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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解剖19世纪到21世纪初欧洲历史的骨架！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比勒费尔德学派奠基者汉斯-乌尔里希韦勒重量级遗作。
浅唱低吟，意味悠长，尽显大家随笔之风范！
歌德学院翻译资助项目。
简体中文版首次引进。
《21世纪初的冲突》是一本非常特别的学术随笔集，收录了2014年去世的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对西方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珍贵思考。所探讨的既有德意志“特殊道路”这样的学术问题，也有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演化这样的现实政治问题，但无一不是以历史学、尤其社会史研究法为分析路径展开，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比勒费尔德学派”的学术风范和研究特色，从19世纪直到21世纪初的西方历史的骨架在此揭示无遗。本书无论在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位于国际学术前沿，值得国内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品读、借鉴、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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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为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在本书中对进入21世纪后关键的学术和政治争论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探讨。
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纳粹的遗产，以及欧美的若干现实政治问题。作者通过缜密分析，揭示了德国国防军的战争罪责，明确反对蓄意夸大德国遭受的战争灾难、掩饰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在现实政治方面，他对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趋向发出警告。第二部分重点探讨了19世纪到1949年的德国历史问题，基本围绕德意志“特殊道路”问题展开。第三部分剖析了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一些基本争论，比如，对所谓“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严重质疑。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1949年以后的若干德国历史问题，诸如马克斯韦伯的现实意义，对德国保守主义的评价，民主德国的历史学科发展，等等。
这是一本低吟浅唱却意味深长的学术随笔集，不仅再现了当前德国历史学界讨论的多样性，也体现了“比勒费尔德学派”的社会史研究方法的特色，值得国内学界、读者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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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1931—2014）
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把社会学方法用于历史研究的德国“比勒费尔德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曾在科降大学、波恩大学和美国俄亥俄大学学习。1968年以后，先后在科隆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比勒费尔德大学任教，是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美国历史学会的荣誉会员。他专长于对德国近现代史尤其德意志帝国史的研究，是“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的主要提倡者之一，以及198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已经出版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著作十多部，其代表作《德国社会史》（5卷本）是德国近现代历史著述中的权威著作。2014年7月5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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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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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分
