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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被誉为当代西方生态运动的经典之作，它挑战了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机械主义生命观，并提出了过程哲学的自然主义生命观。其中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解读、对可持续农业、能源及城市化问题的探讨、对上世纪70-80年代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现实分析，对今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作者是世界著名的过程哲学家，译者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深入浅出地讲述，读起来生动有趣。
《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还有《生态农场纪实》《生态文明新论》《直面危机：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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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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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两位作者从生命及其进化过程阐释生命意义，界分生命的机械模式、生机论模式、突发进化模式与生态模式，论述了生命整体性思想，论证并阐释了事件思维，批判了实体主义及其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揭示了生命的内在神圣性，而对技术时代生命伦理学问题的讨论，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解读，对可持续世界里农业、女性、能源、交通以及城市化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社会主义有关生命质量及其担当的探讨，也都十分精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依循怀特海的基本主张，特别贯彻和强调过程哲学同东方哲学传统的关联，读来亲切感人。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而本著作所直面的上一世纪70年代美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现实分析，对于今日中国还是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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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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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伯奇，悉尼大学的生物学荣誉教授，作为一个人口生态学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神学。他是澳大利亚科学院的研究员，同时也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之一。他曾经因对于宗教的贡献于1990年联合荣获坦普顿奖。他的著作包括与H.G. 安德列沃斯合著的《动物种类的分布和丰富性》（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4），《自然与上帝》（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65），《面对未来》（企鹅丛书，1976），《生态之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与H.G.安德列沃斯合著，以及《论目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出版社，1990）。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他分别出版了，《重获对于人类和自然的同情》（1993），《论感觉》（1995），与卢卡斯?维斯切合著的《与动物一同生活：上帝造物的共同体》（1996），《生物学与生命之谜》（1999），与大卫保罗合著《生命与工作：对商业人士的挑战》（2003），以及最近的著作《科学与灵魂》（2008）。约翰·柯布是美国加州克莱蒙市神学院的教授。他与1970年与路易斯?福特一起创建了《过程研究》杂志，1973年又同大卫?格里芬一起组织创建了过程研究中心。除了发行杂志和举办大量的会议之外，该中心还针对A.N.怀特海和查尔斯?哈慈肖恩的过程思想组建了一个相关材料的图书馆。库布的作品主要有：《新教中的生存选择》（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62），《一个西方宗教徒的自然神学》（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69），《太迟了吗？宗教生态学》（布鲁斯，1972），《西方宗教徒的生存结构》（席博瑞出版社，1979），《多元化时代的上帝》（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75），《超越对话》（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82），与赫尔曼?戴利合著的《为了共同之善》（比肯出版社，1989）等。他最新的几本著作分别为：《从过程的角度》（2003），《空洞的上帝》（2005），《911和美利坚帝国》（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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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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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序言
