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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项目是编者从约18000余册中国历代典籍中搜集有关孝文化的内容，将分散零碎的资料从不同角度汇编成12卷，全方位地展示中华孝文化的创立、传承及各种表现方式和发展趋势，是第一部将历代国家法令，历代各家孝论、孝行、养老礼法等汇集成卷的孝文献集成性著作。
本次出版为本项目的第5—8卷，主要辑录历代对“孝”等道德观念的理解、论述，以时间为序，分为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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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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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明：1973年生于山东省曲阜市，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华孔子学会会员，学习儒学二十年。著有《孔里论孔》《孔子名言译评》《曾子后裔名人》《中华“和”文献集辑》《骆承烈讲〈论语〉》《儒家五圣论政德》等书，参与撰写《孔府档案选》《汉魂—武氏祠汉画像石考释》《孔风儒韵》等书。自2005年至今，查询、收集有关孝文化的文献，收集条目近万条，发表有关孝文化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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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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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李宝库
前言／骆承烈
凡例
第三卷?三国魏晋卷??1
一、儒家??3
二、史家??33
三、道家??54
四、释家??57
第四卷?南北朝卷??63
一、儒家??65
二、史家??80
三、释家??120
四、道家??138
五、其他各家??140
第五卷?唐五代卷??143
一、儒家??145
二、史家??212
三、释家??262
四、道家??274
五、其他各家??291
附录??297
附录一：补三国?艺文志?孝经类??299
附录二：补晋书?艺文志?孝经类??302
补晋书?艺文志?附录?孝经类??304
附录三：补南齐书?艺文志?孝经类??305
补南北史?艺文志?孝经类??308
附录四：隋书?经籍志考证?孝经类??312
附录五：补五代史?艺文志?孝经类 ??331
本卷简明索引? 332?
后记??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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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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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孝，这一伦理道德的重要范畴，不仅汉朝将其定为国策，此后依然被历代王朝所遵行。三国魏晋的政治风云，是东汉以来世家豪族在政治上充分表现的时期。孝的观念，小处说可使家庭稳定，大处说可使国家安定。介于其间的宗族利益，必然在将这一道德理念列于保护之列。这个历史时期，自然有一些以孝维护宗族利益的论述。
三国初期，极力崇尚孔子的魏文帝曹丕说：“在亲曰孝，施物曰仁。”以孝为基础向外推衍至仁。其臣子王昶在《家诫》中说：“孝敬则族人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三国志?魏书》中强调“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此时儒家接续前朝对孝的功能、重要性的肯定，并再一次阐发。道家对孝的范围也做了阐发，如王弼在《老子道德经》中说：“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也，若六亲自和则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道家的代表人物也说，如果六亲和睦了，则天下到处是对父母孝敬、对君主尽忠的人。三国时期佛教刚传入中国不久，也加入了肯定孝道的行列。《佛说盂兰盆经》中，把能孝敬父母的人称作“善男子”。他们在盂兰盆日所做的佛事，正是对自己死去的先人尽孝。
复圣颜回的后裔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历史上著名的一部家训，其中有大量倡导孝的内容。书中有《序致》篇中首提“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教子》篇中也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书中的《治家》《勉学》《归心》等也都论及孝。此书的出现堪为当时北方民间倡孝的代表。
中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是一段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的时期，也是各民族（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实现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西晋建国后不久，王室衰微，导致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南下。当时他们均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曾分别打败过汉族的一些政权，迫使晋室南迁。于是北方数国迭起，南方继晋之后，宋、齐、梁、陈相继称帝。这些政权虽然战争不断，但仍然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继续提倡孝道。如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四月，皇太子讲解《孝经》，在国子学释典孔子，如晋朝旧制。《宋书》之《孝义传》中从各个角度阐明孝的重要性。《南齐书》之《礼上》记“是以忠孝笃焉，信义成焉，礼让行焉，尊教宗学，其致一也”。其《孝义》篇中说：“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然后说：“人之含孝禀义，天生所同。”并认为孝能“通乎神明”。《梁书》之《孝行》篇，亦引孔子语“夫圣人之德，何以加于孝乎？”然后发挥“孝者百行之本，人伦之极至也”，此篇最后又引史臣言：“人伦之德，莫大于孝，是以报本反始，尽性穷神??”
