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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观念与历史的际会:朱熹中庸思想研究

書城自編碼: 273170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刘小枫,陈少明,王健
國際書號(ISBN): 9787567541986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0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68/270000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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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观念与历史的际会:朱熹中庸思想研究》的出版对于撇清学术界对朱子思想的误读、错读具有重要意义。2《观念与历史的际会:朱熹中庸思想研究》将为中国现代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重要的传统资源。
內容簡介:
朱熹晚岁序定《中庸章句》,将人心道心,精一允执确立为吾族文化精神传承之统绪,即所谓道统者。朱子依此对《中庸》所展开的诠释与阐发,形成一经经纬纬之统合系统。然其关切则在回答大公至正的人类社会之如何可能的问题。朱子将天道观念运用于人与历史的解说,在理论上,以人之天赋善性作为合情讲理的社会形态之可能性依据;在实践设计上,则着重指出,握有公权力的主政者必须学为君子,此是实现有道理想的首要前提。朱子道统,与其说是哲学意义上的破天荒之举(陈荣捷语),毋宁说,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伟大的精神事件。
關於作者:
王健,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著有《明代思想史》(1994年)、《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神体儒用的辨析》(2002年);译有《日本官僚政治研究》(1990年)、《社会与宗教》(1991年)、《佛法西与东》(1996年),《在现实真实与价值真实之间:朱熹思想研究》(2007)等。
目錄
序 言1第一章 精神道如何实现于历史:道统之意涵(上)1第一节 溯源伏羲 中立周子:道统的形上理据3第二节 卓然立人道之尊:宋代儒者面对的历史难题7第三节 致中和:作为历史之体的精神道51第二章精神道如何实现于历史:道统之意涵(下)63第一节 人生而能德:对天命之谓性的理解63第二节 善的历史如何可能:对率性之谓道与修道之谓教的理解68第三节 重回善的历史:以圣人为修教谓教之主词的深意75第四节 人为目的:道理性之意义的互相发明82第五节 天下平必自明德始:致中和语境中的格物致知102第六节 立天地之大义:成就一个见得此理的世界110第三章 中和与中庸:一个观念与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上)119第一节 开出观念范导历史的维度:释庸为平常的意义120第二节 难而易与易而难:对中庸不可能的诠释127第三节 合理与现实:对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诠释131第四章 中和与中庸:一个观念与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下)154第一节 自然生存与可能生存:五谷之喻的意义154第二节 中道与天道:中庸是君子的事业162第三节 有道必得见道:价值本体视域内的格物精神168第四节、随自家规模大小做去:人人可为的格物致知176第五节 实现中和理想的现实载体:为政者与学者204第五章 正天下大本:一种可能的历史 以《壬午封事》《庚子封事》《戊申封事》为解读线索230第一节 道统内容的首次提出:关于《壬午应诏封事》233第二节 治道与善生:关于《庚子封事》264第三节 中和理想的治世尝试:关于《戊申封事》284第六章撑天拄地:何以道统观念必须进入社会历史290第一节道为历史之体:朱子与陈亮的根本区别291第二节 发自道体亦或发自智谋功力:朱与陈之不同政治进步观299第三节道之常存,非人能预:作为纯粹观念的道心以《答陈同甫》之书八为例312附录:在观念与历史之间 对余英时分疏道统与道学之意义的思考326后 记353
內容試閱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大主题。朱熹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大人物,被视为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者,与孔子同样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的伟大哲人。(钱穆语)就传统语汇而言,或许中庸是被应用得最滥泛的概念之一。其不仅成为大众的日常语言,甚至一度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即使在专业学者的语境中,中庸也多被定义为一种思维方式,最典型的表述是适度的艺术。这固然不错,但却极度地缩窄了中庸的广深意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长河中,中庸固然有着发生与流演的过程,但至南宋,经由朱子绾经学与理学为一途的整体性的诠释与阐发,最终成就为一精神的大弥纶,亦可曰中国人世代相传、绳绳相系的精神之道,即所谓道统。应该说,作为文化自觉的道统观念,始于孟子;然而,明确提出道统概念者,实为朱子,正如陈荣捷先生说,朱子实为新儒学道统一词之第一人。道统之真实意义,当然不在名词概念,而在其价值理念。朱子以子思《中庸》为诠释文本,于晚岁序定《中庸章句》。其在《序》中,将中庸之道视为由上古圣神(尧、舜、禹)继天立极而创造并承传之道,即所谓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又以《尚书大禹谟》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规定道之意涵;明确提出道之传就是道心之传;而道心之传实为公平正大精神之传。朱子将此一精神结穴于《中庸》本文,以中和来深化道心之意。中禀赋于大自然之天道,意味着人天生具有某种自我完善的潜在能力(近似康德之人天生具有大自然所禀命的理性能力之意),朱子谓之道之体,意即人之心应以天道为根本之体,故而又可曰道体或心体,皆表人之真理性的主体精神。与中相对应,朱子将和诠释为道之用,以此表达人之主体或曰心体对客体事物的重大影响。