第一章 分子、生物及人群生态
从外部看内部
分子生态
生物生态
群落生态
生命之网及生态平衡
小结
第二章 进化
机会与变异
自然选择
目的性的介入
人类进化
小结
第三章 生存模式
模式的功用
机械模式
生机论模式
突发进化模式
走向生态模式
从实体思维到事件思维
无界的生命
小结
第四章 人类与自然
人类存在的生态模式
争议中的人类处境
上升的堕落
动物有体验吗
体验的进化
小结
第五章 一种生命伦理
为什么是一种伦理学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
动物的权利
人类的权利
生物伦理学
小结
第六章 对生命的信仰
被创造的善与创造性的善
一个确信生命价值的人
相信生命
作为宇宙力量的生命
生命与邪恶
生命作为“超越者”
小结
第七章 人类生命所受的生物学操纵
生命伦理
稀缺医疗资源的公平配置
对人类感知经验的操纵
消极的优生学，积极的优生学和克隆
基因工程
小结
第八章 一个正义的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正义
可持续性
不可持续发展和非正义的世界
一个关于“无限增长”的意识形态
小结
第九章 从生态学角度的看经济发展
支配性模式
生态模式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小结
第十章 从生态角度看城乡发展
公平和可持续的农业
公平和可持续性的女性角色
公平和可持续性的能源
公平和可持续性的交通与城市
小结
参考书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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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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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解放”是个强有力的字眼，它激发了许多人的无限憧憬；是各种被压迫人群的呼声。甚至已经被动物保护主义者们扩展到动物身上。
解放之于人类有内在和外在两层意思。外在地讲，它号召将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枷锁完全摒弃；内在地讲，它号召把人性从内在化的压迫性意识形态（ideology）中解放出来。
这些行为我们都认定为解放。它们都反映着特定人群所受压迫的特定经历所不可避免的特殊性，譬如女性、孩童、老叟、被殖民者、犹太人、农民、同性恋、体力劳动者、黑人以及印第安人。但所有的解放运动都含有共同的主题。当它们触及到压迫的根本时，它们所发现的意象和范例却是社会生活中极其基本的，以至于平时很难被注意到。而危险正在于，如果这些范例不被清除的话，可能会得到被压迫人群的认可，从而扭曲他们所获得的解放。这些范例在人类对待动物的问题上同样有效，如果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它们也需要被摒弃。
本书的主题就是对于生命的典范的探讨。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影响着他们对待同类和其他生物有机体的方式。对生命的主流性态度是把生物有机体看作是可操纵的客体，而非有感知的主体。我们赞同帕斯莫尔（Passmore）的观点，即：将生命存在理解成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的看法便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其中人类是唯一有限的的行动者，而自然则是一座庞大的供人任意使用和改进的机械系统。这也正是被生态主义者们所正确地激烈驳斥的形而上的观点。”
尽管这种占压倒性优势的对于生命理解，理论上将所有的人看作是有感知存在的主体，从而独立于客体化了的自然，但事实上，接受了这种生命范例的人，则倾向于将其他人群看作客体世界的一部分。那些无权的群体，无论是女性、黑人或是其他受压迫的人群，极易被有权者否定作为主体的权力，并被视为达成其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正是出于这种客观化的结果，这种把人和其他生命有机体视为客体的结果，许多人都在寻求着解放。
对自然世界，包括对人类的客体化,已在现代的西方学术传统中呈统治之势。这与科学模式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联系紧密。但是，我们赞同帕斯莫尔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形而上学绝不足以构建出整个的西方学术传统……摒弃它并不需要摒弃常常与之相联的科学。” 我们可以把自己从这种形而上学的独裁中解放出来，把自己从它鼓吹的个人或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我们正是从这样的双重意义上号召生命的解放。自有生物学和相关科学以来，生命的概念本身就已被其阐释者缚上了广为附庸的枷锁，因而，解放应首先是从其客体化特征角度，对生命概念的解放，从细胞到人类社区无不如此。其次，就是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的解放，比如从对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的操控和管理到对生命完整意义上的尊重的转化。
第一章 分子，生物及群落生态学
每个生物学家都曾问过：“生命是什么？”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满意的答案。
——圣捷尔吉.阿尔伯特