在当时北方相继建成的十几个政权中，也个个与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国家时，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分别用武力统治着北方。但社会发展规律是人类在不断地前进，先进的思想总要战胜落后的思想，当时一些到北方称霸的少数民族，多处于封建社会早期或奴隶社会阶段，而当时我国北方早进入发达的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被征服者比征服者要先进，自然有一些征服者向被征服者学习。在他们学习北方汉族文化的时候，自然要学习当时已经发展、成熟的孝道。其中最典型的是鲜卑族建立的北魏。
北魏的孝文帝，为了推行汉化，不但将国都由平城迁到了洛阳，在朝内学习汉族的朝仪，提倡穿汉服、说汉语、与汉人通婚，还将108个鲜卑姓改为汉姓（包括将自己的“拓跋”姓改为“元”姓）。他对汉族的思想、文化，更是倾慕、学习，在他执政的前后，不但对其祖母冯太后恪尽孝道，而且其父早年背上生疮时，时为太子的拓跋宏居然能为父吮脓。他不但自己行孝，更广泛推行孝道。《魏书》中有大量提倡孝的内容。如《魏书》之《高允传》中记“遵孝道以致养，显父母以扬名”。《房景先传》中详细解释《仪礼》中的丧礼。《孝感传》中对古人孝亲的故事大力表彰。《魏书?礼志》中记魏世宗时大臣奏对时，不但说到“严祖敬宗，追养继孝”，还希望学习汉族的一些礼仪，使人们更好地尽忠尽孝。
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乱，战祸连年，从官吏到百姓整日处于危机之中，因而佛教能较快地在中国推行。由外邦传来的佛教，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站稳脚跟，就要与汉族多年来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广泛地推行孝道，正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此时的释家空前活跃。姚秦时期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最为典型。此经托以释迦牟尼在金卫国大树下孤独园里说法为由，说此时跟从的比丘之众有两千五百人之多，听法之人有三万八千人之众。经中讲到一个人从在母胎中孕育起，到生下来母亲对儿女的哺育，父母对子女的十项恩德，生动形象、淋漓尽致地进行了描绘、说服，举出大量实例，教育佛门弟子一定要感谢父母的大恩大德，还要在此基础上孝敬天下父母。弟子们听后，一一行礼而去。此经广泛传诵，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梁时僧佑所著的《弘明集》中，也通过问答的形式阐明孝道等。
公元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隋朝建立，结束了东汉末年四百多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杨坚一族为北方的汉人，其父、祖长期在鲜卑贵族的朝廷中为官，当他从其外孙北周静帝手中夺取皇权后，理所当然地沿用了汉族文化，提倡孝道。如《隋书?音乐志》中大讲古时各代的乐后，结论是“则《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经籍志》中认为孔子用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许多“列传”中有一些行孝的例子，《隋书》中也同样有提倡和论述孝道的《孝义传》。