1.德国国防军与民族社会主义
2.20世纪的强制迁徙
3.在通往新的受害者祭礼的道路上？：1940—1945年间同盟国对德国的轰炸
4.先发制人战争的幻想：“冲突”与威慑的后果
5.布尔曼的职业禁令：建立PISA项目所谓的“大学”
第二部分
6.“中产社会”的乌托邦目标与今日“公民社会”
7.1945年后的德国中产阶级：死亡还是凤凰涅槃？
8.普鲁士：怀旧还是恋尸狂？
9.德意志“特殊道路”
10.当今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
11.1860—1890年间的军事现代化崛起
12.成为历史的20世纪
第三部分
13.同一性：一个空洞的热门词
14.新的“怨恨—修正主义”
15.另类希特勒：一部电视系列剧的小结
16.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对决
17.随意的时刻表：“新文化史”的“大纲”
18.将“无聊”作为新的支点？
19.寻找我们今日所需的往昔
第四部分
20.马克斯韦伯的未来才刚刚开始？
21.聚焦德国保守主义
22.审视新保守主义的“结构史”
23.社会史的允诺——提供对纳粹政策的优秀分析
24.20世纪的克虏伯
25.服从国家使命的历史经院哲学：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
26.70年前的希特勒：盲目的权力交接与极权主义革命
附录
注释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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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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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通往新的“受害者祭礼”的道路上？：
1940—1945年间同盟国对德国的轰炸
在德国公众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让人无法忽视的基本思潮，或许是一种心理上的潮涨潮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受害者突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影响深远的开端是君特格拉斯的《蟹行》，小说描写了载有约9000名德国东部难民的邮轮“威廉古斯特洛夫”的沉没。不久以后，《明镜周刊》开始刊登描写德国人被强制迁徙出德国东部以及东欧的系列文章，围绕对1500万人的史无前例的、残酷的“人口迁移”的讨论，完全是一件新鲜事。柏林新闻工作者耶尔格弗里德里希Jrg Friedrich现在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同盟国对德国的轰炸1。实际上，这段历史迄今仍是被德国当代史忽略的题目。一方面，轰炸的幸存者，不只成年人还包括孩子（他们完全可以成为这段历史的专家），显然都在经历这次创伤后无力再重提这个话题；另一方面，人们害怕被指责为“抵账”：在上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以及反斯拉夫人的灭绝战后，人们不敢书写这段德国人的受难史。因此只有个别作家描写了他们亲身经历的德国遭遇夜间轰炸的历史：汉斯埃里希诺萨克Hans Erich Nossack描写了汉堡的毁灭，另外还有格尔特勒迪希Gert Ledig以及迪特福特Dieter Forte的描写。尽管美国与英国历史学家对这段轰炸德国的历史做过分析，但直到不久前，波茨坦的“军队历史研究处”才通过巨著对二战中同盟国对德国的轰炸展开深入研究（在第7卷中）。就此而言，弗里德里希堪称当之无愧的先锋，他打破了长期的禁忌，对这个题目进行了极为详尽的研究。
弗里德里希放弃了任何开场白，也放弃了把同盟国的空袭置于1939年9月以来总体战的历史背景中。他立刻直入主题，形象地描写了他认为军事上毫无意义的对众多拥有两千年历史文化的德国城市的轰炸，另外还有对约60万平民的蓄意谋杀，尤其是投放火焰温度高达1400度的燃烧弹，此外还有爆破性炸弹与空投水雷。自1920年以来，英国校级军官从英国远征军团在一战中的巨大损失中得出结论——在未来战争中不对敌人采用大面积轰炸。当1939年波兰在第一次闪电战中被占领，欧洲大陆的头号军事强国法国也被击溃，英国孤身奋战的时候，在英国上空的空战引起了英国的反击。空战是为德国攻击英国而进行的有计划的准备，这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是针对几十个英国城市的，被“彻底摧毁”（希特勒语）的城市考文垂Coventry便是其标志。尽管爆破性炸弹很恐怖，但其影响的有限性很快就得到了证明。“装载3000吨炸药的轰炸机群不能毁灭一个城市。”弗里德里希断言，“引起火灾的弹药可以造成自行蔓延的火灾。为此需要两个领域的科技，一是点火，二是无线电导航。消防工程师与电子物理学家在三年里研制了用于定位易燃居住区以及点火的系统。”弗里德里希描写了几十个德国城市——从1942年3月的吕贝克，到1945年3月的维尔茨堡——被毁灭后的景象，它们沉没在瓦砾与灰烬里。在他的书里，世界末日的场景一再重现。“世界末日也不会比这更可怕了”，不只在幸存的目击者的脑海里有这样深的印象。