近些年，有关生命现象的知识和解释如爆炸般迅速增长。尽管人类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生物学无法解释的关于生命 的广阔领域。虽然20年前或者甚至10年前，生物学课本的作者们对定义生命并未表现出多少的为难之色，但今天，他们却对于这个问题敬而远之。我们对生命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对无从对其进行定义。彼得?梅达沃就这个方面写了许多著作，他曾说：“生命是一个在实验室里从未使用过的抽象名词。”
没有对生命的规范性定义，便很难对生物体和非生物体作出精准的划分。尽管如此，石头和水母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原子和分子的结构，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关，同时这也关系到原子和分子的生态系统。原子和分子与它们所处的环境结构有着不同的关系。当一只水母死去时，它身上的原子还是之前的原子，但这些原子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它们的生态系统也发生了变化。对这些分子生态关系的理解对于理解生命本身至关重要。这个层次上的生物学就是分子生态学，接下来的一个层次就是生物生态学——针对个体生物体的研究。个体生物需要喂食、生长、发育、排泄、协调自身功能并繁殖。在健康的生物体中，这些功能同生物的生长环境维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层次上的生物学可以被很恰当地称为生物生态学。第三层，生物个体并不只是独自存活，而是与同种类或不同种类的其他个体共同存活。它是群落的一部分，它的繁荣与它同邻居的生态关系休戚相关。这个层面上的生物学就是群落生态学。
这一章里我们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待生命，并思考这些研究会对“生命为何物”的理解能起到怎么样的帮助。但首先，我们要假设从外部来审视我们的地球，以便让我们获取对生命的特征的认识。
从外部看内部
想象处于太阳系之外的一颗遥远的星球上的一个类人的生物，他用某种功能强大的仪器观察宇宙已逾千万年。想象他的仪器功能强大到足以辨识宇宙中任何地方哪怕细微如原子、分子的一切事物。假设他的仪器转向了我们的太阳系，首先转向了太阳，太阳在他看来只是一颗有着行星系统的普通的星球，无异于任何其他星球，甚至它的化学构成也与宇宙中的其他星球大同小异。然后，大概45亿年前，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地球，在那里，有着迥异的特征。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温度，较之他所观测到的所有其他天体都要温和。他预见到会有更多的发现，因此继续将他的仪器对准地球。地球成形后大约5亿年，他发现热带浅海的水发生了变化。他在别处从未见过的大分子大量繁殖，看上去就像浅海里的汤汁（soup）。
由此便开始了所谓有机分子的历史。它们是基于碳原子连接形成的框架上的分子。它们的出现与剧烈的雷电风暴紧密相关。逐渐地，这些大分子聚集成团聚体，这便是那些看上去形成海里的大分子汤汁的东西。这种大分子汤汁在电气风暴后显然没有再次补充能量，这是一个对由此形成的分子聚集体而言不能持续的能量源。这些分子被称为有机分子是因为它们具有构成生命有机体的分子特性。最大的有机分子聚合体与病毒相似，当病毒存在于活的细胞内时，我们认为它们是有生命的。然而，如果它们最终没有组织成更大、更复杂的被称之为细胞的分子集合体的话，它们的存在很可能只是短暂的。细胞有一层表膜，可以选择进出的分子，这使得它们从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控制它们的内在环境。从大分子到细胞的演进过程，还仍然只是基于今天对存活细胞内的分子集合体的所知而进行的推测。至于演化的步骤我们会有后续的探讨。
然后，细胞再集聚成为更复杂的有机体。首先，生命有机体显然依赖于大分子团。但这些有机体繁殖的时候一定减低了它们所依赖的分子资源。它们似乎在用“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信条，奔向一个短暂的昌盛时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某些正在繁殖的细胞聚合体偶然发生了一个有两步骤组成的光合作用分解了水，这很有可能最先发生于细菌，然后是青绿藻类，再然后是植物。这些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有机体，利用了它们周遭有限的水资源，通过太阳的能源，把水分解为氢和氧。氧气被释放到空气中。由此，地球的大气层第一次包含了氧气。氢和二氧化碳结合形成了被称为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分子。接下来它们被用作燃料产生能量而形成蛋白质之类的分子。重点在于，所有这些大分子都是由植物从它们的环境中获取的小分子（二氧化碳和水）而生成的。有机物再也不需要大分子的供应。因此，生命已经从一个依赖于不可更新资源的不可持续性结构，发展为由持续性太阳能源供给的可持续性的氢结构——与初始的大分子间联系的生命线就此断开。
借助于丰富的能源供给，植物繁殖开始扩张。对于外部的那位类人的观测者来说，地球的整个表面都在变化——变绿了。而且现在，大气里包含着氧，大量的水蒸气还给地球蒙上了一层厚厚的云层。
下一步重要的事件便是，以植物为食的生命有机体的出现?——这便是动物。它们并非从日光，而是从植物所储存的燃料中获取能量。利用在大气中储量丰富的氧气，它们将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能量。这些释放的能量，使小分子得以再次组合成构成它们肉体和存在的大分子。“所有的肉身都源于草”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这位外层空间的观测者，接下来将会观察到动物数量和种类在地球表面的大量增长。从起源地海洋开始，动物侵占了河流，然后是陆地。同时，植物的种类也在增长。从第一个大分子到第一个细胞可能花费了10亿年时间，而从第一个细胞到人类则花费了大约30亿年。
生命有机体的繁殖和多样化进程取决于两个相互区别的事物：忠实地复制自我的能力和间或在复制过程中改变的能力。一个过程保存已存在的生命河流，另一个过程则改变这条生命河流的方向。
这被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覆盖地球的薄薄表层，是地球最显著的特征。见证了这一表层的产生过程，这位外太空的观测者将会如何描述呢？