公元618年建立的唐帝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人际基本伦常的孝道，当然极力提倡。由所选的资料看，唐代著名的儒家学者、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以及释、道等家，对中国传统的孝道都有一些论述。如唐初文学家王勃慨叹国家中的君主、臣子们懂得孝的人太少，陈子昂把“养三老五更以教孝悌”作为“天下六政”之一。一部记载君臣之间关系的《贞观政要》，大量记载了忠孝的内容。如“心则未识于忠孝，言则莫辨其是非。近之有损于英声，昵之无益于盛德”。当书中说到唐太宗多年来举义兵、打天下、坐天下的时候又说“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政界人物张九龄、张说、颜真卿、权德舆等人也分别在其著作中论述到孝。张九龄说：“夫天下达道者五，所以行之者三”，第一便是“忠孝”。张说把孝道估价得最高，他说“夫孝者法象乎天地，感通乎鬼神”，唐代名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论及忠与孝的关系时说：“故求忠于孝，岂先亲而后君；移孝于忠，则出身而事主。”两者相较，忠比孝更重要，但孝是忠的基础。
韩愈、柳宗元是唐代的两大文学泰斗，他们对孝道同样推崇备至，韩愈认为：“孝为百行之本，无以上之者。”柳宗元认为：“夫人与仁孝偕生，以礼顺偕长，始于家，纯如也；终于夫族，穆如也。其为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与承顺，必称所欲。”当时鄠县有一人自割股肉为母煎药，朝廷对其旌表，韩愈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应以“毁伤为罪，灭绝为忧”。这种人只是为了邀名和免赋，决不应旌表其门。有人以曾参不列孔门十哲对曾参的孝行进行贬低，李观、白居易对此说加以批驳。他们认为孔门“十哲”，只是当年孔子对自己周围的弟子而言，曾子当时年纪小，不在孔子跟前，他不入“十哲”，决不应贬低他在孝道上的师承与传授。
唐代侯莫陈邈妻郑氏进《女孝经》，特别对女子身上体现的孝道进行了发挥，此文借东汉初年班昭（曹大家）向宫中嫔妃讲解女子规范事，形式上依《孝经》写成，内容上却对女子执行孝道说了很多，一切按照封建的礼法去要求女子，用种种限制培养封建社会需要的淑女。因为“人有天地，负阴抑阳”，女子孝悌就与男子不一样。男子移孝为忠，大孝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女子之事父母也孝，故忠可移于舅姑；事姊妹也义，故顺可称于娣姒；居家理，故理可闻于六亲。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全唐文》作为清代整理的唐时散文全集，也可以从书中的文章里看出当时的风俗，当时的孝道可以说是相承于唐之前的。论丧服仪时，对天子之丧、百姓之丧，规定得更加明确。许多人对此议论，且如实记述了当时人们的议论，即不应推行释家的形式，仍用古时孝的礼法。同时此书中也出现了诸如程邈的《请禁割股疏》等反愚孝的文章。
一部《通典》，记载下古时的一些规章制度，对唐代记录得更为详尽。如书之《选举》中记唐玄宗开元十七年“举人条例”中明确规定：“立身入仕，莫先于礼。《尚书》明王道，《论语》诠百行，《孝经》德之本，学者所宜先习。其明经通此，谓之两经举，《论语》《孝经》为之翼助。”科举制是国之大事，更是士人之大事，将《孝经》提到如此高度，可见对孝道的重视。《通典》中之《吉礼》记“先王制礼，依四时而祭者，时移节变。孝子感而思亲，故奉荐味，以申孝敬之心，慎终追远之意”。其《嘉礼》中表彰了四个孤子服母丧的事迹，《凶礼》中更记载了大量丧制，十分具体、琐细。还有一处提到依照周制继母如母，子女照样服丧，不得特殊之说。
在唐代，史家方面论及孝的更多。且不说《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为唐时所修，论孝各有特点，记载唐史的新旧《唐书》，也记录下唐一代史事。《旧唐书?礼仪志》中记魏征说：“夫孝因心生，礼缘情立。”唐太宗贞观十六年，皇帝亲自到国子学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时，太宗问夫子门人中曾、闵为孝子，为什么单树曾子？孔颖达回答：“曾孝而全，独为曾能达也。”皇帝对曾子耘瓜，其父痛责，曾子不逃一事反问孔颖达，孔未能答出。皇帝对此举予以否定，主张真正的孝亲，不应是那样的愚孝。