其在解释中为大本,和为达道时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朱子将人之主体精神的价值提到如此高度,真可谓大气磅礴,惊心动魄矣!依今语,朱子之中庸,实为主客双摄的大主体哲学,或曰精神哲学。朱子语境中的主体之学,始终与行为践履相关联,道之体与道之用统之于人,故曰: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这里的要切处在于,朱子以道之体用作为中庸思想系统的基础设准,实质上内涵着一价值期待,即经由高上深邃的精神主体而逐步实现有道社会的理想。为此,他在解释《中庸》首章致中和时,便将君子戒惧谨独之德与天地位,万物育之理想通贯为一: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基于个人主体(君子之德)与大自然最终目的(致中和)之间的张力,朱子不仅把以往语义内的中庸,明确为人之心学或曰精神之学,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拓展了内中的思想空间,即由人之心体或曰道体延展出多向度的学思理脉,进而将中庸深化为多重意蕴的观念丛(而不是将其收窄为某种思维方式),据此为人之主体的全面成长(即所谓成人之道)提供了充分的义理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朱子的中庸之学,又可称为全体大用之学。所以谓之观念丛,是因为在朱子的诠释语境中,心体有其天道之大原,故而他详论天命之性与无极太极;为阐明天道与人生之内在的理思关联,又极言理气、天人、善恶、已发未发等诸说;终以仁通解宇宙之大生命,进而为天道与人道确定了最恰切的贯通点,由此天人两界诚为一体,而成人之道亦有天命之性之义据。朱子之中庸,固然有着多向度理脉,然而,若从行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因所指对象不同而意涵也大有殊异。就其对任何人皆可发生思想和实践的指导作用而言,它有着普遍适用的理论意义。而特须注意的是,朱子语境中的君子,首先是指向特定人群的。他要求那些对政治生态及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们,即主政者乃至所有为政者,必得须臾不离道,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间,治理公共事物及百姓日用,每事理会教尽,教恰好,无一毫过不及,朱子又谓之明德新民,体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极,或曰大中至正之极,天理人事之全。就普遍适用而言,中庸可谓之实践学;就主体特指来说,朱子将其深透到政治哲学的论域,使之显豁出更强的历史与现实关切。我们现在的研究,多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朱子之所以特别强调为政者们必须学为君子,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关键位置,关乎民之休戚与国之安危。这亦是朱子一生正本原之地,格君心之非,对政府决策层谏诤不止的深层动因。正如徐梵澄先生在阐发孟子仁政时说,主政者恰如处在圆球中心,一旦角度有些许偏差,球面上的差异就会很大。因此,如果领导者能成为仁义君子,那么,他们所行之政策和原则自然合宜,社会便可进步、繁荣,无论国人知或不知,均可安足。(参阅《孔学古微》之第十五章《孟子》)朱子的中庸思想,无论是作为多重意蕴的观念丛,还是针对特定的行为主体,皆是在观念与历史的大视域中展开的。于此,朱子有着结实的文本依据。一般人们解读《中庸》,不注意中和与中庸的区别。朱子特别指出这一长期被忽略问题,即《中庸》第二章变和言庸(首章谓中和,二章谓中庸),并且进一步诠释,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意;而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就中兼中和而言,实意味着道之体用全在人之主体;而庸训为常,则将体道行道之主体与日用常行的经验世界相关联,这又意味着中的实现,只在日用常行的生活之内,而非脱出具体事境的虚无之物,故反复申说,子思言中,而谓之中庸者,庸只训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 。所谓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会得个是处,便是道也。近时释氏便有个忽然见道底说话。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扑得入手。依今语,中和可解读为,人之整全的精神能力以及有效的实践能力,即朱子所谓全体大用之人。朱子谓中兼中和而与庸相对,由此便将致中和的深意阐发出来。当身兼道之体用的主体,朝向致中和这一合目的的方向时,原本统合于君子个人的中和,实质上便转升为人类历史应然合乎的道理,即所谓天下之大本,而大本的目标,便是达道理想的实现。大本与达道,回答的正是纯粹观念如何普遍适用于经验历史的根本问题。从心理本体来看,朱子诠释中庸,自有他坚执的价值信念。与那些认为人之历史从恶开始的西方思想家不同,朱子认为人的历史从善开始,即所谓上古圣神,继天立极,因此他确信经由对道统的接续,人类就可能在历史中重现三代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社会理想。以恶为始,必然以某种善的形式为历史的终结;以善为始,则历史就是一个可能向善不断回归的过程。当然不是回到具体的三代形态,而是实现善的目标。可以说,这是两种殊途却同趋向善的历史观。故而,朱子以中庸作为中国历史传承相继的道之统绪,实质上是将精神的进步视为历史进步的根本准的,而历史进步的方向则是有道社会的重建。所谓有道,实是人们懂得道理且践行道理,从而推动和谐而合理社会的形成,即朱子所言,在中之理发形于外,即事即物,无不有个恰好底道理。所谓即事即物恰好底道理绝非相对主义的,尊重道理实是一种源自天道的精神,故而朱子恳切地说,有道讲理的社会,全体是天理流行。用今语言之,是大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呈现而已。朱子在观念与历史的大视域中所诠释的中庸,若果谓之中国精神史上的大事件,恐不为过。其实,朱子之义理,皆指向担待者,具体来说,一是为政者尤其是主政者,二是有志担负社会责任的学者。他在辞世前一年对弟子有一嘱说:一日之间事变无穷,小而一身有许多事,一家又有许多事,大而一国,又大而天下,事业恁地多,都要人与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谁做?不成我只管自家?若将此样学问去应变,如何通得许多事情,做出许多事业?此语,至今读来,真如朱子深衷传影于前,令人感慨唏嘘不已矣! 乙未年小暑日 201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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