生命有机体是高度有序的大分子结构。这种秩序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获得的，这一化学反应被称之为新陈代谢 。它们不断复制并在一个较为无序的空间内构建一个不断扩张的秩序的中心。这一来自格罗布斯坦 （Grobstein） 的界定 ，同麦克法兰.伯内特爵士的论述有着共同的重点。后者认为：“对于生命最基本的定义很可能是：生命是复制一套复杂的有机分子的能力。”
热力学的第二个定律认定，所有自足的系统都会逐渐从高等级的状态转化为低等级。在这个过程中会丧失热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的复杂结构趋于简单。有说法认为熵量会有所增长。熵，原本是指能量的转换。宇宙中的所有能量都最终被转化成热能而均匀地散布于宇宙各处。这意味着很多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比如简单的事物结构无法变得复杂。熵的最大值是在当所有事物都处于同一温度因而所有的热传递都停止的假设类似状态下达到的。那么，生命的进化是与热力学的第二条定律相悖的吗？它怎么会在局部熵量减少的时候实现了？恰恰相反――地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能量从太阳到达地球，地球上的生命物体的等级增长是以太阳能为代价的，而太阳的等级到今天为止下降得微乎其微。从整个宇宙来看，还是有熵量的增长；但在所有存活的生命有机体中，仍然会有局部熵量的减少。
熵量的减少是生命有机体的特性，但不是仅属于它们的特性。尽管有机大分子从未达到生命有机体中分子的复杂程度，它们却在生命有机体之外存活。如果我们用适当的仪器望向宇宙，其中的几乎任何位置都可能发现“有机分子”的存在——也就是说，几个碳原子的分子与氢或者有时候与其他原子结合了。它们的形成势必会造成熵量的局部减少。我们并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形成以及如何形成的。结晶也会出现熵量减少的状况，用金属片做瓶盖的机器也一样。
尽管那些已知的有机分子同生命有机体里的大分子相比结构非常简单，这些存在于宇宙深处的有机分子，已经引出了生命体起源的另一个可能的脚本。在地球上，这些简单的有机分子正是生命有机体高分子特性的前身。每天，在每一株绿色植物里，都在进行着从简单的有机分子到高分子的合成。外层空间的有机分子代表了向高分子发展的初始步骤。它们可能在除了地球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能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可以想象它们在宇宙的某处进行了进一步的合成。生物体可能是从地球以外产生，以侵略者的身份从外太空进驻地球的。目前我们没有办法推翻或肯定这种假说。对另一种生命起源于地球的说法也是一样无法认定。我们只知道，生命有机体的大分子能在没有生命有机体帮助的情况下，在实验室里合成，尽管还没有聚合到一块成为活细胞。
在人类出现以后，外部空间的类人动物在观测地球时会发现，地球独一无二的特性不仅在于生命有机体的存在，还在于他们所使用的机器。确实，他要分辨一匹马和一台在田野中移动的拖拉机是有难度的。它们都很大且具有复杂的结构。对生命有机体和机器，我们都可以就具体的某个部分来切合实际地询问：“这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不能询问自然界非生命物体这样的问题，不能这样询问太阳系或它的某个部分，也不能这样询问星云或一个复杂分子的一部分。以这样的形式去发文是不恰当的，而并非是因为它们没有这样的结构。正如索普指出的那样，哪怕一次雷雨都有自身的结构 。它会有上升气流，下降气流，还有电量释放中心，这些简直可以用一张关于雷雨结构的复杂的图表来描述。但对于这其中的任何一部分， 询问其用途都是不明智的。 莫诺在谈及生命有机体和机器，及其具有目的和局部的功能时，也作出了近乎一致的论述 。马的腿是为了让马运动；拖拉机的轮子也是为了让拖拉机运动。索普和莫诺想要说明的是：生命有机体和机器，以及它们的局部，都为一个确定的目的服务。它们以何种方式来进行是另一回事。生物学家认为是通过自然法则的筛选，这些生物有机体才具备了今天的形态。那些不具备适当器官来完成生存和繁衍之目的的生物体，会在生存的竞争中被淘汰。一个世纪以前的神学家也许会认为，生物体和它们的器官为某个目的服务是出于“超越者”的设计，就像机器和它们的零件为某个目的服务是出于人们的构思一样。
假设外太空的这个类人动物，已经成功地区分了生命有机体及其人工制品和宇宙中的其他物质，他是如何做到的的呢？他如何区别一匹马和一辆拖拉机？首先，马是大分子――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核酸及其他元素构成的，拖拉机则不然，它是由包含铁、镍，、铝等成分的小分子以半晶体结构排列构成的，其中的某些部分，甚至可能整个拖拉机都是由聚乙烯塑料制成，而聚乙烯塑料无疑是大分子。将拖拉机和马匹区分开来的，并非是大分子，而是大分子的种类。没有一台机器是由碳水化合物、脂肪、核酸和蛋白质构成的。
其次，马所具有的复杂的新陈代谢，使其从一枚受精卵变为马的形态，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保持着自己稳定的结构。除了有利于生长的环境、适当的温度、保质保量的食物之外，这一过程并非依赖于外力。从受精卵到马匹，而不是一棵橡树，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外力操纵发展的方向。对有机体来说，这个设计的运行是内在的。而拖拉机的结构完全是由外力决定的，即设计者和制造者。当零件老化需要更换时，它的结构由这些外力来维持。 第三，马可以实现自我繁殖，而拖拉机不行。拖拉机数量的增加依赖于制造者。也许某个拖拉机制造者能够造出，一台当母机老化时能按程序造出新机器的拖拉机，即使这是可能的，那也是机器之外的制造者让此成为可能，是他们在关注着母机零件和其他能另一台机器的材料是否兼容。
总而言之，生命有机体是由特种的大分子构成的，而机器不是；有机体的结构是由内在的力量设计形成的，机器的设计则是依赖外力；有机体自我繁殖，而机器不行。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曾提出过与上述理论极其相近的理论，他说：“生命就是一种自我培养及独立地成长和衰败的能量。”这种说法无疑正是指，独立于外界影响的生命有机体的形成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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