但总的说来唐朝皇帝对主张大孝的曾子特别尊重，如开元八年，玄宗同意表彰孔门十哲及日后对孔学做贡献的何休、范宁等二十二贤时，又敕：“改颜子等十哲为坐像，悉预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十哲之次。”《旧唐书》之高士廉、虞世南、苏世长、濮王泰、傅奕、姚崇、宋璟等十几人的列传中，均有一些提倡孝的言行，其《孝友传》中更列出许多孝子，予以表彰。《新唐书》中对孝道、孝论也有不少记载，其《礼乐志》中记到礼时说：“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上述道德存在于人生一举一动之中，而把“孝慈”排在首位。另一处记太宗贞观二年，玄宗开元七年，在国子学中，皇帝均安排大儒孔颖达等讲《孝经》。书中同样反对割股疗亲之举，认为这种做法不但不能治病，如果这样去做了，儿女不幸死去，对父母而言，更有灭绝之罪。
一部《唐大诏令》，有多处提倡孝的记载。如“孝莫大于扬名”“孝乃天经”“立人之道惟孝与忠”“自古圣人皆以孝理，五帝之本百行莫先”“为子之道莫大于孝”“大孝塞乎天地”等等。用各种形式把孝抬到一个又一个的高度。
另一部记载孝的书是《唐会要》。书中不但记下唐时祭天祭祖的各种仪式，还记下天子如何提倡孝道。玄宗开元十年将自己注的“《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上重注，亦颁于天下”。唐朝的皇帝把古时各种经书分作“大经”“中经”“小经”几类。各种经书各归于一类，唯独所择的博士，在兼通《孝经》《论语》这两部书为必读之书，可见《孝经》在唐代的地位之高。为了更好地学习《孝经》，《唐会要》之《论经义》中特别用很大的篇幅（十二条）论证《孝经》非郑玄所注，结论是所谓“郑注”言语浅薄，不可使用。《古文孝经孔传》也因时代久远不复流行。最后的结论是国子祭酒司纪贞所说，即《今文孝经》是最好的本子，只有将本子选好，才能更好地领悟当年孔子、曾子论孝的精神。为了更好地发扬孝道，该书又对孝的十几种表现做了发挥。如：“秉德不回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叶时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从命不忿曰孝，几谏不倦曰孝，善事父母曰孝，亲睦其党曰孝，慈爱忘劳曰孝，博于备物曰孝，尊仁安义曰孝。”扩大了孝的范围，自然强调了孝的作用。
此时道家在宣传孝道上也不甘后人。在这段时期，道家的许多著作中，多有对孝道的论述与肯定。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源大戒上品经》中说起道教奉行的三宝，即“学道、修道、行道”时，要求人们做到“君亲忠孝”。在一部《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论及各方“和合”时，认为“室家和合”表现为“父慈子孝”，能够做到才能“天垂福庆”。隋唐时道家的《太清五十八愿文》中的“十善劝”中次提到“贤者之才，荣贵巍巍”，学道之人应该“先孝于亲”。另一部《大道通玄要》中说到《十恶戒品》时把不孝列为“十恶”。《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中说：“大慈元上尊，众生真父母。”作于唐代的另一部《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中，以十分形象、具体的语言描述了父母对子女的恩情。太上老君讲完，众道众听后，“涕泪光流”，对老君的教诲“刻骨不忘”，然后相互行礼，嘱咐对方依照经文行世。
唐之后的五十三年，南北方出现了五代十国。一些王朝寿命很短，在文化上不可能有更多的建树，但在推行孝道上却继续延续、传承。如《新五代史》记周世宗说：“孝者，所以教人为美，其意一也。”“孰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无杀人，而杀其父，灭天性而绝人道。”是说用刑罚治理百姓，不如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即用孝道教育百姓。南唐的太常博士陈致雍向元宗顾璟上奏时说：中书舍人张纬主张朝廷取消表彰孝悌的法令是“大放厥词”，认为“人伦之本，莫大于孝”，“教人行孝”中顺其美，表彰明孝道这样的事，是“至德感于上元，广爱刑于四海”的大好事。