德国空军在二战中投下了大约103000吨炸弹。而单在1945年3月，英美轰炸机机群在德国上空投下的炸弹就比这还要多。他们一共投下130万吨炸药，其中的几乎13是1945年1月到4月末投下的。主要目标并未实现：用空中恐怖来折磨德国平民，使他们反对希特勒。与此相反，希特勒的宣传工具不需要再煽动对“空中海盗”的仇恨了。美国《轰炸战略略览》在战后断言：对城市的轰炸在军事上收效甚微。而替代“皇家空军”夜晚大面积轰炸的美国“飞行堡垒”在白天对重要军火工业以及交通系统有目标的轰炸，被证明是有效的。施佩尔Speer的大型机构自1944年秋末以来就已陷入瘫痪。
对毫无意义的破坏的愤怒，折磨着弗里德里希。这种愤怒使他的书有一种力量，使其语言有一种魔力，但最后也倾向于不厌其烦地描述灾难。因此他的描写也可能存在让人感到迷惑的地方。他放弃了把对德国的轰炸放到历史背景中。是希特勒以及他的德国人酝酿了这场战争，并发动了这场战争。早在1939年9月，这场战争就随着在波兰后方的谋杀而有了后来世界观战争与种族战争的特点；自1941年夏天对苏联以及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性战争以来，这场战争的丑恶嘴脸便暴露无遗。德国空军的轰炸在军事上并无意义，不论是对华沙市中心的居民区、鹿特丹的居民区的轰炸，还是在不列颠空战中对几十个英国城市的居民区的轰炸。英国对德国城市所发起的轰炸，只是正常反应，而非率先为之。
这不能用于为任何一场造成残酷后果的轰炸进行辩护，但它可以矫正比例。大屠杀一直在不断发生。15的波兰人，15的南斯拉夫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上百万俄国平民被杀害，600万犹太人在短时间里被屠杀。当苏联红军1944年夏天歼灭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时候，至少有35万德国士兵丧生，比所有轰炸遇难者的一半还多。死任何一个人都太多。对于个人来讲，不管在盖世太保的地窖中，在集中营，在东线战场还是在防空洞中罹难，死亡的瞬间并没有大的区别。 指出连续性的大屠杀，原本可以使这样的印象——对德国城市以及受害者的轰炸是史无前例的——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在总体战中，为了幸存，也为了报复，被攻击者也会采用一切非人道的手段。
历史内容是一码事，语言、历史判断的不确定性以及有时欠考虑的情绪化倾向则是另一码事。书中多次提到了对德国城市及其平民百姓的“灭绝性战争”，尽管出于良好的理由，这个历史学家的术语迄今为止还只用于对犹太人以及东方斯拉夫人的灭绝性战争。难道不应该在此对语言进行一下区分吗？还是说，作者实际上是在故意把两者对等呢？书中有这样的表达，如“接受任务进行大规模屠杀”， 无止境地“屠杀平民百姓”，一场“蒙古毁灭风暴”以及一场“令人费解的疯狂的毁灭”。“轰炸机第5组”突变为“行动小组”，空战中的牺牲者被解释为“被斩草除根”，他们的地窖被解释为“火葬场”。这是毫不掩饰地在语言上将其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恐怖相提并论。难道这些概念只是在语义上偶然出了差错，难道像弗里德里希这样思考型的作者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吗？在我参加的一次黑森电视台的讨论中，弗里德里希多次提到同盟国对德国轰炸的“卑鄙无耻”与“下流”，低空飞行战机的嗜血兴趣，他们连正在卧床休息或者正行进在迁徙队伍中的“被强奸以及怀孕的妇女”都不放过。这种混乱的语言——就算战争与大屠杀的罪行也要求严谨的表达手段——旨在引起或者加剧人们的怨恨，如果不是唤起人们的新仇恨的话。
再强调一下：对轰炸及其所摧毁的城市，对轰炸受害者及其遭受的精神创伤，终究必须进行讨论。但丘吉尔与希特勒作为大轰炸的发起者，真的不分伯仲吗？用大面积轰炸的方法来迫使令人憎恶的、强大的敌人屈服，这个考虑一开始就错误吗？在对抗已经表现出总体战特征的时候，还有别的选择吗？
弗里德里希作品的危险性在于：它热情洋溢地支持同盟国轰炸中的无助的受害者，也支持“未来巴格达的受害者”，可能也会支持时髦的受害者的祭礼，新德语叫“cult of victimization”，这个词在美国早就引起了轰动。退却到受害者的角色，在德国的政治文化中有可怕的传统。因为许多德国人觉得自己是1914年前“被包围”的受害者，一战的受害者，通货膨胀的受害者，“大萧条”的受害者，被那位“进口”的布劳瑙人（指希特勒——编注）征服的受害者，二战的受害者，被强制迁徙的受害者，被战胜国审判的受害者以及分裂的受害者。有幸的是，这种自我怜悯并没有毒害联邦德国的政治气候，更不用说占据优势了。但在右翼小丑的政治领域，它还继续存在。像弗里德里希这样一位如此擅长文墨，对近代史如此熟悉的人，人们原本期待他能作出全面的评价，首先期待他对自己的语言字斟句酌。我们不得不翘首以待，这本书一开始产生的令人震惊的影响能否持续。在关于强制迁徙以及轰炸的讨论以后，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是受到雷达的影响，4万多名水兵因潜艇沉没而淹死？是单在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失败后，国防军的死亡人数就比战死人数的一半还要多？是夜航战斗机的终结？
也许在公共讨论中确有补救的需要，也许讨论甚至能产生让人解脱的效果。但如果通过受害者祭礼而借题发挥，那么德国公众便会逐渐丧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的宝贵成就：对我们近代史的自我批评，而正是这种批评使得我们有能力面向未来。
（更多精彩内容，请见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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