深入地展开科学的、经验的精神为主的教育，唯如此，才能转向科学化，才能逐渐走上“理性化”的道路。并且应该更具体地调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取向与价值系统，培养一种“职业取向”以及“专业取向”的心态，以迎接一个工业秩序的社会系统。而在根本上，如罗斯托所说的，“必须推广一个理性的概念，一个对自然力与宇宙世界的理性概念，即自然环境并不是一种天赋的不能更改的因素，而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它是可以被人类利用而谋求福利与进步的”。而这项理性的推广，则有赖于学校的老师、社会的报纸、杂志、无线电与电视等大众传播工作者的努力，唯有从事于观念工作者的自觉性的努力，现代化的精神才能从根而普遍地产生出来。
第二，在经济上，应该积极地推进工业化运动，这不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当然要求，并且是中国解决社会生存问题必不可缺之途径。中国文化根本上是一“非经济性”的文化，也即是一自足的农业文化。中国之不能适应新社会，显出贫穷、落后等现象，主要在于经济结构之落伍。中国之现代化在某个意义上说，实不外是中国之工业化，中国唯有工业化，才能为中产阶级稳住基础。中国之传统文化活动，严格说来，是限于社会中少数的“士”的阶级的，绝大多数的非士阶级（特别是农人）几乎都被拒绝于纯文化圈子之外，赖德菲尔特（R．Redifield）所说的文化的“大传统”是由“士”人垄断、传替的，而“士”的阶级却是不事生产、完全自外于经济行为的。要想推进工业化，必须改变“士”的结构与价值取向。主要的努力有二：积极的应破除传统重农轻商的心理以及制欲（望）贬利（润）的观念；b积极的应鼓励一种“企业精神”与“成就动机”，以造成韦伯所称的“经济的心态”。而在具体的做法上，则是把过去投资在农业上的绝对比重（75%）转移到工业、交通、贸易与业务方面上去。在这一转移的过程中，必须对建立在农业制度上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加以重组。我们相信，中国只有工业化，才能充实社会的力量，使社会从政治中独立出来，造成更多足以对抗政治“自治体”，而知识分子也可从政治的窄门走出，而寻找自我立足的机会，唯如此，才能形成“制衡”政治的多种力量，这是中国由工业化走向民主化的契机。
第三，在政治上，应该积极地推进民主化运动。中国士大夫，在文化理念上，都有从事政治的冲动，基于“兼善天下”的伟大志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不只在“内圣”工夫，还在“外王”事业。但政治自始至终却是士人独占的权利与义务，绝大部分的社会群众对政治是陌生的、冷漠的，因此，韦伯说中国人有一种浓厚的“非政治”的态度，他们实际上是“非政治动物”。他们对政治不仅无“投入取向”，抑且无强烈的“产出取向”，几乎处于一不闻不问的状态下。中国有民本思想，但在民本思想下，人民只是被动地被承认其价值（是一政治客体），而不能自觉地感到自己之价值（成为政治之主体）。民本思想在最好的情形里，只在圣君贤相的格局下，达到“开明专制”的境地，无论如何，人民总缺少一“机构”使他们在政治的“投入产出的过程”中扮演一角色。而民主社会，则是一“普遍参与”的社会。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意识形态上，虽然众人具有强烈的政治的“产出取向”，但尚没有塑成正确的“投入取向”，因此，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相应于民主制度的行为模式，政治还被认为“在朝者”的事，而不知道在民主的参与社会中，根本无传统的“在朝”“在野”之分。虽远在边陬海隅，如能妥善地运用神圣一票，则身虽在江湖，实不啻居于庙廊也。实在说，“政治结构”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现代化，在一个过渡性之社会中，确是最重要的，一个有系统的、继续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作，必须靠政治的秀异分子来策划与推动。尤其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政治向来是一切的重心，思想、经济之现代化没有政治上秀异分子的支持，是难期有功的，罗斯托说：“一个社会的全面的现代化的工作，在基本上是政治领导者的责任”，这是颇有见地的。
上述三个现代化步骤，实是主要的，而不是全部的，譬如学术的现代化、行政的现代化、企业的现代化，都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重要的工作。严格地说，现代化运动是一“多面向”的工作，它牵涉到整个文化社会的内在问题，因此必须透过所有科学的通力合作。中国现代化运动长则一百年，短则一个年代以来，认真地说，并没有达到该有的成绩，而更不幸的是中国现代化工作常常陷入了大小的“恶性循环”的命运。此何以说呢？往往一个单一的因素害于其他所有的因素，譬如政治之不能进步，往往是害于经济、思想、学术等的不发达；而经济的不能进步，又往往是因为政治、思想、学术等之不够健全，任何一个单一因素的进步之果实与努力，都可能为其他因素之辐辏而被吞没，这就是我所说的“点”的进步为“面”的落后所吞吃。所以唯有全面地、有系统地推动思想、学术、政治、经济、行政等的现代化工作，以打破各种大小的恶性循环，而后现代工作才能产生一“自力支持的成长”，而进入一个现代化的“起飞”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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