这时的释家继续发展孝道，释道宣的《广弘明集》较《弘明集》在说理上又进了一步。他说：出家不出家，一样表现仁心。“弃仁绝义，民复孝慈”这种说法不对，因为有了仁义，才能有孝慈，如果“弃仁绝义”，只能“不孝不慈”。书中记北周武帝要一些僧人还俗，以回家孝敬父母。释慧远说：“您周围的一些大臣也远离父母吗？出家不是不要父母，有时也回家看望父母，目莲僧不也乞食奉养父母吗？一句话，出家与孝敬父母不矛盾。”他们也主张“孝者至天之道，顺者极地之养，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号称出家出世的释家也说“夫礼义成德之妙训，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见臣民失礼其国可存，子孙不孝而家可立”。释道宣撰《法苑珠林》曾被后人称作佛教的百科全书。全书一百六十八部，许多地方讲到孝，如其《弥陀部?业因》中说：“极乐园当修三业”中，第一就是“孝养父母”。《俗男部?劝导》中引“外书”云“力慕善道可安身，力慕孝悌可荣身”。《全唐文》有一处对唐代僧人宗密孝敬父母一事的记录，其人早年丧亲，经常怀着霜雪一样伤悲，悔恨自己未能很好地孝敬父母，于是终身为父母守墓，每年春秋按时祭祀，用各种方式体现自己的孝心。不但自己做，还不停地向僧众讲述孝亲的道理，广泛地宣传孝道。
中世纪的中国，儒、释、道三家一致在皇帝面前争宠，他们都在设法维护皇权。自古忠孝结合，提倡孝便是提倡忠，外邦传来的释家在孝上学儒家，土生土长的道教在孝上同样学儒家。如唐时何粲在《亢仓子》中说“孝者善事父母，尽敬尽顺，通于神明，故曰‘至德’”。《无能子》中说：“所谓美名者，岂不居家孝，事上忠??”当然也有人坚持道家的基本理论，如王真《道德经论兵述要》中说：“大道既隐，下德有知，仁义之行，遂从此始。巧智小慧，大伪生焉，孝慈生于不和，忠臣生于昏乱，兹亦美恶，相形之谓也。”这一时期道家的经文也出现了许多，晚唐时期出现的《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都是道教重孝的产物。
在我国中世纪，由儒家倡导，各家均赞同的孝道，继续传播和发展，许多史书的“艺文”部分，分别记下一些学习、研究、阐发、提倡孝道的书，这些著作虽为后人所辑录，但却依然显示出了我国在这一时代倡孝的内容。清人侯康辑有《补三国艺文》，辑《孝经》类籍十四五家；清丁国钧有《补晋书艺文志》和《补晋书艺文志附录》二书，共辑录《孝经》类书十五家、二十一部；陈述的《补南齐书艺文志》辑《孝经》类书八家九卷；徐崇的《补南北史艺文志》辑录的《孝经》类书中，“南史”十三家三十卷、“北史”及隋十四家二十二卷。除正史中艺文志的补定之外，清人姚振宗又有《隋书经籍志考证》一书，书中辑录、考证《孝经》类书十八部六十三卷，亡书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之后又有清人顾槐三做《补五代史艺文志》辑在日、韩二地保存的《孝经》类书四种，这些古籍有的存世，有的已佚，人们今日仍知有这些古籍，自然能丰富这段历史中倡孝的内容。
自东汉末年至五代时期的七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段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我国各民族的又一次大融合，在世家豪族衰落的前提下，中国历史到了唐朝这个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干和基础的儒家思想，成为各族信奉的思想，儒家“德之本”的孝道为各族各代所接受，并在不断发展中，对我国的封建社会起着维护作用。这七百多年孝的继承与传播，自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骆承烈
壬辰夏于孔子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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